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訪談 | 歐洲議會前議員：對幸福的嚮往與對尊嚴的追求才是人權的「最大公約數」

中國網：初夏的巴黎，正見證著一場關於人權的思想交鋒。當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寒流衝擊國際秩序基石，人權議題頻遭「武器化」操弄的今天，中歐作為當今世界的兩大力量，該如何為提升全球人權治理提供破局良方？為了找到問題的答案，我們在2026·中歐人權研討會上特別邀請到羅馬尼亞前副總理兼外長、歐洲議會前議員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分享他的觀點。

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是歐洲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在擔任歐洲議會議員期間，塞韋林便多次批判歐洲議會涉藏相關表態，他表示一些歐洲議員把人權問題政治化，有意利用中國內政大做文章，這種「輕率」和「浮躁」的對華態度，只會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此次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時，塞韋林表示自己去年曾到西藏長途旅行，經過充分觀察以及與當地居民交流後未曾發現任何所謂人權遭到漠視的跡象。

塞韋林告訴中國網記者，早年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特別報告員的經歷使他意識到，每個民族的地理位置及歷史進程各異，進而演化出不同的社會結構、宗教信仰與政治體制，因此，各國對於人權的理解和訴求也是不同的。不考慮這些差異，強行輸出單一的人權標準，只會釀成衝突、不滿、悲慼與貧困。

羅馬尼亞前副總理兼外長、歐洲議會前議員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攝影：劉凱）

以下為訪談實錄：

·「新的國際秩序不會以美國或歐洲為中心，人類已經進入了‘亞洲世紀’」

中國網：今年中歐人權研討會的主題是「國際秩序演變與人權未來」。說到國際秩序，我們知道，當今世界仍然存在著一些地區衝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有時面臨著失效的風險。那麼在您看來，當前國際秩序是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您認為這些變化會對人權的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

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我認為，我們正身處一種國際失序之中。確切地說，是無秩序狀態。舊秩序已然終結，氣數已盡；而新秩序仍在孕育，尚未誕生。不過，新秩序的輪廓已依稀可辨，至少有兩個特徵值得強調。

其一，它絕不會再是以歐洲或美國為中心的秩序。我認為，人類已進入「亞洲世紀」，而這無疑是件好事。我們將從亞洲汲取新的價值、新的觀點與新的哲思。談及亞洲，我腦海中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國——其儒家傳統所蘊含的「和合」精神以及對團結與責任共擔的追求，皆與歐美社會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傳統大異其趣。這是舊秩序向新秩序轉型的第一個顯著特徵。

其二，新秩序將呈現多中心化特徵。幾個世紀以來，由歐洲定義的所謂國際秩序，實則建立在殖民邏輯之上——那是充斥著帝國思維、垂直等級與極端不平等的秩序：有貧富之分，有主宰與被主宰之別。不幸的是，在那段時間當中，中國還經歷了百年屈辱的歷史。而今天，我們正站在開啟新的歷史週期的關口。在這一週期中，中國必將在新秩序的法則構建與理念塑造上，發揮頂層的引領作用，成為這一新秩序的核心靈感源泉。

我認為，新秩序的多中心化特徵，必將催生人權體系的多元化。整個人權觀念即將發生深刻變革——它將擺脫那種曾被視為唯一正統的「普遍性」中心論。必須指出的是，那種強行推廣單一標準的做法，是一種人為的、反自然的建構。它違背了歷史規律，因為人權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而每個民族的歷史軌跡各不相同。歷史是沒辦法選擇的，而是必然發生的。是地理塑造了特定的歷史進程，是地理環境決定了特定的家族形態、生活方式與生產組織形式，進而演化出社會結構與宗教信仰。

所以，多年來，各民族對於人權的理解與訴求本就各異。因此，我們必須回歸真實的歷史發展邏輯。而歷史發展的餽贈，恰恰是多元的文化與多樣的文明。誠然，所有人無一不想獲得幸福，無一不渴望有尊嚴的生活。我認為，這兩點——對幸福的嚮往與對尊嚴的追求——才是人權真正的「最大公約數」。至於其他方面，幸福於你我而言，定義本就不同。我沒有資格跑到你的國家，指手畫腳，告訴你何為幸福，繼而苛責道：「你看，你並不幸福。要想幸福，你就該變得像我，像我一樣生活，像我一樣思考。」這種邏輯註定行不通，它只會釀成衝突、不滿、悲慼與貧困。

因此，在舊秩序向新秩序的轉型中，我們若要與什麼抗爭，那便是西方的優越感。那些曾逆歷史潮流而動、強行主宰世界秩序的國家，雖已威權不再，卻仍沉溺於昔日的優越感，對過往的霸權戀戀不捨。但這條路顯然已經行不通了。展望前路，若以中國理念與東方哲思為鏡，或許正是中國能幫助我們超越空談，讓眾生平等而又和而不同的理想照進現實。

·「某些強權強行向全球輸出人權標準，其真實目的是顛覆目標國家政權」

中國網：您談到了人權的多樣性,我讀過您那篇聚焦於人權普遍性和多樣性的論文。您在文中提到多樣性源於不同國家各自獨特的文化和歷史。您還強調人權沒有統一模式，但您也知道，西方的一些政客總是宣稱其對人權定義的壟斷權。對此，您怎麼看？

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各國政策及地緣政治息息相關。某些勢力輕易地將人權從發展目標偷換為政治手段——不是為提升與發展人權而奮鬥，而是將其簡化成打壓異己的工具，把人權當作迫使對手陷於守勢的武器。每當我看到某些強權、某些國家或地區及國際組織，動輒宣稱自己壟斷了真正的人權定義權，並借「普遍性」之名強行向全球輸出其標準時，我便深知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真實目的，往往是顛覆目標國家的政權。這一結論源自我早年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特別報告員的經歷。當時我與身邊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的朋友們交流互動之後，意識到一個道理：人權的具體內容與其賴以生存的政治體制密不可分。

特定的政體賦予人民特定的人權。政治體制絕非天降神諭，而是一個國家漫長歷史的結晶，是不同社會群體鍛造的產物。正如我先前所言，國家的組織架構起源於遠古家庭的組成方式，而家庭的組織形式，又可以追溯至數千年前特定的地理環境。這是一條獨特的傳承之線。最終，統治國家與社會的政治體制，其所提供、認可並保障的人權，實則是個體與國家、個體與社群之間經由歷史博弈與協商而形成的果實。

因此，我們不能強求中國、法國、英國或美國提供與其政體性質相悖的人權保障。一個國家的政體與其國民的思維方式及生活方式相契合。當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政體，但正如我剛才所言，絕不能強令一個國家或政體去提供與其不相符的人權。

所以，當某些國家動輒要求他國改變其人權的內涵、性質乃至體系時，其潛台詞實則是逼迫對方改變自身的政治體制。一旦政體被迫改弦更張，便難免與其歷史文化傳統割裂。此種行徑，絕非為了增進人類福祉，而是赤裸裸的外部支配與霸權圖謀。這也正是某些國家自詡有權將自身人權觀強加於人的根源所在。誠然，歷史上某些政權的暴行確實會激起公憤——如種族滅絕、奴隸製或對人格尊嚴的極端踐踏。對此，我們可以表達道義上的譴責，但這絕不能成為政治干預的藉口。正如我前面所說，那些企圖借相關議題大做文章者，其真實目的不在於改善人權，而在於顛覆政權，迫使目標國屈從其意志。這在我看來完全不可接受。希望新的國際秩序能徹底根除這一痼疾。

你剛才提及國際關係，一些國家在人權議題上對別的國家指手畫腳。我想說，這不僅是對人權的政治化操弄，更是對國際關係的意識形態綁架——其危害甚烈。比如今天，我們常能聽到「正義之戰」與「非正義之戰」的喧囂，但誰有權裁定戰爭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發動戰爭者當然自詡正義，若萬事萬物皆被粗暴劃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和平斡旋者便失去了發揮作用的空間。因此，我們通過基於相互尊重的對話捍衛人權時，必須堅決抵製這種「人權帝國主義」的霸權邏輯。

羅馬尼亞前副總理兼外長、歐洲議會前議員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攝影：劉凱）

·「不要試圖複製西方民主，你們應該發展自己的民主道路」

中國網：我們知道，您曾擔任過羅馬尼亞副總理以及歐洲議會議員，可以說是西方體系的「內部人」。您肯定知道，一些西方政客頻繁就新疆、西藏等相關議題對中國進行人權方面的指責，但其實他們大多數都沒有進行過實地調查。您認為這樣的做法對全球人權的發展與保障帶來了哪些負面影響？

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既然您提到了西藏，我就說說自己的見聞。去年夏天，我曾赴西藏長途旅行。那完全是一次私人行程，但我格外留意去觀察……去端詳人們的面容與體態。人不僅會通過言語表達，肢體、笑容同樣會說話。我也和他們交談過，在那裡，我看不到任何跡象能佐證所謂人權遭到漠視的說法。在那長達兩週的西藏之行中，我未曾察覺到任何與人權相關的異常徵兆。

當然，我也曾走訪過中國其他省份，同樣如此，民眾或許會有各自的煩惱，誰都有不如意的時候，但這絕非普遍的社會現象。另一方面，縱然有困難，關鍵在於國家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去主動為民解憂。人權從來不是懸置的空中樓閣。我享有權利，但誰來保障這些權利的行使能切實有效呢？正因如此，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只有強大的國家才能為個人提供保障，確保憲法以及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得到尊重且能夠有效行使。所以，這是一種平衡。個人權利並非國家的對立面。正如我所說，人權本質上是劃定國家與公民、社群與個體之間權力疆域的方式，其終極目的是為了讓整個社會生活得更好。

中國網：接下來我們再聊聊中國的人權發展模式以及保障情況。中國將生存權和發展權視為基本人權，併成功讓億萬民眾擺脫了貧困。那麼，中國的實踐為世界提供了哪些寶貴的經驗或啟示？

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我想，我所能分享的，是從中國獲得的啟發，而非反過來告訴中國人該從我們這裏學什麼。當我們面對民眾的生存剛需，如食物、住房、就業等，我們看到中國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範本。

在我看來，中西方哲學在對待平等的問題上存在根本差異。西方社會，尤其是我所說的盎格魯-撒克遜或英美社群，往往推崇不平等，認為它是競爭的動力，而競爭是發展的引擎。同時，不平等意味著強者足以對弱者施加秩序——這便是他們的哲學。但據我理解，中國的哲學截然相反。中國視平等為穩定與安全的基石，而穩定與安全正是人權的氧氣。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里，人權無從繁茂，只會凋零。

這就是哲學與心態上的差異。如果我們西方人真心信奉不平等、衝突與對抗能帶來進步，那就繼續走這條路好了，但不應將這些理念強加給中國。今日的西方文明深陷危機，積弊難解。我們怎能建議中國去學習一個在本土都已失靈的範式？

反之，我們應當向中國學習，借鑒其思想觀念、社會組織與管理方式、原則與制度等。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坦率講我更傾向於和諧而非戰爭，傾向於均衡發展，因為這才是和平、安全與穩定之源，也是更充分的人權、自由與幸福之源。

有人或許會說中國模式行不通，這可以爭論。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將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況且就目前而言，我們的模式危機重重，而中國的模式正全方位推動著國家發展、社會進步與民生改善——現實成效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我們至少應保持謙遜，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完善自身。

此外，我還想談談民主。我想強調的是，既然人權並非單一模式，既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權範式，那麼我們也應理解並接納民主的多樣性。民主有不同的類型，歐洲的民主不同於美國，歐洲各國的民主亦有不同。我想說的是，我們不僅應接受民主模式的多元，更應認識到：相較於脆弱、鬆散、不堪一擊的民主，強有力的賢能政治或許更為可取。

我不願糾結於用歐美標準去評判中國制度是否「民主」，但我確信中國實行的是選賢任能的體制，這套體制確實選拔出了許多難能可貴的、負責且富有才幹的領導者。所以我常對我的中國同行與朋友說：不要試圖複製西方民主。別費心說服我們，你們越來越接近西方的模式。我們的模式正陷入泥潭，向我們學習絕非明智之舉。你們應發展屬於自己的民主道路。

當西方仍沉迷於那種好為人師的優越感當中時，妄圖將我們的工作與生活方式強加他人，其實這已構成對全人類與國際秩序的威脅。我們必須在歐洲和西方內部，奮起抵製這種危險。

·「我對中國人權狀況擔憂極少，反倒對歐洲人權的倒退深感憂慮」

中國網：接下來我們再聊聊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合作。我們知道，中歐在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但在每年的中歐人權研討會上，我們仍能找到很多共識。那麼您認為中歐在人權議題上的最大「公約數」是什麼？中國和歐洲應當如何攜手推動全球人權治理體系的發展？

阿祖安盧比斯·塞韋林：我認為，正如我之前所說，中國的人權事務，歸根結底是中國人民及其執政者的事；而歐洲的人權事務，則是歐洲人、歐洲各國及其聯盟的事。現階段，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擔憂極少，反倒對歐洲人權的倒退深感憂慮。這源於多方面原因：歐洲捲入了周邊及鄰近地區的戰火，又在應對一些重大挑戰，如新冠疫情時表現得非常糟糕。結果是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權的行使。因此，歐洲自身存在問題。此外，我非常擔心歐洲言論自由受限的情況。目前在歐洲，媒體的自由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如果中歐想要幫助對方改善人權狀況，那麼雙方無需糾結於具體權利條款，而應共同營造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有利環境，讓人權在其中自然而然地生長綻放。如果經濟得到了發展，社會就會發展；社會需求得到滿足，人權與自由自然會繁盛起來。若中國想幫助歐洲改善人權狀況，就應本著這種精神，在和平與發展的基礎上與歐洲開展合作；若歐洲想幫助中國提升人權狀況——即讓中國人民更幸福、享有更多權利——那就請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居高臨下地說教。相信我，說教絕無助於人權進步。我們必須與中國合作，向中方敞開合作的大門，加強投資與技術交流，密切人文往來。中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值得稱讚，因為中國已單方面對歐洲試行免簽，遺憾的是歐洲並未對等回應。

當下是抉擇的關鍵時刻：我們須與中國建立長期的、深遠且全面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我並非主張切斷與美國的合作。過去許多年來，歐美同盟曾為歐洲帶來更安全的環境、經濟的發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歷史已進入新階段，這樣的模式難以為繼。美國既無意願也無動力繼續充當歐洲的「保護傘」。歐洲無需以中國取代美國來作為自身的盟友，但必須將戰略重心從西方向東方傾斜。因為新的國際秩序必將由中國引領，依託其經濟、文化、人口實力與資源稟賦。中國正在崛起，謝天謝地，中國曾經的「百年屈辱」已成歷史，我們正在迎接一個嶄新的世紀，在這個世紀當中，中國已成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主角。

所以，對歐洲而言，與中國構建超越以往的戰略夥伴關係，實乃順勢而為。事實上我們已經締結了夥伴關係，這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所說的是一種更高質量、更全面、更具遠見的合作。我認為這是我們真正應該做的。邁出這一步，歐洲的人權狀況自會向好，中國的人權也將依照其自身傳統與文化認同穩步發展。在相互支持與交流中，我們或許能從彼此身上獲得啟發。

中國網：好的，非常感謝塞韋林教授對人權議題以及中歐合作所發表的真摯且坦率的見解與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