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 | 關中文化與時偕行

文化中國

關中文化與時偕行

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

  關中地區位於陝西中部的渭河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從仰韶時代彩陶文化的絢麗多彩、西周青銅文明的熠熠生輝到秦漢隋唐的文化大一統傳統，從古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到儒、釋、道的思想會通，從「民胞物與」的關學創立到市民文化的繁榮再到紅色文化的熔鑄，關中文化與時偕行，推動中華文明輝光日新。習近平總書記在陝西考察時指出，「要把凝結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文物保護好、管理好，同時加強研究和利用，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找到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的連接點，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陝西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關中文化在新時代煥發新的生機。

一

  關中地區古河渠縱橫、土質肥沃、氣候適宜，「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孕育了悠久的農耕文明，成為古代王朝定都的理想之地，深刻影響著中國歷史進程和中華文化走向。

  藍田人、大荔人和秦嶺舊石器時代等遠古遺存，在中國舊石器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地位。從約8000年前的老官台文化粟、黍培育，到7000—5000年前仰韶時期的農業聚落，證實了成熟的農業生產體系已然形成。臨潼白家村彩陶是關中地區萬年文化史的重要見證，半坡「人面魚紋」與被譽為「華山玫瑰」的花瓣紋等經典圖案，集中反映了華夏先民的審美和原始宗教觀念，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陶器上出現的刻畫符號，為探索早期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線索。西安半坡、臨潼薑寨、高陵楊官寨的環壕聚落，揭示了當時社會複雜化的進程，成為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早期典範。

  關中地區位於陝西中部的渭河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從仰韶時代彩陶文化的絢麗多彩、西周青銅文明的熠熠生輝到秦漢隋唐的文化大一統傳統，從古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到儒、釋、道的思想會通，從「民胞物與」的關學創立到市民文化的繁榮再到紅色文化的熔鑄，關中文化與時偕行，推動中華文明輝光日新。左上圖為人面魚紋盆。右上圖為何尊。左下圖為秦始占士陵銅車馬。右下圖為大雁塔。 陝西省委宣傳部供圖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周疆域廣大，以周原、豐鎬為中心，通過「封邦建國」將血緣與地緣結合，構建起拱衛共主的天下秩序，而以嫡長子繼承製為核心的宗法制度，實現了家族倫理與國家政治的有機融合，奠定了中國社會數千年「家國一體」的基石。寶雞周原遺址揭示了「古公亶父遷岐」的歷史與都邑格局，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史牆盤等青銅重器，是西周政治文明和經濟社會狀況的實物見證。何尊銘文「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是現存「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見證，彰顯了「擇中建極」與「敬德保民」的智慧，為後世「大一統」與「多元一體」認同奠定了觀念基石，逨盤、逨鼎體現了西周「德主刑輔」的治理主張。周朝的王官之學是諸子百家思想之濫觴，《周易》塑造了國人的辯證思維，《詩經》成為中華美學重要源頭。西周青銅器銘文在漢字史上承前啟後，鑄刻了世界史上獨特的青銅文明。孔子「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讚歎，正是對周文化輝煌成就的至高禮讚。

  周平王東遷後，關中為秦人所據。「赳赳老秦」在此譜寫了艱苦創業、變法圖強的歷史篇章。秦公鎛、秦公鍾見證了秦襄公護駕東遷有功、受封諸侯的史實。商鞅方升是商鞅變法的實物見證，其所體現的「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開拓精神與法家思想，是留給中國歷史的寶貴精神財富。

二

  歷史上共有13個王朝在關中建都，自秦至唐千餘年，關中文化達於鼎盛。秦漢雄風、大唐氣象奠定了九州共貫、六合約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關中見證了外來文明與中華文明的融合共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製的封建國家，開創了多民族大一統的新局面。自秦漢起，大一統思想便被視作「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秦代創立三公九卿製和郡縣製等一系列高度完善的政治制度，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採取統一貨幣、度量衡及法律等措施，奠定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基礎，漢代「承秦製」並「霸王道雜之」，德主刑輔，鞏固了大一統，「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占士陵兵馬俑與漢代石刻，鑄就了秦漢文化博大的美學品格，展現了大一統國家的強盛國力。張騫「鑿空」西域開闢絲綢之路，促進了文明交流。面積達36平方公里的漢長安城，與羅馬城東西遙望，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吸引力的國際化大都會，全面展示了漢代文明的最高水平。在空前統一穩定的環境下，秦漢科技實現了系統性突破，形成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首個高峰。《太初曆》的製定，《黃帝內經》的定型以及國家主導的造紙、冶鐵、水利等技術的飛躍，這些以關中為政治決策與文化整合中樞的里程碑式成就，深刻塑造了中華文明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

  汲取秦亡教訓，漢初尊奉黃老之道「清靜無為」，政治上「與民休息」，造就了文景時期「海內安寧，家給人足」的安定局面。劉安《淮南子》成為此時黃老思想與諸子學說的集大成之作。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儒學遂成為主流思想。官方創立太學，設五經博士。至宣帝於石渠閣召集諸儒講論，黃龍元年博士增至12家，元帝時增為13家，經學大為興盛。戴德的《大戴禮記》和戴聖的《小戴禮記》述聖言、禮樂備，劉向《新序》、《說苑》以故事闡述治道，桓寬《鹽鐵論》彙集儒、法治國思想，展現出治國理政的積極探索精神。西漢文史成就卓著，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劉歆《七略》開創了中國古代目錄學；漢賦成為「一代之文學」，彰顯大漢雄風。東漢時期關中文化持續發展，賈逵、馬融、楊震等經學大家使關中成為經學重鎮，班固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曹全碑》、《西嶽華山廟碑》是漢隸的代表之作。

  隋唐時期，長安再度成為都城。「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作為中國裡坊製封閉式城市典範的唐長安城，面積約84平方公里，其宮城、皇城與外郭城功能分明的規劃，開創了都城新型規製，深刻影響後世及日本等東亞國家都城佈局。唐朝在此健全了以三省六部製為中樞、科舉製選官、州縣製行政、府兵製輔政的完備體系，達到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巔峰，唐玄宗時的《大唐六典》對此作了系統整理。大唐政令從這裏發出，通過驛道系統輻射全國，推動了科技、文化、藝術等全面繁榮。官修《兆人本業》助力農業發展，僧一行《大衍曆》為當時最精密曆法，《算經十書》奠定中國古代算學體系，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台秘要》與官修《新修本草》推動中醫藥規範發展，顏真卿、柳公權的書法寫就大唐風骨，閻立本《步輦圖》、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描繪出大唐的宏大氣象和高度文明。

  長安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依託陸上與海上通道，唐朝的對外交流範圍覆蓋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乃至非洲部分地區。日本、新羅、波斯、大食等國使節絡繹於途，至長安學習。長安西市胡商雲集，將西域香料、珠寶輸入，並把中國絲綢輸往世界。唐三彩駱駝載樂俑凝聚著開放的唐人對盛世生活的讚美，何家村窖藏中的鑲金獸首瑪瑙杯等珍寶是長安作為世界性都會的實物見證。外來文化還深刻影響了唐代的文化藝術與生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見證著異域宗教的傳入與唐代宗教文化的鼎盛，西域的凹凸暈染法豐富了中國繪畫的表現手法，胡旋舞、柘枝舞及中印融合的《霓裳羽衣舞》改變著唐代樂舞，章懷太子墓《馬球圖》生動記錄了波斯馬球等外來風尚的流行。

  唐朝被稱為「詩國」，關中則是其淵藪。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長安彙聚眾多詩人，塑造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巔峰，「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關中詩人承《詩經》、漢賦之餘韻，開唐詩之新風，把山水意境、家國情懷化作了大唐的滿篇詩意。「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投身「詩文革新」，「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展現了他詩風的剛健清新。「七絕聖手」王昌齡，以「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壯誌豪情，揮就了唐朝邊塞詩的雄渾壯闊。中唐詩人韋應物的詩衝淡閑遠，把唐朝的山水田園詩帶入了「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的清悠之境。杜牧的七絕冠絕晚唐，他的《清明》、《赤壁》、《泊秦淮》、《江南春》是詩史合一、情景交融的佳作，流傳千年、傳誦至今。

  唐朝開放、包容的文化氣度，造就了儒、釋、道多元交融的學術黃金時代。自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開啟的儒、釋、道「三派講論」，極大促進了三教融合。《五經正義》成為科舉唯一官方定本，實現了經學統一併影響後世千年，現存西安碑林的《開成石經》正是唐朝經學繁榮的見證。唐朝還首創官修史書制度，編成《晉書》、《梁書》等6部正史，並開制度史編纂之先河，奠定中國史學的成熟格局。唐玄宗推動道教官學化並編修《開元道藏》，成玄英、吳筠等人融合儒佛思想、持續深化理論，形成包容性教義體系。長安作為全國佛教中心，官方設翻經院，大興善寺、大慈恩寺等是著名譯場，玄奘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等處翻譯了《大般若經》、《心經》等75部1335卷佛教經典並創立法相宗，華嚴、淨土等宗派也在此創立彙聚，可謂集前代之大成，開後世之先河。

三

  都城的變遷，使桑治代以後的關中漸趨褪去作為全國政治、經濟中心的帝都光環。「獨以醇正稱於天下」的關學，成為關中文化最具顯示度和標識性的文化形態。以秦腔為代表的市民文化繁榮，成為關中文化的一大特色。照金精神賦予關中文化紅色底蘊，長安畫派、文學陝軍讓關中文化別開生面。

  張載創立了作為桑治代理學四大流派之一的「關學」，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千年演進。呂大鈞兄弟創製中國首部成文鄉約——《呂氏鄉約》，將儒家倫理轉化為具體社會規範，使「關中風俗為之一變」。金元時期，楊奐提出「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促進民族融合。明清時期，馮從吾撰《關學編》梳理源流，創建關中書院重振關學，其他關學學者以不同方式傳承張載之學，呂柟、王建常、李元春、賀瑞麟等融合了朱子學，倡導窮經踐禮；李二曲、王心敬等則尊奉陽明學，提倡明體適用。王徵翻譯西方科技著作，重塑關學的科學向度。劉光蕡力倡「中體時用」，刊印西學、宣講實學、籌辦工業，推動關學的現代轉型，其弟子于右任、李儀祉等接續師說推動中國近代化變革。以關學為代表的關中文化，在因應時代、融通交流中持續實現著自我革新。

  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市民階層的成長，關中文化在雅俗交融中迸發出鮮活的生命力。書院體系日臻繁盛，成為文教傳承核心，橫渠、關中、宏道等書院聲名卓著，與州縣學舍共倡「通經致用」，奠定了關中文化崇文務實的地域品格。以秦腔為代表的大眾文藝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是關中文化最熾烈的情感抒寫。近現代以來，西安易俗社編演新劇，改革舊製，成為中國戲曲改革的先鋒，魯迅稱讚為「古調獨彈」。陝西快書生動詼諧，華縣皮影戲光影奇幻，鳳翔泥塑色彩鮮明，關中剪紙粗獷豪放，成為關中文化的生動圖景。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進入新時代，陝西加快推進文化強省建設，文化影響力持續提升。左上圖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照金紀念館。右上圖為西安國家版本館。左下圖為西安碑林博物館俯瞰圖。右下圖為實景舞劇《長恨歌》劇照。 陝西省委宣傳部供圖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關中大地曾爆發渭華起義、旬邑起義、三原「交農」等革命鬥爭，創建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並孕育形成照金精神。全民族抗戰時期，八路軍駐陝辦事處成為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紅色橋樑」，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被譽為守衛邊區的「南大門」。這些都為關中文化注入了深厚的紅色基因。新中國成立後，西安城牆保護成為文物保護的光輝典範。「打起背包就出發」的西遷精神，賦予關中文化聽黨指揮跟黨走的愛國主義新內涵。《東方欲曉》、《華山圖》等「長安畫派」作品，讓關中文化聯結起傳統與生活。《創業史》、《保衛延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著作，在中國文壇形成「文學陝軍」新氣象。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進入新時代，陝西聚焦「以文鑄魂、以文傳脈、以文育人、以文潤心、以文興業、以文傳聲」，加快推進文化強省建設，文化影響力持續提升。「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成果豐碩，神木石峁遺址、寶雞周原遺址、富平長春遺址等考古新發現，為解讀中華文明提供了關鍵實證。關中革命紀念館、陝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館等建成開放。《延河》雜誌首倡「新大眾文藝」，《西北歲月》、《長空之王》、《人生之路》、《生命冊》、《一路生花》、《主角》、《從西安到瓜達爾港》等精品力作吹響新時代號角。位於張載故里的橫渠書院與近30所大學共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基地」。全省新建180多個「城市書房」和「閱讀吧」，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實現五級全覆蓋。文旅深度融合邁出堅實步伐，實景舞劇《長恨歌》累計創收超20億元，長安十二時辰主題街區吸引遊客年均突破200萬人次。在西安舉行的首屆中國—中亞峰會、第十一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助力古老絲綢之路煥發勃勃生機。新徵程上，陝西將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肩負起保護傳承中華文脈的時代重任，以守正創新激活關中文化的強大基因，為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貢獻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