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人家》:街坊鄰里的當代理想化圖示
運營 / 獅子座
先說一樁怪事。
近期kk因買房遍詢親友,得到的建議五花八門,唯有一點出奇一致:買頂樓。
按理說買房不買頂,而親友們給出的回答是,嗨,空調專治冬冷夏熱,就算你點子低真漏水了,漏的不過是雨雪水;頭頂上有人的話,可就保不齊漏什麼東西嘍!
過來人的經驗之談聽得kk是目瞪口呆。
推薦廁所讀物之某薯惡鄰話題,看到驚掉下巴的程度
在鴿子樓里住久了,不知左鄰右舍是男是女、是人是狗彷彿已是最大恩賜;門口貼條、電梯貼條公開處刑幾乎是最文明的「戰役」。社會新聞中,最集火的怕是鄰里矛盾,今天我堵你下水道,明天你給我上震樓器,一梯兩戶因占公攤、門頭高低吵得不可開交的不在少數,因不堪忍受鄰里糾紛賣房跑路、租房躲清靜的不一而足。
當年孟母三遷擇鄰而居,當真是大家做派,有錢有閑有精力,打工人望塵莫及只能忍;
如今的遠親不如近鄰早成泡影,「惡鄰」才符合城市生活的終極寫照。
在這種心境下看《小巷人家》,是一種多麼令人暢快的情緒體驗!
小巷里最能護住黃玲的宋瑩要走了……
不知道要用幾世的福報,換個做好吃的有你一碗、做新衣有你一件(黃玲);受氣替你出頭、帶你孩子吃飯(宋瑩)的鄰居。
一、理想鄰里關係的複現
細想來,螢屏上以「街坊鄰里」為切口講故事,還能深入人心的,好像還停留在世紀初的情景喜劇,比如東北喜劇《閑人馬大姐》,重慶方言劇《街坊鄰居》之類,雞毛蒜皮扯皮撩筋的碎片化段子,放到現在是豎屏短劇一分鐘一集的存在。連續劇上有《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倒是「惡鄰」古三入木三分,因為院牆跟張大民家大打出手,給張大民開了瓢兒。
大概率是如今大傢伙兒都苦「惡鄰」久矣,睦鄰友好的情景早已停滯於回憶。
《小巷人家》重建了鄰里關係的舒適區。它很討巧的一點在於,將文學中的「小鎮文學」縮編,變成了一條小巷子裡三家人的故事,理想化又不失真。
「鎮」是處於鄉村和城市之間的「第三種社會」,生活在其中的人,「他們平素所接觸的是生而與俱的人物,正像我們的父母兄弟一般,並不是由於我們選擇得來的關係,而是無須選擇,甚至先我而在的一個環境」。
那個年代鄰居是既定的、被分配的,且無法自選的
到了《小巷人家》里,這種被動選擇從分房開始。同為棉紡廠職工的莊、林兩家人因分房成了抬頭不見低頭見,廚房做飯都能聞到味的鄰居。
熟人社會+被動選擇,讓莊、林兩家超越鄰里,產生更複雜的關係糾葛有了合理的源頭——這裏就不得不提一下《歡樂頌》,同樣是鄰里,五美也吵鬧互助,但從源頭上就很難站住腳,這五個人打根兒上就難住在同一小區的同一層,可信度也就大減價扣,成為一種烏托邦式虛無縹緲的想像。
話說回來,在「女主內」的傳統家庭範式下,身為莊、林兩家的媳婦兒,黃玲和宋瑩作為兩個家庭的女主人,在工作上是工友,回到家是鄰居,自然伴生了甚至超越血緣親情的情誼。
比如在孩子教育的問題上,莊超英的毛病再多,作為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高中教師,嗅到高考對下一代命運的根本性影響,緊抓兩家孩子功課也是頭功一件。莊超英身為家庭長子,經常犧牲小家貼補大家,從小養成的推己及人、無私奉獻的品性在鄰里關係方面派上了大用場,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生在雙職工家庭的林棟哲未來命運。
又比如在處理婆媳、妯娌關繫上,宋瑩對於黃玲更類似於娘家親姊妹,在黃玲面對「長嫂如母」,「以夫為綱」的傳統規訓,心有慼慼又無處可訴的時候,是宋瑩給黃玲提供情緒的出口,教她包餃子多放胡蘿蔔絲南瓜絲應對突然冒出來吃嘴的公婆小叔,心疼她一把好手藝卻不捨得給自己做身新衣服,也是宋瑩在飯桌上直懟莊超英,問他黃玲跟著他「享福了嗎」。
放到現代語境,這種惺惺相惜是否還能出現在親·兄弟姐妹上都要打個問號,放在鄰里之間更是天方夜譚。
《小巷人家》之所以令人身心愉悅(大部分時候),歸根結底在於圓了當代都市患上「城市空心病」的人們對於真心換真心的鄰里關係夢。
它複原了傳統人際交往中,人們「重義輕利」的價值底色,鄰里之間互相尊重,遇到困難互幫互助,並在互敬互助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甚至有時候是不求任何回報地真誠為彼此付出。而現代社會,鄰居不再是無須選擇的先我存在,而是可以選擇的後天因素,利益在人際交往中更佔據了主導地位,鄰里之間缺乏最基本的瞭解、尊重和信任,「遠親不如近鄰」的鄰里關係正在逐漸演變成「對門而不入」的鄰里關係。
二、真實時代景觀的投射
《小巷人家》中有位編劇是kk摯友,在閑聊中,她提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是全劇的核心旨歸,著實令深陷未來長期鄰里問題,而倍覺活人微死的kk心頭一暖。
回到劇情,以上世紀70年代末為背景的《小巷人家》,即便故事發生地在魚米之鄉的江南,也逃不過物質貧產生的「窮」氣,莊家是典型。
莊超英作為長子,凡事緊著弟妹,結婚前工資上交,結婚後黃玲費老大勁才要回一半。一個半人的工資養活「無底洞」半大小子莊圖南,還有一個女兒莊筱婷,可以想見日子多過不上來。
買個新盆高興半天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黃玲考慮到女兒筱婷年齡大了,不好和家人公用一個盆洗漱,於是特地給她挑選了新盆。這種芝麻粒大小的事換個年代是稱不上戲的,但在計劃經濟時期,能不用工業票買上個花樣好看的搪瓷盆,大概等於得物上新鞋發售成功中籤?
窮產生的物質緊張,製造的戲劇衝突,在經濟條件稍好的宋瑩、林武峰家也是一樣。林棟哲總到鄰居家看電視,被嫌占便宜。於是宋瑩憋著勁,寧可一家子吃蛇瓜吃到噁心,也要攢錢買電視,饞得林棟哲跑到莊家搶筱婷雞蛋吃,放話「打死我也要吃雞蛋,不吃蛇瓜」。
都說「窮生奸計」,《小巷人家》恰是反其道而行。
在整條巷子的人家都被「窮」籠罩,倉廩不實、衣食不足的前提下,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沒有作姦犯科、偷雞摸狗,沒有因我比你多賺錢而瞧不起人,也沒有為我家孩子吃你家雞蛋、看你家電視而真生出嫌隙,淳樸而熱烈,同向上而拒沉淪的精氣神也在「睦鄰」的關係之上,折射時代的價值底色和精神追尋。
三、「陌生人社會」對「熟人社會」的呼籲
「誰不想要黃玲/宋瑩這樣的鄰居呢」很難想像這樣的評論,頻繁且大概率出自90後乃至00後之口,或許是DNA動了,大概率是現下生活環境的倒逼。
【南方:鄰居/北方:借壁兒】的具像化
中國人的「鄰居」概念有著古老的歷史。「鄰居」不僅是戶籍和空間概念,更是一種重要的社會交往方式。不論是農村的鄉里鄉親,還是城里的街里街坊,當一個群體的生活空間為地緣所主導時,鄰里關係已經成為居民走出家門時所首先要面對的社會關係,因而「遠親不如近鄰」才如此膾炙人口。
不可否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出生在鋼筋水泥鑄成的城市森林,「鄰居」幾乎已經要在新新人類的字典里抹去。就像是基於《小巷人家》的討論,人們寧願與賽博世界、二次元的「網友」隔空對話,也難續你到我家我來你家一起追劇的情景。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提到,「熟人社會」已經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演變為「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地理範疇上,熟悉的人因距離被分割;心理意義上,毗鄰而居的人卻有著難以踰越的信任危機和心理隔膜。
在朝向陌生人社會過渡的時候,原本在熟人社會中發揮規範作用的倫理道德、人情面子在陌生人社會中失能,加上個人主義的盛行削弱了倫理道德對人的約束,不論從人際交往的空間上,還是人們的心理觀念上,「鄰居」的消失,都是人與人之間變得陌生化的縮影。
從「熟人社會」逐漸走入「陌生人社會」,是人員流動和社會分工高度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甚至也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後導致的社會形態、人際關係走向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