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萬億美元科技巨頭為0，被美國「泰坦」無情碾壓！LeCun轉評

新智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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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元導讀】三家最具價值的AI初創公司——Anthropic、OpenAI和xAI——都紮根美國。且美國有7家科技公司的市值達到萬億美元，而歐洲一家都沒有。為什麼歐洲沒有市值萬億美元的公司？分析指出，缺乏經驗豐富的創始人最為核心。此外，LeCun認為，有雄心的工業研究是整個初創生態的重要催化劑。

你可能不知道，全球競爭AGI的起跑線，其實早在2010年就畫在倫敦街頭。

DeepMind，於2010年在倫敦成立，比Anthropic和OpenAI早了好幾年。

然而，儘管DeepMind早早在倫敦成立，後來還是以約4.4億歐元的價格賣給了Google，如今世界聞名。

諸如此類的例子太多，歐洲一次又一次地錯失機遇，導致美國已經領先歐洲好幾條街。

三家最具價值的AI初創公司——Anthropic、OpenAI和xAI——都紮根美國。且美國有7家科技公司的市值達到萬億美元，而歐洲一家都沒有。

即便以這個市值的十分之一為標準，美國有33家科技公司市值超過1000億美元，而歐洲僅有4家。

為什麼歐洲至今沒有誕生萬億美元市值的科技公司？

《金融時報》作者Ian Hogarth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的剖析。最終分析指出，缺乏經驗豐富的創始人是最根本的因素。

隨後，LeCun在領英上轉發了這篇文章，並補充了另一個重要因素：過去十幾年里，人工智能領域幾乎所有的基礎性創新都不是來自初創企業，而是來自資金充足的大型行業研究實驗室，例如Google、Meta、微軟及其他少數公司。

缺乏經驗豐富的創始人

根據Hogarth的分析，一個常見的解釋是，歐洲落後於美國的原因是過度的監管。確實，歐洲的創始人在面對繁瑣的官僚程序時，比美國同行要承受更多的拖累。

以德國為例，公證程序為籌集資金的創始人，特別是天使投資者，增加了巨大的負擔。這顯然對初創生態系統是不利的。

另一個歐洲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一些大學在知識產權商業化過程中佔有高比例的股權，這使得外部投資者幾乎無法進入。

不過，Hogarth認為，這些都不重要，創始人的作用才是最關鍵的。對於一些拚勁十足的創始人來說，官僚障礙並不是核心障礙。

但要成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創始人也不簡單。科技創業是一門技藝，越練，才能越精。

比如，Hassabis在2010年準備為DeepMind籌集第一輪資金時，他比別人更清楚該怎麼做——直接奔矽谷找彼得·蒂爾和埃隆·馬斯克，而非浪費時間去尋求保守的歐洲投資者。

而且，更有經驗的創始人也往往喜歡挑戰更大的難題。

馬斯克就是典型例子——他在1995年創辦的第一家公司Zip2是一家互聯網城市指南，1999年創辦的第二家公司是一家在線銀行，而2002年創辦的第三家公司則是一家太空探索公司。

如何解釋這種野心的提升？或許最深層的原因是，創過一次業後，你會明白其中的艱難。正因如此，如果再來一次，你會更堅定地選擇一個足夠激勵人心的目標，讓它值得你去面對那些註定無法避免的低谷。

當然，這裡面也有一種自然選擇的機制——任務越困難，所需的技能水平越高，第一次創業的創始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

缺乏敢於冒險的投資者

不得不說，敢冒險的投資者往往也是經驗豐富的創業者，兩者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繫。

這些人往往是最大膽資本的來源，他們資助的初創公司通常承擔更高風險，或者需要更長的孕育期才能開始運作並盈利。

在矽谷，超過60%的頂級風險投資基金合夥人本身就是企業創始人，而在歐洲，這一比例僅為8%。這種差距直接影響了風險偏好。

讓我們回到DeepMind的故事。

2014年，成立僅四年的DeepMind被Google以4億英鎊收購。如今，Hassabis領導GoogleAI，從AlphaGo到AlphaFold接連突破。

早在2018年，Hogarth就曾在一篇名為「AI Nationalism」的文章中討論過DeepMind被收購對英國的損失，而到了2024年，這一問題顯得更加尖銳。

博客地址：https://www.ianhogarth.com/blog/2018/6/13/ai-nationalism

發生了什麼？他認為，問題的根本在於，Hassabis在追求自己使命的過程中，沒有獲得足夠大膽的資本支持。

相反，Google創始人Larry Page能夠為Hassabis提供數十億美元的長期高風險資金，由此成就了DeepMind。

想像一下，如果當年歐洲有人敢站出來支持Hassabis，今天的AI格局會否不同？

類似的故事還在上演：Google投入了數十億美元，重金押注自駕車和量子計算，而這些技術可能需要十年才能盈利。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核聚變。核聚變本該是歐洲的強項：它在核聚變研究上的公共投資超過美國，科學家更多，技術領先。

例如英國的聯合歐洲托卡馬克（Joint European Torus），它創下了聚變功率的紀錄；以及德國的溫德爾史丹7-X，這是全球最先進的斯特拉拉托反應堆。

歐洲理應有機會獲勝。但是看看私人初創公司，你會發現美國有四家籌集了超過5億美元的資金，而中國只有一家，歐洲則一個都沒有。

歸根結底，這仍然與大膽的創始人主導的資本投資密切相關。美國籌資最多的聚變初創公司，其早期資金來自薩姆·奧特曼、維諾德·科斯拉和比爾·蓋茨等經驗豐富的創始人。正是他們這種樂觀擁抱高風險的精神，推動了下一代技術的突破與發展。

不過，我們也能看到歐洲開始嘗試這種方式。2021年，Spotify創始人Daniel Ek以1億歐元支持AI防禦公司Helsing，當時沒有其他投資者願意接盤——他是唯一一個願意承擔這種風險的人。

這一賭注奏效了。Helsing隨後拿下多個重大政府軍事合約，並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吸引了超8.3億美元的風險投資。

這樣的案例在歐洲太少，但卻展示了轉機的可能性。

別再賣公司了

我稱經驗豐富的創始人為「關鍵物種」，不僅因為他們創辦和投資更大膽的公司，還因為他們以微妙方式扶持下一代創始人。

比如，Napster聯合創始人Sean Parker用自己的失敗經驗幫了Mark Zuckerberg一把：他建議小紮確保董事會完全由自己掌控。

這在2006年尤為關鍵，Yahoo開出10億美元收購Facebook，但Zuckerberg果斷拒絕，儘管董事會傾向賣掉公司。如今，Meta已是萬億美元球會成員。

2005年，Facebook 創始人馬克·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達史甸·莫斯科維茨（Dustin Moskovitz），以及當時公司的總裁尚恩·帕加（Sean Parker）在加利福尼亞州

Spotify創始人Ek的故事類似。第二次創業時，他也拒絕了Google的10億美元報價，堅持獨立，如今Spotify市值950億美元。簡單來說，想衝刺萬億美元估值，關鍵是別過早「清倉」。

當然，沒賣出去也可能是對方的失誤。1998年，Google創始人試圖以100萬美元賣給雅虎，雅虎拒絕；2002年雅虎開價30億，但Google要價50億，交易再次泡湯。今天，Alphabet市值超2萬億美元，而雅虎早已成歷史。

歐洲也有類似案例：荷蘭支付公司Adyen未出售，如今市值460億美元；Arm因2020年英偉達收購案被阻止，市值飆至1430億美元。若當時交易成功，英偉達的霸主地位可能更無法撼動。

偉大的公司需要時間。ASML自1984年紮根芯片製造，如今市值超2750億美元；Nvidia成立17年時，市值不過100億美元，而現在已達3.4萬億美元。

如果歐洲想誕生科技巨頭，需要創始人和投資者以鋼鐵決心堅守初心，拒絕早早套現，堅持長期建設。

工業研究是催化劑

Meta研究負責人Yann LeCun在回應《金融時報》文章時指出了一個關鍵因素——

過去12年，幾乎所有AI基礎創新並非來自初創公司，而是來自像Google、Meta和微軟這樣的科技巨頭資助的研究實驗室。

LeCun認為，DeepMind如果不被Google收購，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作為一家獨立公司，DeepMind的原始商業模式並不現實——一方面是因為長期研究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他們對開發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時間表過於樂觀。

20世紀80年代，歐洲仍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實驗室，如西門子、法國電信和阿爾卡達等。但LeCun認為，這些公司未能像美國科技巨頭那樣，讓研究事業變得具有吸引力。

LeCun認為，有雄心的工業研究是整個初創生態的重要催化劑。

他以2015年Meta AI研究實驗室（FAIR）在巴黎的成立為例：這幾乎單槍匹馬地複興了巴黎的AI初創生態系統，如今巴黎是歐洲最活躍的AI中心。

Mistral的總部就設在巴黎，前不久剛剛放出124B多模態巨無霸Pixtral Large。今年6月完成融資後，Mistral的估值已達到約60億美元。

參考資料：

https://the-decoder.com/why-europe-doesnt-have-a-trillion-dollar-company-according-to-metas-head-of-ai/

https://www.ft.com/content/e3e23aea-eb4d-42dd-a9ea-9ae267b8f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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