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養兒不再防老，生還是不生？

在當今的中國社會，生不生孩子的話題，總會引發激烈的討論。

年青人的恐婚恐育思潮，與老一輩「養兒防老」、「生了孩子，人生才完整」的傳統觀念不斷碰撞，雙方各執一詞，互相難以說服，但影響女性生育意願的具體因素，生育對女性、家庭產生的真實影響，卻鮮少得到全面客觀的呈現。

蔣萊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的副教授，也是一個00後孩子的媽媽。作為一名出生於70年代末的女性，蔣萊覺得，生孩子於她們這代女性，幾乎是無可迴避的任務，至於生育之後會遭遇什麼，卻無人問津。

親身經歷了無窮無盡的思慮操心，以及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的艱難後，蔣萊愛套用亦舒的「婚姻猶如黑社會」論來描述生育後的感受：「沒有加入的人總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的可怕之處，故此內幕永不為外人所知。」

2013年，我國頒布單獨二孩政策，即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蔣萊身邊的同事、朋友紛紛加入「二孩媽媽」陣營，丈夫和兒子也多次提出希望她能再生一個孩子（弟弟）。

家庭內外熱火朝天的生育氛圍令蔣萊困惑：難道僅僅獲得允許，我們就應該生孩子嗎？生育對女性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蔣萊決定，以學術探索化解自身糾結。從2017年開始，她與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沈洋合作開展課題研究，七年間調查走訪了40多個生育了一孩至三孩的家庭，探究女性生育決策的過程、當代有孩家庭的養育狀況，以及女性生育後職業軌跡的變化，並將她們的研究結果詳盡地呈現在《新生育時代》一書中。

研究的過程中，兩位女學者也分別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蔣萊最終沒有選擇再生二胎，而此前未婚未育的沈洋，如今已經是兩個女兒的媽媽。她們希望以自己作為方法，結合研究結果與個人經歷，打破女性生育的「黑箱」，為所有糾結「生或不生」的女性，提供經驗、支持和信心。

以下根據蔣萊和沈洋的講述及書稿內容整理。

生不生？生幾個？

和今天年輕女孩中蔓延恐婚恐育思潮不同，我們的研究對象——生活在中國社會的70後、80後女性，很少會糾結「生不生」的問題。

尤其是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十幾年前的主流說法是，「早點生好呀，恢復得快，父母也還年輕，能幫忙帶孩子，生完一胎再拚工作，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2013年之後，隨著二孩政策逐步放開，高學曆、體制內就業的育齡女性中，有一些人選擇生育二孩。相比生育一孩的理由，我們發現，生育二孩的決定，更可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因為會涉及到夫妻之間以及兩代人之間的協商。

有學者在上海做了定量的問卷調研，發現上海的二孩家庭以高學曆、高收入的家庭為主。考慮到上海近些年飆升的房價和高昂的教育成本，我們對這一結果並不意外。

我們接觸到的都市二孩媽媽，大多是公務員、醫生、大學老師、國企員工，她們的共同點是學曆在本科以上，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經濟實力在當地至少屬於中產階層，大多數受訪家庭在上海都有兩套房，至少一半家庭有學區房。

踏在房價高點買房的沈洋老師，有時候也會暗自羨慕一些生於70末80初的被訪者，她們畢業和初入職場時趕上中國GDP的高增長年代，在住房收入比值尚合理的階段踏準了買房節點，甚至在不限購的年代買了多套房，完成了很多90後、00後無法企及的資產積累，可以說是為生育決策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不少被訪者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失獨」。還有一個被頻繁提及的理由是，「兩個孩子好作伴」。父母百年之後，手足之間能互相扶持，互相依靠——這也是沈洋老師生二胎的最大動力。

至於「養兒防老」的說法，在這一代父母中已經很少聽到了。如今坊間的流行表達是「孩子是指望不上的」，我們也覺得自己老了肯定會去住養老院。

經濟能力以外，來自父母的撫育支持也是這批女性生育二孩的一個重要條件。父母的幫助不光降低了她們的家務以及育兒成本，也保證了她們可以全職工作。因此，一些人在生二孩前會和母親商量討論，在得到母親的支持後，才會著手實施。

隨著生育政策的進一步放開，三孩媽媽也開始進入我們的視野。除了意外懷孕、二胎是雙胞胎這種相對偶然的原因，「追男孩」的觀念可能是大部分人生育三孩的主因。

我們在書中記錄過一個江西媽媽張樂的故事。張樂21歲就懷了一胎，此後在五年內生了三個孩子，頭兩胎都是女孩，老三終於成功「追」到兒子。張樂告訴我們，她其實並不算很喜歡孩子，但是受傳統觀念影響，她覺得生男孩是她必須完成的任務，如果第一胎是兒子，她可能老二都不會生，但老三若是女兒，她還會再生。

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女性的生育意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更年輕的90後、00後女性生育意願在下降。

這背後的原因很複雜，隨著2015年之後女性主義思潮的傳播，以及女性高等教育入學率上升，越來越多女性開始意識到社會性別不平等，同時也會開始更多地考慮生育對身體的損傷，對事業的影響。

經濟壓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不過在一線城市更明顯，廣大三四線城市的養育成本沒有那麼高。另外，基於對未婚青年的研究，我們發現，年青人在考慮生育成本時，也會考慮到結婚需要面對的買房等經濟壓力。在中國，婚育是強綁定的，選擇進入婚姻的人，會很自然地想到生育，如果堅定地不想生孩子，可能也不會選擇結婚了。

養育難題和母職懲罰

基於學術上的好奇以及2016年開始實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我們把研究重點放在了都市二孩媽媽這一群體，想知道生育二孩這一決定如何影響了她們的生活、家庭關係以及職業發展。

今天的多孩養育方式，早已不再是「多生一個，多添雙筷子」這麼簡單。幾乎每個受訪媽媽都表示，生育二孩後，自己在時間、金錢和精力上的投入遠遠不止翻倍，而是翻了很多倍。與此同時，許多丈夫的變化卻沒有太大，為家庭付出的時間和精力也和一孩時差不多。

我們採訪過一個叫陳菁蓉的二孩媽媽，她在上海的市政機關上班，丈夫經營一家運動培訓公司，成天忙工作。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陳菁蓉在操辦，大到買房決策，小到衣食住行，孩子們入托入學、與老師打交道、送孩子上興趣班、週末帶孩子們出去玩等等，基本都是她在操心，而丈夫的參與度很低。

我們問陳菁蓉，丈夫平時在家做什麼家務？她說，因為她每天要早起做飯，必須早睡，所以晚上洗好衣服後，晚睡的丈夫會負責晾。由此延伸出的事實是，夫婦倆作息不同，長期分房分床，早已沒有性生活了。

在我們的訪談中，「夫妻之間沒有二人世界」是二胎家庭的常見現象。繁重的育兒工作會讓部分夫妻的關係質量下降，但同時，離婚也變得更難了。

陳菁蓉雖然對丈夫有很多「抽水」，但她也認為，兩人現在是「無限責任合夥公司」，不可能拆夥，如果只有一個孩子，兩人過不下去還有分開的可能，二孩則讓離婚這個選項徹底不存在了。

二寶滿三歲後，分身乏術的陳菁蓉猶豫再三，最終還是選擇把孩子送進全托幼兒園，一週回家一次。菁蓉說，每週一早上送二寶去幼兒園時，都是一番涕淚交加的大戰，孩子會竭盡所能地表達對於住在幼兒園的抗拒，邊哭邊念叨，「媽媽我怕黑」、「想吃媽媽做的飯」、「晚上想媽媽」，聽得菁蓉也特別難受，經常送完孩子後，要在車里哭一場才能上班。

我們的受訪者，包括我們自己，全部都（或曾經）是職業女性，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間的關係，確實經久不息地考驗著每一位母親。

有媽媽在採訪中表達，生完孩子，她在職場上備受壓力，領導認為她年紀輕輕就當媽，耽誤工作，很不高興——這也是蔣萊老師自己當年的經歷，生娃的時候，正值在單位被當做骨幹使用、需要挑擔子的年齡，想陪伴孩子，工作就會受影響，忙工作，又覺得虧欠孩子。

學術界有個詞叫「母職懲罰」，指的是女性由於生育，面臨事業中斷、收入下降的情況。

我們之前寫過一篇英文論文，發佈在SSCI一區，歸納了生育二孩的女性受訪者的四種職業發展類型，分別為上升、中斷、停滯和回彈（中斷後再恢復或上升），其中職業上升的人只佔到四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從父母輩那裡獲得了很多育兒和家務支持，更多的女性則面臨著職業停滯和下降。

書中，女醫生蘇曉潔的故事很典型。為了有更多時間照顧兩個孩子，她先是從上海某三甲醫院跳槽去了外企，後來又從外企辭職，如今在社區醫院工作，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但上下班特別規律，不加班，不出差，每天能按時接女兒放學。

而曉潔的丈夫，也是她研究生時期的同班同學，卻因為能夠把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在事業上（比如在第一個孩子三歲時出國訪學），走上了開掛之旅，從住院醫師起步，後來評上主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如今已經是業界有名的學科專家了。

明明是起點相同的一對夫婦，職場之路卻漸行漸遠。不過，曉潔表示，她很滿意現在的工作狀態，她覺得自己不屬於事業心特別強的那種學霸，所以沒什麼可惜的。有意思的一點是，雖然丈夫的收入足以負擔家庭開支，曉潔也從未想過做全職媽媽，因為她擔心跟丈夫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另一個現實，那就是中國城市70後、80後的成長環境中沒有全職媽媽文化，「女性應當有一份工作」的思想仍然深入人心，社會期待母親能兼顧工作和家庭。我們接觸過的幾位全職媽媽都表示，沒有感知到任何社會力量和因素對她們的支持或鼓勵，因此，大多數女性仍需要艱難地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尋平衡。

我們也注意到，接受訪談的媽媽們多數來自城市中產和富裕階層，擁有高學曆和房產，很遺憾未能展現更多普通母親的境遇。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成為媽媽、履行母職對我們筆下的女性來說都如此不易，這意味著，更多不具備這些「優勢」的女性，她們面臨的生命之重是何等嚴峻。

讓母親的困境被看見

當然，生養孩子的過程不全是辛勞，也有幸福的時刻。

很多生了二孩的媽媽都說，二孩普遍比一孩好帶，會讓母親的體驗好很多，因為二孩天生會努力地爭取關注，會察言觀色，能討好媽媽，哄媽媽開心。

大部分人還是不後悔生孩子。少數覺得後悔，或是生養體驗一般的媽媽，主要是對丈夫的表現不滿意，認為丈夫參與度低，沒有承擔起父親這個角色應盡的責任。

雖然目前中國男性的育兒參與度普遍偏低，但我們也留意到，年輕的爸爸們在緩慢地發生變化。做調研的這七年間，有些家庭我們訪談了三四次，發現沒離婚的夫妻，總體還是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對85後建築師夫婦，兩人是大學同學，名校畢業，因為愛打遊戲結緣。結婚生孩子後，妻子迅速進入了當媽媽的狀態，但丈夫和大學時期沒什麼不同，一有空就在家打遊戲，一天打七八個小時，什麼家務都不會做，養育孩子完全依託妻子娘家的支持。

後來，在妻子的要求、倒逼之下（甚至已經請律師準備協議離婚了），慢慢地，這位丈夫也有所改變，現在比之前顧家多了，還會給妻子小孩做烘焙。

這個丈夫體現出的問題在於，這一代男性受到的教育，就是讀書的時候好好學習，工作了以後努力賺錢，男性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家庭里的參與和付出很重要。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依然是，男性要成功，要前呼後擁，要身居高位，要掌握權力，一個在家務、育兒方面付出很多的丈夫形象很少得到宣傳。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社會的力量必不可少。整個社會要建立「爸爸帶孩子很光榮，很正當，很值得鼓勵」的氛圍，政府也需要出台具體的政策去支持，比如延長父親的陪產假，增加父母的育兒假。

對於個體來說，女性在走進婚姻、決定生孩子前，也可以先考察一下配偶有沒有承擔育兒職責的能力，看看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如何，平時能否體察他人的需求，觀察他和原生家庭如何互動，以及他的父母誰做家務，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是怎樣的。

確定生小孩前，最好把能討論的問題都討論一遍，比如育兒成本能否承受？居住環境是否滿足需求？育兒事務如何分配？是請家中長輩來照顧，還是請育兒嫂？未來要不要買學區房？

以沈洋老師自己的經歷為例，懷孕前，她已經和丈夫協商好未來的家庭和育兒安排——生孩子後，丈夫負責買菜、安排菜式、水電煤賬單，沈洋負責孩子的日常購物和開銷。家務基本外包給住家阿姨，阿姨的薪金夫妻倆各付一半。目前雙方都比較滿意這樣的分配，工作也處於正常開展的狀態。

這幾年做研究的過程，也是療愈自己的過程。在這些受訪對象的故事里，我們經常能看到自己，看到彼此的困境，交流解決方法，常常讓我們感覺自己不是孤軍奮戰。

雖然婚姻推遲和生育推遲是全球範圍的趨勢，但絕大多數女性的一生中還是少不了生兒育女這一部分，尤其是中國目前還是普婚普育的社會，女性終身無孩率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生育對於女性來說，是人生最大的轉變，需要慎重對待。女性之間傳遞經驗、彼此支持格外重要。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研究，讓女性真實的生養困境被看見（當然，我們希望更多父親能看到這本書，理解母親的處境，做出改變）。生或不生，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應該在充分瞭解婚育的「黑箱」之後，再做出適合自己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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