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死不活的港影,如何“破地獄”?|Talk年度盤點
編輯 / 朱 婷
運營 / 獅子座
輿論場上的香港電影,總是半死不活。
“港片已死”的論調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現在,幾乎每年都會重申一遍,今年也不例外。
一邊在香港影院,是今年來屢創新高、不斷刷新的票房記錄,誓要給港片注入一針強心劑。
前腳有1.15億港幣的《毒舌律師》(港版為《毒舌大狀》)成為百年香港影史首部票房破億的華語電影,後腳《破·地獄》就突破了1.2億港幣,超過了《九龍城寨》和《毒舌大狀》,笑納了2024的港片票房榜首+影史榜首。
另一邊在內地影院,是類型片重複,口碑差,票房低的魔咒難破。
港片不少,但只有一部《九龍城寨之圍城》(下文簡稱《九龍城寨》)突破5億票房,暑期檔的幾部動作大片票房都不盡人意。
《九龍城寨》的出品人、資深電影人陳羅超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因為《談判專家》及《海關戰線》在內地票房表現不佳,“內地部分電影公司將會暫停投資及發行香港電影”。這也導致純正的港片越來越少,基本都是陸港合拍片。
連在香港創下“票房奇蹟”的《破·地獄》在內地並不火熱,口碑一度高達8.8(現跌至8.5),但上映五天不到1億票房(如今10天票房1.3億),和上映三天就破億的台片《周處除三害》對比明顯,因此也算不上小檔期的黑馬。
看似處在下行階段的港片卻總能給人新驚喜,的確誕生不少“現象級”電影,但這“現象級”,又彷彿“僅港片影迷”可見。
kk想結合今年的港片聊聊,昔日輝煌引領全亞洲乃至荷李活的港片,難道淪為了港片影迷的獨自狂歡嗎?
一、沒勁,差不多港片?
港片近年來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先說結論——
類型片口碑差,粗製濫造,膚淺浮躁,票房差。
文藝片口碑好,角度多樣,但聚焦香港社會問題,受眾有限。
類型片,在昔日榮光里重複擺爛。
曾被電影學家波德維爾引用來描述港片特徵的“盡皆過火,儘是癲狂”,成了用力過猛後的疲軟。
香港引以為傲的黑幫片、警匪片、政治驚悚片連續撲街,進入了一種“差不多港片”的循環。
看演員。
差不多的演員進行差不多的排列組合,在差不多的戲里說著差不多的漂亮話。
劉德華+古天樂=《掃毒2》;劉德華+劉青雲=《拆彈專家2》;古天樂+郭富城+劉青雲=《掃毒3》;劉德華+劉青雲+吳鎮宇=《談判專家》;古天樂+張智霖+吳鎮宇=《暗殺風暴》;謝霆鋒+甄子丹=《怒火·重案》;謝霆鋒+張學友+吳鎮宇=《海關戰線》;甄子丹+吳鎮宇+張智霖=《誤判》。
似乎在玩一種很新的服從性測試,總有一款你中意的消消樂。
看角色。
差不多的正派發著差不多的狠,差不多的反派抽著差不多的煙。
刻板印象的表情和臉就先一鍵複製黏貼。
看情節。
竟然還是《無間道》之《無間無間道之無間》……最終大反轉仍然是——抓內鬼,抓錯內鬼,找出真正內鬼從而自證自己不是內鬼……甚至影迷養成了觀影習慣:一看有警隊班子,先猜裡面誰是內鬼。
看大場面。差不多的危急關頭拆著差不多的彈,救差不多的人質;差不多的撞車戲發著差不多的癲,差不多的爆破戲用著差不多的特效。
就連海報和評分,都爛得難分伯仲……
更可惜的是,導演水準的降級。
就拿社會派導演邱禮濤來說,前幾年的《拆彈專家2》還從劉德華創傷後遺症的視角將矛頭對準因制度不完善造成“用後即棄”現象的警隊體制,今年《談判專家》和《海關戰線》里的人物塑造則非常簡單粗暴,劉青雲就是正義要洗脫冤屈,苗僑偉就是貪;謝霆鋒就是帥,張學友就是因為太社畜被人欺負,於是黑化死擰到底。
一年三四部,一如既往地高產,但近年只能靠影迷挖掘邊角料+腦補導演在細枝末節里的“作者表達”。這實際是表達欲的消逝,沒話想說亦或無話可說。
“盡皆過火,儘是癲狂”原是批評港片的粗製濫造,到中期被廣泛使用是因為足夠精準。過火,才能出乎意料,爽感不斷,癲狂,才有情緒張力,至情至性……現在看卻又回到本意去了。
文藝片,則有一股有一種淡淡的死感,猶如盡皆過火後的灰燼。
從創投、靠電影資金扶持的青年導演承擔了港片的高口碑,選材也更紮根香港的社會議題——有錢的移民,中產的雞娃攢錢移民,沒錢的“濁水漂流”、努力苟活。
8.4分的《年少日記》,從學校里鄭老師發現一封無人認領的未署名遺書開始,回望自己充滿暴力和遺憾的童年,控訴東亞家庭的壓抑和窒息。
7.8分的《白日之下》,從女記者深入殘疾福利院舍“彩橋之家”調查開始,揭露了老者被虐待、智力障礙女孩被侵害的真相。
劍指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政府無力負擔,致使老者和殘疾人士成為“負擔”被拋棄給獠牙盡顯的資本……太陽底下無新事,真相的洶湧浪潮褪去,只剩下巨大的無力感在沙灘上裸泳。
8.5分的《破·地獄》,疫情後,魏道生在女友介紹下從婚禮策劃師變葬禮經紀人,和做“破·地獄”儀式的喃嘸師傅文哥文哥紛爭不斷。
兩個家庭內部也各有矛盾,道生年過半百但女友想要孩子,道生不想讓孩子一輩子活在贍養和失去的痛苦里;文哥因“女人汙穢”的祖師爺傳統,強行讓兒子繼承喃嘸師傅的衣缽,讓從小崇拜他的女兒活在重男輕女的糟粕地獄里。
電影破先人、破活人、破性別歧視、破父權威壓、又試圖破香港電影之困境。
都說先破後立。那麼當下港片尋找的落腳點是什麼,又要從何而“立”呢?
二、竄味,新東西的老登味
港片口碑的兩極分化,本質上是它在多個層面陷入了“又新又舊”的泥沼。
你能看出這兩年的港片想玩點新東西。
一方面,是從票房毒藥到靈藥、屢創新高的“子華神”系電影。黃子華把棟篤笑(脫口秀)理唸完美融入電影——嘴替屬性是不能少的,puchline是一定要有的,由此激發了強烈的爽文屬性。
鬥權貴——《毒舌律師》里,情人所生的私生女被有權有勢的正妻誤殺,入贅的丈夫為了保全名譽將罪責其全推到情人身上,一個失去愛女的母親即將鋃鐺入獄,最後,被權勢脅迫做偽證的人、收黑錢被賣的人被子華神在法庭上用三寸不爛之舌一頓K.O,是非曲直、天理昭昭,公道自在人心。
破舊俗——在和殯葬相關的電影里都會提到尊重逝者也是在慰藉活人,但只有《破·地獄》將這個概念和傳統習俗巧妙地融合了,總結為朗朗上口的“不僅要破逝者的地獄,活人也是需要破地獄的”,有種新瓶裝舊酒的醍醐灌頂感。選取的議題也相對新鮮:存子屍體,等未來科技發展再永久保存“瘋母親”,和《年少日記》里大兒子跳樓的母親都是演員韋羅莎,形成了一種call back;女性同性伴侶也應得到尊重和懷念伴侶的資格;不婚晚育是否正當,中年夫妻生子是否自私,對孩子的影響是什麼,都是當下青年會去思考和焦慮的話題。
另一方面,是對權力體系批判範圍的擴展——從傳統的點出“警察系統有壞人”上升到司法、社會體系環環相扣的制度問題。
《焚城》拍的是反烏托邦構架里的香港,危險物質泄漏前全港陷入危機,頂層權力運作甩鍋保烏紗帽,官員早早打電話通知親戚轉移,卻怕遭問責遲遲不向市民公佈信息,讓“市民知情權”淪為笑話;《誤判》里有一個細節,許冠文飾演的大法官不讓剛調入律政司的甄子丹叫他“大老爺”,因為其他人都是在97回歸前認識他的,這是帶有舊日榮光的美稱,也是圈層不同的暗示,甄子丹不留情面直接開大,說他一切按規矩閉著眼睛斷案,但現在已經“變天”,要睜開眼看看民間疾苦。
只可惜,這些“新東西”只是電影的零星點綴,影片最後總是滑入某種窠臼。
港片“舊”在兩個層面,一個是懷舊。從選材到內容上,既有港人對身份認同的探尋,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間的迷茫;也暗含對於混亂但生機勃勃的崢嶸歲月的懷念。
《金手指》頗有當下男頻爽文的色彩——“用100元投入換來百億奢靡人生,看窮小子不擇手段顛覆規則將財富和權勢玩弄於股掌之中”,可在當年,那是攪弄股票翻雲覆雨的真實事件。
到了《九龍城寨》里,大陸偷渡客男主被追殺逃入九龍城寨,感受到了煙火氣和底層民眾間的溫暖,有一種現實主義的回首感;只是後期的熱血民工漫+超英戰力設定+遊戲cg場面消弭了歷史的厚重,但也加深了宿命的不可忤逆——偷渡的男主原來就是老黑幫手下之子,貨真價實的香港公民,他堂堂正正地拿回了自己渴求已久的身份,卻也要繼續為父輩的恩怨“買單”。
另一個是陳舊,形式上是創作者無限濫用類型套招的怠惰,內容上是港片特色男人戲遺產的撲鼻登味兒,性別意識的覺醒只在台詞而不在行動。
動作片為主的劇情片,一般是就是男性恐怖分子為了複仇或是獲得權力、財富搞事情,接著是正義的男人打架,男人拯救,男人被體制整了而破碎,男人毀滅,男人自救,男人勘破真相,男人重生,男人發表言論表達社會秩序得到了整頓,具體可參考邱禮濤的系列電影。
他不是不知道這點,甚至還專門寫台詞堵觀眾的嘴。《談判專家》里,秘書顏卓靈和幾個男性同時被當人質,她來那麼一句:“不要因為我是女性就放我走。”但這厭女氣息在一年里的幾部電影里很難憋住,《海關戰線》里又把諜戰中女性警探作用進行刻板化,讓劉雅瑟模仿嬌喘。
過了20年,女人還是花瓶或點綴,哪怕是災難片也少不了這些糟粕。妻子是枉死或早逝的,比如《焚城》里劉德華的妻子在救火中意外犧牲,造成了他和小舅子白宇曠日持久的隔閡;女兒是用來拯救或者修復關係的,比如《危機航線》里因為劉德華狂躁症發作造成交通事故,女兒失明怨恨父親,但在劫機中被父親多次拯救,因而最後完成了世紀大和解。
文戲為主的劇情片,針對父權的批判總是高拿輕放,不了了之。父權猶如大山壓在了所有人肩頭,孩子們受苦、掙紮、跳樓、自殘再到自毀有厭世傾向,但最後隨著父親的老邁、病弱、道歉,就一定要和解,永遠在原諒。
《年少日記》里的爸爸是東亞刻板的中產大家長,逼死了成績不好的大兒子,弟弟閱讀了哥哥的日記後和父親決裂多年,僅因為父親重病時問了一句“你還記不記得你哥哥有傑”弟弟就釋懷了,和父親相擁抱頭痛哭……試想,一個虛榮自私的家暴父親,在逼死孩子後還以他其為恥多年,怎麼可能臨終前真心懺悔,他的懺悔又有什麼用?
《破·地獄》里也有相似問題,父權看似同時傷害了女兒和兒子,但在爹重病時,移民的兒子可以斬斷親情桎梏撒手不管,還顧及傳統道德的女兒成為了不得不擔責的人,因為她“崇拜爹、希望得到爹的認同”。
在《好東西》里小馬都在“拉黑爹”,和父權割席的時候,看似獨立自強的女兒還要繼續照顧爹,哪怕是之後幫生活不能自理的爹洗澡時第N次因為“女人汙穢”挨巴掌,她嘴上反駁有力,但行動是幫爹洗頭、給爹泡茶、買爹喜歡的糕點。這種孝心終於在結尾獲得了爹的認同,一次打破行規的允許她“破·地獄”儀式,一封遲來的道歉信,到底能彌補什麼?
對內地觀眾而言,男性在電影里的公域中說一些“正確廢話”時刻已經太多了。《第二十條》里的雷佳音的“封神發言”,《毒舌律師》里黃子華的舌戰群儒(原型案件是女律師),再到《破·地獄》里黃子華替過世的文哥念遺囑,承認讓女兒替父親破地獄具有合理性的撐腰站台,哪怕掩蓋得再好,偉光正的男性背後,還是創作者主觀意識里女性站不起來、無法擺脫父權期待的軟弱和妥協。
港片,也急需擺脫登味兒的好東西。
給港片的葬禮,向死而生
三、港片已死,本質上是一個時態問題。
我們以為的繁榮的港片,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死過一次”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香港社會躁動不安,港片里滋生價值取向愈加扭曲,賭片、黑幫片盛行,兩極分化,畸形繁榮,二三線影片製作成本壓縮嚴重。焦雄屏曾尖銳地批評這一時期的部分香港電影人“把商業算計、產銷成本預估,以及市場調查作為電影創作唯一指標的製片方向”,使得“整個電影文化淪陷於市場壟斷”。
1995年,香港《明報月刊》就以“香港電影之死”作為封面專題,指出港片:“急功近利、膨脹過速,題材重複、創意不繼,人才青黃不接、銀幕上老面孔充斥,拍片一窩蜂、重量不重質等,這種惡性循環終令香港電影步入力有不逮困境。”
看起來是不是特別眼熟?
當年的港片在當時就在努力自救。政府、電影公司和香港影人齊心協力——
政府成立了“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電影服務統籌科”,撥款進行資金扶持政策,還鼓勵舉辦影展、投資會等大型活動,推動“電影貸款保證金”的落地;電影公司進行人才資源優化整合,試圖建構起更為高效的產業運作鏈條,“嘉禾”“中國星”“寰宇”及“美亞”等公司便尋求各種手段不斷擴展新的投資、發行、營銷渠道。
與此同時,電影人也不斷髮力。1996年,杜琪峰的銀河映像成立,《一個字頭的誕生》開拍,用作者性為香港商業片注入“活水”;同年,文雋、劉偉強、王晶聯合創辦的“最佳拍檔”公司,相繼推出了《古惑仔》《百分百感覺》系列,以草根電影製勝,佔據了港影市場半壁江山。
而如今雖然港片式微,也能看出行業內部的代際傳承和守望相助。老導演的潛力挖掘,新導演的著意培養都是相似的應對之策。
黃子華的大器晚成,從影近40年,63部電影58部票房慘淡,但從2018年放棄棟篤笑轉身投入電影製作後猶如開掛,從《棟篤特工》到《破·地獄》一路逆襲、締造港片神話,也頗有“獅子山精神”。
《白日之下》能開拍上映離不開監製爾冬升的支援,《白日之下》讓令爾冬升回想起自己30多年前拍攝《癲佬正傳》的初心,在籌集資金和劇本修改上給了導演很多幫助。《年少日記》劇本完成後得到了監製爾東昇的鼎力支援,導演卓亦謙也拿到了港府支援港影而宣佈施行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大專組獎金325萬港幣,這項大獎的曆屆得獎者為華語影壇貢獻了不少優秀作品,如黃進的《一念無明》、陳小娟的《淪落人》、陳健朗的《手捲菸》、黃綺琳的《金都》。
話說回來,港片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可對於東亞乃至世界電影來說何嚐不是如此?
日本電影困於真人電影與動畫電影市場號召力兩極分化多年。曾經有大師(黑澤明、小津安二郎等),現在有新銳導演在國際影壇上嶄露頭角(濱口龍介、三宅唱等),但市場不認賬,最吃的還是動畫電影,每月的票房成績和當月是否有熱門動畫緊密掛鉤。
韓國電影前兩年剛斬獲奧斯卡,一時風光無二,但在登頂後也無奈走上了下坡路。和當年的港片一樣,一邊向荷李活進軍;一邊轉戰小螢幕和Netflix等自媒體平台合作,本土電影頹勢盡顯,“巧婦”外流,無米下鍋。2023年只有《犯罪都市3》和《首爾之春》兩部影片的觀影人數突破1000萬,韓影三大獎的“大鍾獎”宣佈破產;2024年新電影製作數量急劇下降,CJ ENM 可能會縮減並重組其電影部門,預計在未來暫停對電影的新投資。一位工作人員接受採訪時也表示,“目前沒有電影處於前期製作階段。”
說回香港電影,《破·地獄》在此時給低迷的港影業注入了一針強心劑,疫情後的真實背景,關乎創傷,關乎生死,關乎背叛與原諒,關乎新舊交替間的權力讓渡,用最質樸的人文關懷縫縫補補千瘡百孔的世界。
正如香港影評人說,三部票房破億的港影共性是:在無可改變的絕望之中,奮力搏出一點希望。
比唱衰“港片已死”更可怕的是,我們都不再探討香港電影。港影如何通往新世界?道路還在探索,而沿途的佳作則彙聚成振奮人心的力量,鼓舞著影人和觀眾一道,懷揣勇氣衝破絕望,向著明天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