加繆：一個完整的人，擁有自然賦予他的原始力量
本文出處：《阿爾貝·加繆：反抗永恒》，作者：[法]讓·格勒尼耶，譯者：謝詩，版本：拜德雅｜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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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論阿爾貝·加繆的話，必須先談論阿爾及利亞——並非要借由他的國家來「解讀他」，而是由此才能理解他性格中的某些特徵。
一到阿爾及爾，我就驚訝於這個國家民眾身上的生命力——我甚至還沒和他們打過交道。阿爾菲耶里（Alfieri）常被引用的那句話，同樣適用於阿爾及利亞：「人類作為植物在那裡生長得比別處更茂盛。」
阿爾貝·加繆（1913—1960），法國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盧保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獲獎作家之一。
是的，阿爾及爾正給我那樣的印象。相比起我剛發現的這個國家，法國給我一種什麼都優質，質地卻又相對粗陋的感覺。法國需要嫁接；而豐沛的氣候、交融的血統可為供給。我很清楚，當人們從曾有「酷熱」之稱的國度返程後，會發現歐洲的一切都如此平庸。阿爾及利亞離歐洲不遠；但那裡充滿生機的氣候完全是另一番面貌。
我常聽見阿爾貝·加繆斥罵法國本土的某種道德貧乏。那些小肚雞腸！那些小小野心！什麼事都精打細算、缺乏慷慨！如果換一個時代，他會是那種打開窗戶，把錢袋全部傾空給窮人的人。那是他西班牙的一面，更勝過他阿爾及利亞的一面；但兩者遠不是不能調和。
血液中流淌的慷慨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得以呈現：一方面是好脾性上的慷慨，體會過的人，或許會產生信賴，也或許會被冒犯。另一方面是品格之高貴、情感之偉大上的慷慨。阿爾貝·加繆對這一點很敏感。如在《不貞的妻子》中，沙漠里的人就比歐洲來的小商販地位更高，即使歐洲人才是本書要談論的話題。
從來不是因為國籍才產生了這些對立。關鍵在於品質。對於風景來說也是一樣的標準：關鍵在於宏偉。
隨著年歲的增長，阿爾貝·加繆愈加思索起自己的出身，這也是常事。他尋找過去的蹤跡。他找到了，又好像沒找到，因為那個過去是私人的，和歷史的過去毫無關係。他出身的家庭、出生的國家似乎來自一個自發的世代，所以模棱兩可。
《第一個人》或許指的是原初的、未受教養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完整的人，擁有自然賦予他的原始力量。這個人可能會做出任何事，無論是極端的善行還是惡行。總之，他絕不行平庸之事。
阿爾貝·加繆對祖國的依戀不容懷疑。他與我相交，一大原因便在於我本人也熱愛阿爾及利亞。他以我為例，來說明一個人能夠愛上母國以外的國家、理解不同的思維狀態、適應全新的氣候。
1920 年，7歲的加繆（中，身穿黑色西裝）在阿爾及爾他叔叔艾蒂安的工作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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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貝·加繆是最早體會到阿拉伯人所受不公待遇的人之一。在他眼中並非所有阿拉伯人都清白、所有法國人都黑惡。在奉倉促為圭臬的時代（隨後反了過來），我們必須感謝他的謹慎評判。
我還記得多年後，我問他：「你如今完全有能力買一間合心的房子，你又如此熱愛你的祖國，為什麼不去阿爾及利亞的鄉間或海濱，買一間漂亮的宅子定居呢？」他回答我，神情不太自在：「因為那兒都是阿拉伯人。」這不是說阿拉伯人的存在令他感到困擾，真正困擾他的，是這些阿拉伯人都屬於被剝奪者——不管這種剝奪的性質為何、程度如何。現在我們理解了他的體貼。但可惜的是，當時兩邊一前一後對此產生了誤解。
在此，我僅僅引述我們的一次對話，它是對過去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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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可惜在土著和殖民者中間，在您這一代人里，沒有像您這樣的人，你們這樣的人本能夠幫助建立一個可行的阿爾及利亞……」
「如果不是被趕出門外，我會留下來的。《阿爾及爾共和報》（Alger Républicain）被查禁了。我想和從前的印刷商A一起創辦一份插圖雜誌，純粹阿爾及利亞式的。樣都打好了。然而A為當局工作，一半的收入都有賴政府，後者警告他說，如果他與我合作，他們將不再給他任何訂單。所以我只好去了奧蘭，靠給人上課艱難謀生。」
「您一開始就是P.P.A.（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一員嗎？」
「是的，我當時在辦一份阿拉伯報紙。那時候，共產黨人支持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轉瞬間又背棄了他們。有年輕的阿拉伯人來問我怎麼想。我正是在那時候離開了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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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不要再過多強調過去。對阿爾貝·加繆來說，阿爾及利亞戰爭是一次內戰，他不得不橫身兩個陣營。
他知道，為了讓法國本土輿論注意到阿爾及利亞問題，他已經付出了一切努力——並且他也發現，只有爆發了嚴重事端，人們才會關注這個問題。
接著他總是回到他認為至關重要並引以為原則的一點：「無論如何，阿拉伯人和法國人會找到共同生活的辦法，他們註定要共同生活。」在他眼中，分離不可能，也不可取。
可惜，在阿爾貝·加繆那個時代，不像蒙田和亨利四世那時候有第三股勢力形成，能幫助法國走出宗教戰爭。即便是很有節制的停戰計劃也沒有獲得響應。
加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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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955年）阿爾及爾生活太平嗎？不，晚上人們出門上街都帶著武器。「我媽媽嚇壞了，她住的巴爾庫爾（Belcourt）街，有天晚上一個阿拉伯人在拉下捲簾門的時候被刺死了。」阿爾貝·加繆試圖讓媽媽離開阿爾及利亞。他想把她安頓在法國他住的地方附近。她同意過來，但住得不安心。她太有身處外國的感覺了。她的祖國不在這裏。叔叔也是一樣，留不下來。他們返回了阿爾及爾，儘管在那裡每天都要冒風險。
不過，到了1955年11月15日，阿爾貝·加繆說媽媽和叔叔最終還是決定來法國南部居住。但他們沒能堅持這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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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們堅決不離開這個國家。遺憾的是，他們的態度一點也不含糊。他們只看得見拯救他們的力量。」的確如此，至少在5月13日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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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本土的法國人呢？「他們對阿爾及利亞不感興趣。我收到讀者關於阿爾及利亞的來信，即便是有文化修養的讀者，也和我說：‘讓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和法國人自己應付去吧！’」阿爾貝·加繆認為這樣的態度意味著無知和自甘放棄。他想要面對而非迴避問題。直面現實！這話很適合他。他不想繞過問題，也不想退縮。他認為，在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法國本土的法國人有決定性的話要說，那將確保和平、維護合法獲得的權利、使人們各得其所。總之，就像他戰前支持布魯姆-維奧萊特提案（projet Blum-Viollette）一樣，他後來也支持一切能夠帶來和平的創舉。
他心中感到內疚，那內疚是本土許多法國人沒有、只有在阿爾及利亞的少許法國人才會有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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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5月13日前，1956年2月6日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最重要的日子。正是在那一天，扮演調停者角色的第四共和國顯得無力再為這場戰爭畫上句號。時任部長會議主席任命了一位主張妥協的軍事將領出任駐阿爾及利亞公使，但在騷亂面前，主席似乎屈服了，接受了被指任者的辭呈。阿爾貝·加繆很憂慮。兩天后，我們共進午餐時，酒館老闆跟他稱頌他同胞的勇敢。他沒有回話。一種解決的希望飄然遠去。他為此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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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組建一支「停戰委員會」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阿爾貝·加繆隨後便於1956年1月中旬前往阿爾及爾。
他對委員會的效力不抱任何幻想。但在他看來，那是讓局勢明朗起來的一種辦法。「每個人都表明自己想要的。」無論如何，這一提議的首要功效在於使人們走出陰影，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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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他關心一位建築師兼畫家朋友的命運，設法讓他在遭到數週拘禁後獲釋。
這位青年時交好的朋友，1957年10月身居巴黎。他告訴我們，他在牢房裡和17個人待了17天。其中一個刺有紋身、面露狠色的小頭目，在知道他是加繆的朋友，並有加繆為他辯護後，說「友誼真美！」，還和他背誦了《反抗者》中的段落。
加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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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出版的《流放與王國》，囊括了題材和筆調多有不同的短篇小說。其中《不貞的妻子》和《來客》（L’Hôte）兩篇發生在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爾有位斤斤計較的歐洲小販和妻子遠赴姆紮卜（M’zab），那裡與世隔絕，還保留著某種自治，而在姆紮卜的首府蓋爾達耶（Ghardaïa），一位年長的阿拉伯人給妻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狀若領主，下午在要塞之上踱步，對週遭不屑一顧的樣子。她那時在心中背叛了丈夫。
讀者初一看，會認為歐洲與阿拉伯比照太過鮮明，一方比起另一方來說受到了貶毀。
「但是，」阿爾貝·加繆說，「要是脫離了歷史背景、脫離了現實情形，那一切將不成問題。相比城里的商販，沙漠居民的高貴毋庸置疑。爾後還要考慮到這裏的歐洲人是位‘小白佬’。」
「總之，沒理由因為突髮狀況而改變我們認為是真實的東西。」（這句表態對描繪阿爾貝·加繆其人的形象來說尤為重要。）
往日交談時，我曾告訴他，從嚴格的文學角度說來，《來客》引人聯想到《解放的耶路撒冷》（Jérusalem délivrée），在後一部作品中，無論是穆斯林陣營還是基督教陣營，都擁有許多驍勇的騎士。這是一次不帶偏見的紀念。但不論怎麼說，在阿爾貝·加繆看來，自己既不被阿拉伯人、也不被法國人欣賞。無論如何，他都盡力避免陷入道德教誨式的文學，儘可能準確地、不加修改地傳達他的所思所想。
在《不貞的妻子》里，他淡化了丈夫的陰暗面，以免激化男女之間的差異。
他最要尋求的是平衡。所以他才會擁護阿爾及爾某位議員提出的社群聯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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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得知自己獲盧保獎（那是在10月份），12月要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時，他說：「我正準備寫一本有關1914年以來的阿爾及利亞的書，我想到那邊去，安安靜靜地重遊一些地方。下個月，11月，我有空去嗎？花上很短的時間。」
這本書應該是《第一個人》。
他想在此之前完成《群魔》的戲劇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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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他傷心、陰鬱、焦慮，想著是否決意要去阿爾及利亞。
他拒絕簽署關於阿爾及利亞的系列宣言。
他對於法國轟炸沙基埃（Sakhiet）一事深表遺憾。
他接到托他進行干預，以爭取寬恕的請求，而有關寬恕，從來沒人徵求過他的意見，他都是主動寫信出面。他常常寫信，如有需要，還致函外國領導人。他從未提起過這種種干預，公開時沒有，與朋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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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爾摩時，有卡比爾人責怪他沒有站在支持民族解放陣線（F. L. N.）一方，他反駁了對方，在指明自己是頭一個因為支持阿拉伯人而被驅逐出阿爾及利亞的記者後，他被逼上絕路：「我支持正義，然而，如果要我在正義和母親間選擇，我選擇我的母親。」
應當把這份某些人視作可恥的自白，放置在一種特定的國家和人的視角下來理解。
當阿爾貝·加繆提起她的母親，說他將選擇她而非「正義」時，他這樣做沒錯——母親與正義是完全可以調和的。母親出身貧寒，一家人在阿爾及利亞定居已有很長時間，阿爾貝·加繆只能去影射一個超出其個例的更普遍的問題。因而並沒有陷入兩難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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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爾貝·加繆心中，阿爾及利亞與母親是分不開的。他將二者混入同樣的愛意中。
二者共同組成了他的過去。我曾說過：他生活越是向前，便越發覺得需要以過去作支撐。
這裏的悖論在於，對移居者來說，阿爾及利亞是一片沒有過去的土壤。1848 年，爭相湧上冼拿河的船隻，經由運河和鐵路前往馬賽，再是非洲的人們，身後不曾留下些什麼，只務必要在這片充滿敵視的、荒蕪的、他們曾經置若罔聞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窮人就是這麼個情況。像阿爾貝·加繆的父親是阿爾薩斯人，母親有西班牙血統。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阿爾貝·加繆尋訪自己的身世時，發現阿爾及利亞的市政府沒有檔案室。未來充滿著不確定，他也一樣。沒有可以留存的東西。建造、推倒、重建，這就是那些沒有過去、沒有傳統可堅持、沒有教誨可聽從、沒有榜樣可注視的人平日裡的工作，他們僅僅是快活地生活在光明當中。
他在描述地中海周邊各國的人與當地土著之間的關係時，謹遵其鮮活的複雜性。但和沒有在阿爾及利亞生活過的人言及此事，也只是言之無物。在1958年出版的《阿爾及利亞專欄》（Chroniques algériennes）中，作者已然充分抒發了他對他所愛國家的感情。
原文作者/讓·格勒尼耶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