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像征

長城：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像征

趙現海

  在我國廣袤大地上，長城如一條「巨龍」蜿蜒盤旋，主要沿東北平原南緣及內蒙古高原東、南邊緣的農牧交錯地帶，向天山南北和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的綠洲沿線延伸，自東向西連接了大興安嶺、燕山、太行山、陰山、賀蘭山、六盤山、祁連山和天山等山脈。早在公元4世紀，古羅馬歷史學家阿米安·馬爾施連在《事業》一書中就記載了長城：「在東方和距兩個斯基泰地區以遠的地方，有一用高牆築成的圓城廓將賽里斯國環繞了起來。」這裏的「賽里斯」是Seres的音譯，「賽里斯國」意為盛產絲綢的國家，指中國；「圓城廓」指長城。當今世界，人們提起中國，就會想起萬里長城；提起中華文明，也會想起萬里長城。

  在2000多年的營造史中，長城先後歷經了春秋戰國、秦、漢、北魏、北齊、隋、唐、五代、桑治、遼、西夏、金、明等歷史時期。我國境內各歷史時期長城分佈範圍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共15個省（區、市）的404個縣（市、區），文物本體包括長城牆體、壕塹/界壕、單體建築、關堡、相關設施等各類遺存，總計43000餘處（座/段），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的文化遺產。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十分重視長城保護和長城文化發掘。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長城文化價值發掘和文物遺產傳承保護工作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古老長城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

一

  長城的修築，源起於春秋戰國時期部分諸侯國在其邊界處修築連續性防禦牆體的傳統。《管子》記載，「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左傳》記載，楚國有「方城」。《漢書》記載，西漢南陽郡葉縣，原為楚葉公之邑，「有長城，號曰方城。」戰國時期，伴隨兼併戰爭加劇，各國普遍修築長城。秦、趙、燕都在北部邊疆修築長城。春秋戰國長城見證了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我國北方農耕地區的地緣政治及其變化情況。

  秦漢時期，我國進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階段，這一時期長城得到大規模修築。秦朝拆毀內地長城，在北部邊疆勾連秦、趙、燕長城並加以增築，形成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秦長城東起遼東，西至臨洮（今甘肅岷縣），充分借助山河之險，「塹山堙穀」，形成了嚴密的防禦工事。漢長城東起遼東，連綿牆體蜿蜒盤旋，直至甘肅玉門關，玉門關以西以烽火台沿沙漠南北交通線路往西延伸。漢長城因此形成由牆體、列城、亭障、烽燧構成的防禦體系。秦漢長城工藝以土牆、石牆為主，漢長城在河西走廊、西域等地以蘆葦、紅柳、梭梭木加沙的構築方式較常見，烽火台除黃土夯築外，還有土坯或土塊壘砌做法。秦漢長城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時期的重要產物，見證了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我國北方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之間第一輪大規模碰撞、交流與融合，自此產生了一整套國家軍事防禦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工程技術體系。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魏、北齊等政權均不同程度修築、改建或增建長城。

  隋唐時期，隋朝多次大規模修築長城，唐朝持續修繕、沿用前代長城，並在局部地區增建長城。景龍二年（公元708年），唐朝在黃河河套以北修築了西、中、東3座受降城和1800餘座烽燧，與周邊的軍鎮、戍堡形成了完善的邊防體系。唐朝時長城主要沿天山南北的交通線路向西大規模伸展，形成散佈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全境交錯縱橫的烽火台、戍堡網絡。長城也成為唐人詠歎邊塞的重要意象，唐太宗在《飲馬長城窟行》中寫道：「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

  長城是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像征。圖為2024年10月2日拍攝的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金山嶺長城。 中新社發 丁建光/攝

  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是中國長城修築史上一個特別的時期。五代、桑治、遼、西夏、金等均不同程度修築、改建或增建過長城，或在局部地區新建了具備長城特徵的防禦體系，但這一時期的主要建築形式不是牆，而是壕。桑治朝通過挖壕引水形成屏障。遼曾「築長城於鎮東海口」，位於今遼東半島南端。金界壕（又稱「金長城」）始築於公元12世紀初，是金代建設的軍事防禦工程，主要分佈區域為我國內蒙古高原東區，界壕內壘牆體，設有馬面，擴大防禦面積，並在戰略要地設置關隘、城堡、烽燧，在重要區域形成多層壕、牆並列的嚴密防禦體系，是同時代各政權中規模最大、長度最長的，見證了我國東北地區公元12世紀至13世紀遊牧與漁獵兩種不同生業、不同部落之間的碰撞、交流與融合。

  明長城在工程技術、整體規模等方面較之以往各歷史時期有顯著提升，展現了我國古代在軍事防禦體系建設方面的最高成就。明代對長城主要設施進行普遍包磚，並創造性地發明了空心敵台，其內部可以駐兵、屯糧、儲存武器，四面開箭窗，有助於掩蔽士兵，對外射擊，相當於一座戰鬥堡壘。明長城見證了公元14世紀至17世紀我國北方農耕、遊牧、漁獵、畜牧等不同文明、文化之間的又一次大規模碰撞、交流與融合。

  長城，以其上下兩千年、縱橫數萬里的時空跨度，成為人類歷史上宏偉壯麗的建築奇蹟和無與倫比的歷史文化景觀。1987年，長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

二

  長城是中華民族書寫的無言史詩，是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像征。

長城的修築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築工藝與傑出的民族智慧。在長城修築中，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秉持「天人合一」理念，努力將自然天險與防禦工事相結合，體現出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理念，因地製宜，就地取材，使長城與沿線地區廣袤的山嶺、草原、森林、戈壁、沙漠、農田、綠洲等融合，形成雄渾、壯麗的獨特景觀。比如，山海關北依角山、南臨渤海，長城蜿蜒山嶺、伸入海中。北京懷柔的箭扣長城，修建於陡峭懸崖之上，如滿弓扣箭，故而得名。長城的建造過程，體現了我國古代自成體系、不斷髮展、日臻完善的磚石、夯土建築營造技藝及建築工程管理的完善體制，展現了軍事防禦體系的縝密設計與完備功能，是人類歷史上偉大建築奇蹟的物質見證和人類創造精神的傑作。世界遺產委員會在將長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時，如此評價長城：「它在文化藝術上的價值，足以與其在歷史和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長城的修築加強了邊疆地區的治理。自古以來，中國就十分重視邊疆治理。隨著長城的修築，建立起眾多的軍事設施、民眾聚落、信仰場所，推動長城地帶成為北部邊疆的「中心」。秦朝「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遷北河榆中三萬家」。西漢在長城地帶推廣軍屯，「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隋長城修築之後，「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明中葉，益兵增將，絡繹於道，營帳星羅棋布，餉用既饒，市易繁盛，商賈因此致富者甚多，起居服物競尚華靡，習尚為之一變。」長城構建起的軍事防禦體系，塑造了中國北部邊疆有效的社會秩序，體現著古代中國邊疆治理的智慧。

長城的修築見證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長城修築後，逐步形成關市、榷場、馬市等貿易場所，長城地帶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守望相助、和諧共生的共同家園。西漢長城修築之後，漢匈逐漸轉向經濟貿易，「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複犯塞」。東漢時期，北匈奴時常前來長城地帶貿易，「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明朝時「馬市為夷貨流通之府，胡漢之人胥仰藉焉。搶掠所獲，不足以當市易之利。夷人以市為金路，惟恐失之」。在這一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把大一統看作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長城的修築促進了北方其他民族對華夏文化的仰慕與認同，推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西晉時期，深受漢文化影響的匈奴人劉淵自稱「漢王」，認為是漢朝的繼承者。統一北方的北魏，自稱「中國」，並將民族起源追溯至黃帝，孝文帝還主動實行漢化改革。隋代時，東突厥的啟民可汗請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晚明時，被明朝冊封為忠順夫人的三娘子感歎：「求再生當居中華。」入主中原甚至統一中國的少數民族，也都形成了跨越長城的文化認同。長城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中，在培育塑造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城的修築推動了中西文明持續交流、互鑒、交融。古老的絲綢之路開闢了東西方交流先河。絲綢之路沿線的長城、亭障、列城、烽燧起到了保護這一條漫長的國際交通幹道安全的重要作用。比如，漢代修築的亭障，成為保障絲綢之路的連綿柱蠆式，「曠哉絕域，往往亭障」。世界各地眾多商品進入到漢朝，「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向漢朝朝貢的各國使臣絡繹不絕，在長城之下開展貿易，「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通過絲綢之路，域外的農作物如葡萄、石榴、大蒜、香菜、胡蘿蔔等傳入中國；波史芬、吐火羅文、梵文等多種語言文字，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也傳入中國，對我國思想文化、風俗觀念、建築藝術等產生深遠影響，推動了文明交流互鑒。經由絲綢之路，中國的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天文曆法、哲學思想等傳播到世界各地，有力推動了人類文明發展進程。

長城的修築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在2000多年的持續營造過程中，長城展現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難險阻、頑強不屈、吃苦耐勞的精神特質，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家國情懷，追求和平、維護和平的基因血脈。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面對外來侵略，長城實現了從「磚石長城」到「新的長城」、「精神長城」的昇華。抗日戰爭期間，我國軍民在長城一帶英勇抗擊侵華日軍，極大激發了全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抵禦外敵、視死如歸的民族精神。一首《義勇軍進行曲》更是喚起無數中華兒女的愛國情懷和昂揚鬥志，長城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像征。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歷經歲月錘煉，長城蘊含的精神內核和文化價值深深融入中華民族血脈，對於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均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三

  長城見證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歷程，長城文化千年賡續，長城精神薪火相傳。在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傳承弘揚中，長城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強大精神力量。

  中國共產黨曆來高度重視長城保護和長城文化發掘。新中國成立後，長城保護工作取得明顯進展。從1952年修復八達嶺等長城點段並對公眾開放起，陸續開始了對長城的保護維修和旅遊開放。1961年3月，國務院發佈《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並將八達嶺、山海關、嘉峪關等重要地段的長城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8年5月，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印發《關於加強對長城保護的通知》，提出一系列保護措施。長城成為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和對外交流合作的友誼橋樑。

  2006年10月，國務院頒布《長城保護條例》，明確提出建設長城保護員制度。甘肅省敦煌市轉渠口鎮呂家莊村村民張吉全應聘成為敦煌市文物保護中心文保員，後來他的妻子聞春瑜也成為一名文保員。圖為2024年7月16日，張吉全和聞春瑜夫婦沿著漢長城巡護。 新華社記者 馬寧/攝

  改革開放後，經濟社會發展給長城保護帶來新的課題。1984年7月，《北京晚報》等單位發起「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丹恩小平同誌、習仲勳同誌親筆題詞：「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保護長城的理念傳遍中華大地。這一時期，長城保護法製化建設不斷加強。2003年4月，國家文物局等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長城保護管理工作的通知》。2005年底經國務院批準，國家文物局印發《長城保護工程（2005—2014年）總體工作方案》。2006年10月，國務院頒布《長城保護條例》，這是我國文化遺產領域第一部專項行政法規，總體確立了長城保護的法律地位。2006年起開展長城資源調查。長城成為人們瞭解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金色名片。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長城文化價值發掘和文物遺產傳承保護工作。2019年8月，總書記在嘉峪關考察時指出，「長城凝聚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像征。要做好長城文化價值發掘和文物遺產傳承保護工作，弘揚民族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凝聚起磅礴力量」。2024年5月，總書記在給北京市延慶區八達嶺鎮石峽村的鄉親們回信中指出，「希望大家接續努力、久久為功，像守護家園一樣守護好長城，弘揚長城文化，講好長城故事，帶動更多人瞭解長城、保護長城，把祖先留下的這份珍貴財富世世代代傳下去，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力量」。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批示，為長城文物保護和長城文化傳承弘揚指明了方向。

  2024年11月18日，由中共北京市延慶區委宣傳部主辦，北京市延慶區長城管理處、北京市延慶區文物局承辦的「長城·聚首——紀念長城外交70週年」主題展開幕儀式在八達嶺長城望京文化廣場舉辦，通過精心挑選的663張珍貴歷史文獻照片及詳盡史料，生動再現了八達嶺長城作為國家級禮賓場所的獨特魅力與深遠影響。圖為「長城·聚首——紀念長城外交70週年」主題展活動現場。 延慶區委宣傳部供圖

  進入新時代，以國家頂層設計為引領，長城文物保護、精神傳承、價值利用進入新階段。2016年11月，國家文物局發佈《中國長城保護報告》。2019年1月，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聯合印發《長城保護總體規劃》，明確提出長城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像征。2021年，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印發《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要求建立符合新時代要求的長城保護傳承利用體系。2023年12月，國家文物局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長城保護工作的通知》。一幅保護長城遺產、挖掘長城價值、傳承長城精神的文明賡續畫卷徐徐繪就。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始終把保護放在首要位置，全國現有長城保護員7000多名，山西、山東、寧夏等地出台省級長城保護條例，陝西實施省級長城保護總體規劃，京津冀三地建立長城保護利用信息共享機制，山東構建縣、鄉、村三級保護網絡並設置860個齊長城巡護公益性崗位。圍繞長城國家文化公園「1+2+15」規劃體系（即1個總體規劃，2個專項規劃，15個分省份規劃）落地實施，各地製定配套方案。同時，注重講好長城故事，弘揚長城文化，長城精神和長城所承載的豐厚優秀傳統文化挖掘闡釋不斷加強，長城蘊含的精神價值整理挖掘、研究闡釋和宣傳教育水平不斷提高。2021年7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長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評為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示範案例。

  新徵程上，保護好傳承好長城這一歷史文化遺產、這一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長城學會專家委員會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