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落的一代」究竟經歷了什麼?
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這段時間,鄰邦日本正在經歷「失去的三十年」。
1992年,日本的泡沫經濟達到頂峰,此後便陷入了長期的衰退。短短幾年的時間,社會就業崗位驟然減少60%,房價持續下跌48個月。彼時百萬大學生湧入市場,等待他們的卻是長達10年的就業冰河期。
日本社會學者的研究課題,也從昭和年間的城市化與新中產,開始轉向平成時代的貧困青年。
這群在泡沫經濟崩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的人生從大學畢業進入職場開始,可謂是一步踏空(1993年開始),步步落後。等到平成時代結束時(2019年),這代人已經步入不惑之年,整個職業生涯幾乎完整地覆蓋了將近三十年的經濟衰退,又要繼續應對日益嚴峻的養老挑戰,是名副其實的「失落的一代」(失われた世代)。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處於整個時代下行趨勢中的平成青年,形成了與昭和年間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他們拋棄集體主義,開始崇尚個人自由;從對工作的無條件忍耐,變得不再抱有過高的期待;從對物質的無限渴望,轉向對精神層面更深層次的嚮往。
就如日劇《龍櫻》里的那句經典台詞所表達的那樣:
做人啊,光是為自己的人生奮鬥就已經筋疲力盡了,才沒空管人家的閑事。
也正是因為這種只關注自身處境,不顧及其他外界事物的生活態度,平成青年也被日本社會稱作是「缺乏精神力」「垮掉的一代」。
然而,當你更全面地瞭解到那個時代洪流里的泥沙俱下,或許會發現,比起平成青年身上的內因,日本社會經濟環境等外因的改變,才是真正影響他們這一代人價值觀以及一生成就天花板的關鍵。
一、就業形勢的急轉直下
日本的社會研究習慣於將出生於1971~1983年的這一代人稱為「失落的一代」。
在他們走向職場之前,泡沫經濟下的日本十分繁榮,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價格齊漲,東京的地價總和一度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企業求才若渴,忙著擴張,給來面試的求職者報銷來回打車費不說,結束還會送上小禮物。入職前的聚餐,也必須去市中心六本木的高檔壽司店。
一些大型企業,甚至會在即將入職的大學生畢業前兩個月為他們送上出國遊,以避免人才被競品挖走。
這一時期的年青人,尤其是大學畢業生,根本不愁找不到好工作,一畢業就會有無數的機會向他們湧來,他們彷彿站在了人生的快車道。並且在35歲之前,就能夠積累到足夠的財富和社會地位。
然而,這一切都在1990年代泡沫經濟被戳破時戛然而止。
陷入經濟危機中的日本企業,開啟了大規模的裁員收縮和關閉潮,招聘崗位大幅減少,大學生就業形勢急轉直下。又由於當時還是傳統的日式終身僱傭製和年工序列製,老員工不走,新人也就沒機會進。這就導致競爭持續加劇。在那時,即便是頂尖學府的畢業生,也難以獲得理想的崗位。
更令人無力的是,就業市場開始比拚家庭資源。當時,日本絕大多數社會資源都掌握在「團塊世代」(指日本生於1947年到1949年之間的一代人,這一代人是日本二戰後出現的第一次嬰兒潮人口,大約有700萬人。)的手中。他們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參加工作,推動了二戰後日本經濟的騰飛,也因此積累了相當堅實的物質基礎。據統計,「團塊世代」60歲時所擁有的資產是40~50歲這撥人的3倍以上。當時日本大型企事業單位的員工中,有接近50%的比例都來自「團塊世代」家庭。
為了緩解就業的壓力,日本政府通過鄉村振興和研究生擴招的政策來「延緩就業」,三年內有30萬人回流鄉村,40%的畢業生選擇考研。
但好景不長,等到1996年,日本停止基建,這些人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城市,加上延緩就業的那批學生剛好碩士畢業,他們一下子又全都湧入東京、大阪、名古屋找工作。
據說,當時有110萬人等待就業,學校里還有260萬在讀學生,社會根本無力承載這麼多人的工作需求。
於是,政府又出台了「勞動派遣」的政策,大學生只能去便利店、咖啡店等做臨時工的工作,沒有培訓,沒有晉陞空間,犯錯隨時可能會被解僱,大概只有47%的大學生能轉正。
日本的「飛特族」(フリーター)就是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中誕生的,而後續的安倍經濟學刺激,也都是在增加此類「散工」崗位。
二、債務危機的穩步上漲
與此同時,日本家庭債務危機也在穩步上漲。泡沫破裂後的日本家庭負債率高達年收入的4.7倍,銀行壞賬率一度逼近5%的臨界點。
一邊是就業難,政府提出科學立國戰略,放寬碩士招生限制來延緩就業;一邊是大量資本利用擴招湧入大學投資,通過提高學費來套取利潤。數據顯示,1992~1996 年期間,日本私立大學的碩士學院數量從170家暴漲至290家。
這意味著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大學生會面臨更大的教育支出壓力。為了維持生活和接受教育,很多年青人不得不背上高額的助學貸款。
但畢業後,就業市場又不景氣,相當一部分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即便找到了工作,大多都不是正式職員,非正式員工的收入也很低。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一些女大學生為了盡快償還債務,紛紛進入色情服務行業。
這種就業上的巨大壓力和經濟上的不穩定,讓這代人普遍感到焦慮和不安,對未來的生活缺乏信心和歸屬感,更別提組建家庭了。他們無力承擔買房、育兒這些家庭支出,這就導致日本結婚率和生育率的大幅下降。
平成青年儘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仍難以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和人生價值,因此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和失落感。
這種情緒也影響著他們對工作和生活的熱情與積極性,很多年青人覺得自己就是經濟泡沫破裂的受害者,對社會現狀和政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滿,開始選擇長期閉門不出,與社會隔絕,於是日本出現了「蟄居族」的社會現象。
三、投胎是個技術活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就業受挫所帶來的影響並非短期。在很多國家經濟衰退期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不少人都受到了職場「疤痕效應」的影響。
所謂職場疤痕效應,是指一個人在工作中所經歷的負面事件(如失業、職場衝突等),對其後續職業發展產生的長期的、類似於「疤痕」一樣難以消除的影響。這個影響既可能是就業和收入這些客觀指標,也可能是心理健康和社會地位這樣的主觀指標。
而這群當年在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的畢業生就深受其苦,很多人沒能找到工作,簡曆上的「空白」或第一份工作的「低薪和不體面」,讓他們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在就業市場都處於劣勢,這種現象就是「疤痕效應」的體現。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Ayako Kondo在《後「冰河期」就業市場缺乏復甦》的研究中還發現,在「就業冰河期」下半葉畢業的群體失業率明顯高於上半葉,並且薪金也更低,整體就業形勢更差,在經濟衰退期進入勞動力市場,會對日本男性的就業和收入產生持續的負面影響。
一系列的數據和事實都在佐證長達十年的「就業冰河期」,數以百萬計的年青人無法正式就業,才是日本一切社會問題的肇始。
人們不得不承認,投胎是門技術活。一個人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其所處的時代和家庭出身背景。
出生和成長在一個什麼樣的時期,是和平還是戰亂、是經濟繁榮還是蕭條,會直接影響到機會的多少和類型。比如你畢業時恰好趕上了一個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增加,那麼擁有相關技能的人就會有更多積累財富和實現自我的機會。
而一個好的家庭出身,既是繁榮時代的助力,更是蕭條時代的兜底。
或許這也印證了複旦大學王德峰教授曾說過的那句話:「一個人如果到了40歲還不認命,只能說此人悟性太差。」
四、日本冰河就業期的啟發
日本當年的失業潮來得迅速且猛烈,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就業市場上的日式終身僱傭製被逐步瓦解,年青人的價值觀在重塑,一切傳統不斷被打破。
可以預見的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環境的變化無可避免,人們或許很難得到渴望的那種「穩定」。
身處變化中的普通人能做的就是既要穩住身體,也要穩住心理,保持頭腦的清醒。
首先,要轉變學曆觀念,工作的優先級高於學曆提升,如果在當下這個階段可以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那就優先進入職場,積累經驗。
其次要轉變消費觀念,遠離房、車、奢侈品等需要負債的「面子消費」,不撈偏財,不相信普通的自己能成為賺大錢的「幸運兒」,穩健儲蓄。
再者,要轉變就業觀念,希望你能意識到,越來越少的工作能夠讓一個人一直幹下去。我們在一家企業工作的時間會越來越短,一生要進入的行業會越來越多。
最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別再執著於物質追求,去探尋豐富精神世界的路徑吧。畢竟,那些吃到嘴裡的小蛋糕,眼睛看到的山川湖海,才是真正能作用到你身上的幸福。這也是支撐一代日本平成青年好好生活的「小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