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商業化是好是壞？來自全球反轉運動的啟示

一些媒體將2024年稱為中國「轉基因商業化元年」。2023年，37個轉基因玉米品種、14個轉基因大豆品種通過品種審定，26家企業獲轉基因玉米、大豆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2024年，各地開始推廣種植，轉基因從實驗室真正進入農民的田間。通過食品工業的加工，轉基因已經成為我們每個人正在面對的日常現實。

然而關於轉基因的爭議從未消失。在爭議中，始終有一種聲音呼籲監管機構對基因工程採取預防性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即面對轉基因的未知風險保持謹慎。

食通社認為，探討轉基因的問題不應該浮於表面，而是既需要深入技術細節與監管過程，又要發動公眾廣泛參與討論。「商業化元年」遠不意味著轉基因問題的蓋棺定論，未來仍需公眾、學者、社會組織和企業持續關注。

2024年6月，食通社訪談了國際反轉運動先驅Benedikt Haerlin。Benny見證了轉基因的興起，曾在多家機構領導針對轉基因作物立法的運動，一直活躍在推動可持續農業的最前線。希望他的觀察能夠給中國轉基因問題的討論打開新的方向。

以下是訪談整理。

問：您最初是怎麼關注到轉基因技術的？

BH：那是1980年代的事了。我那時20歲出頭，是個環保活動家。1984年我成了歐洲議會的議員，為德國綠黨（Green Party）工作了五年。在此期間我去了美國，在那裡第一次聽說轉基因技術。

1986年，加利福尼亞有人研發出了一種菌劑幫助草莓抵禦霜凍，主要成分是敲除了基因片段的丁香假單胞細菌（Pseudomonas syringae）。那個基因片段會產生一種蛋白質，沒了它冰就不會形成。

對我來說這是個完全陌生的話題。我的專業背景是哲學和心理學，我根本不是農業或生物科學家，但我覺得這項技術很重要，應該進行廣泛的公共討論，而不是把它留給實驗室里的專家。我的直覺告訴我，人類不需要教大自然做事，更不應該在DNA層面上干預生命體，包括我們自己。

我認為，需要深入瞭解我們正在干預的複雜性是什麼。轉基因技術有點像我們在不瞭解電腦軟件程序的情況下，直接擺弄電腦硬件線路。這樣做當然會產生一定的效果，但你無法確定會產生哪種效果。這不是科學的方法。

30多年後，我發現，1980年代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信心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隨著我們知道的越多，當時某些科學家的想法越難以被證明是正確的，事實證明情況複雜得多。

舉個例子，儘管95%的種子菌群（seed microbiome，也譯作種子微生物群）會遺傳給植物本身，但大部分植物微生物還是來自周圍環境。植物體內外來微生物比自身微生物還多，這是一個相當新的概念。

BH：當我進一步關注基因工程時，我發現它被用來製造抗除草劑作物。隨著孟山都的轉基因抗農達大豆和玉米的推廣，現在全球有1億2千萬公頃土地都在使用包括農達在內的草甘膦除草劑。除了抗除草劑作物，還有抗棉鈴蟲的轉基因棉花。

轉基因棉花一開始的確很成功，現在卻演變成了另一個農藥跑步機（treadmill）——被殺死的昆蟲會對它產生抗藥性，而在殺蟲劑有效的地方，其他昆蟲（如吸汁昆蟲）又會取代被殺死昆蟲的生態位，造成新的蟲害。這不是真正的解決辦法。

●在印度，轉基因棉花BG-I的廣泛種植使棉紅鈴蟲（pink bollworm）產生了普遍的抗藥性。圖為2021年印度中央邦爆發的棉紅鈴蟲害，當年平均蟲害率為55%。圖源：Krishak Jagat

BH：基因工程的意識形態非常傲慢，它的核心概念是讓大自然適應我們「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太原始了。我們以為自己能從大自然的效率中學到很多東西，實際上卻陷入了深重的麻煩之中。

問：從美國回來後，你在歐洲議會推動了哪些政策改變？

BH：我推動歐洲議會通過了第90/220/EEC號指令，即《關於轉基因作物環境釋放的議會指令》（後稱《指令》），這是全球首個關於轉基因的法律框架。後來，這份文件成了歐盟和各成員國轉基因立法的重要依據，我也成了基因工程議題的專家。這很容易，因為當時沒什麼人聽說過基因工程。（笑）

1989年，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年，我離開議會，在柏林創辦了一份報紙。兩年後我加入了綠色和平組織，開始在中國開展工作。一開始，我們在中國推動冰箱無氟化（Greenfreeze），建議行業用丙烷、丁烷等製冷劑取代氟利昂，降低對臭氧層的危害。

1996年，我在綠色和平發起了全球基因工程倡導運動，做了六年國際協調，工作範圍當然也包括中國。中國政府從未乾預我們在這個議題上開展活動，他們對這方面的批評意見很感興趣，我猜測可能是因為當時孟山都牢牢掌握著核心技術。現在情況不同了，2016年中化收購先正達後，中國成了世界第一大基因工程國家。

我認為我們第一輪倡導運動（19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相當成功。因為我們在1980年代開了個好頭。在歐洲，《指令》規定基因工程受到特殊立法監管，且商家必須給轉基因產品貼上標籤。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至少在歐洲，人們不會購買轉基因產品。中國也是這樣，法律規定必須給含轉基因成分的食物貼標籤。

●2023年10月，農業農村部就修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公開徵求意見，擬將中國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由「定性標識」轉向「定量標識」。

問：你們當時是否製定了全球性策略？

BH：我們的整體策略是：第一，不要釋放無法召回的轉基因作物。第二，讓該國和地區的人民自己決定。可以說，消費者是我們最強有力的盟友，這也是這場倡導運動最大的特色。我們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在美國的倡導工作幾乎毫無起色。

很有意思，當時綠色和平美國辦公室決定，不爭取轉基因作物強製標籤（mandatory labelling），因為他們想一勞永逸地禁止轉基因商品上架。他們認為爭取強製標籤就等於做出妥協。對我來說，這也是一個策略上的提醒，立場太激進有可能全盤皆輸。反觀我們在歐洲的倡導就很成功，要求轉基因作物強製標籤的思路也延續到了歐盟新近對CRISPR/Cas9基因編輯作物的規管。我希望這次我們也能成功。

註：CRISPR/Cas9是指通過人工核酸酶實現對特定基因序列的敲除、插入或精確修飾，與轉基因技術最大的區別在於不引入外源基因。

BH：支持放開管製一方的話術是，基因編輯作物與常規育種作物沒有根本性區別。但從科學角度看這完全是胡扯。2019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通過檢測發現，2016年已投入生產的基因編輯無角牛，意外含有兩個使牛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新基因。所以我們依然要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去看，基因編輯到底會帶來哪些風險，以及哪些風險評估流程是絕不能省略的。

對基因編輯作物進行強製標籤，不光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也是一個溯源機制和退路。萬一出了問題，我們還有召回產品的可能。再次澄清，我不是反對這項技術本身。但是迄今為止，我聽說過的基因工程嘗試都極度短視，缺乏更整全、長期的視角。

此外，基因工程通過對基因和作物性狀申請專利將這項技術私有化，完全顛覆了常規育種的商業模式。隨著氣候變化加劇，改良種子的需求日益迫切，越多相關方參與到其中越好。如果改良技術只掌握在少數幾家企業手裡，我們豈不是在畫地為牢？

●截至2022年，全球種子市場由四巨頭拜耳、科迪華、中化-拜耳及巴斯夫把持，控制著全世界約51%的種子銷售業務。圖源：Phil Howard

問：這是你2002年發起「拯救我們的種子」（Save Our Seeds，後簡稱SOS）倡議的原因之一嗎？

BH：SOS最開始是為了防止轉基因作物的異型雜交（outcrossing，兩個不同基因型個體間的雜交，此處指轉基因作物和非轉基因作物雜交）。

歐盟法律框架只規定了對轉基因商品的強製標籤。在轉基因成分來源獲歐盟批準的前提下，如果商品被檢出含有0.9%轉基因成分，就必須標記為轉基因。要求零汙染會讓檢測成本增加很多。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確實需要保證法律的可操作性。

但種子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為種子是擴繁材料。繁育幾代之後，極小的汙染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的。當時出現了轉基因玉米種子混進常規種子的情況。歐盟委員會本想堅持0.9%的閾值，但我們通過倡議成功堅守住了「種子零汙染」的底線：一旦在非轉基因種子中檢測到轉基因成分，就必須從市場上撤下。

●「拯救我們的種子」倡導對種子轉基因汙染零容忍，支持有機農業、生物多樣性和糧食主權。圖為2022年SOS倡議歐盟推動基因編輯國際立法規管，右一為Benny。圖源：Save Our Seeds

問：你如何看待政策倡導和發動公眾參與在運動中的不同角色？

BH：它們同等重要。在一個民主社會里，如果大多數人不希望某事發生，就會有力量推動法律框架改變。而將某事寫入法律，通常是公眾討論和爭議的終點。

有意思的是，在這場運動中我們發現了企業的力量。作為公民，我們需要法律保障。同時我們所有人都是消費者，需要安全的產品。所以我們也試圖說服超市和大食品品牌，要求他們保證不上架轉基因產品，無論法律是否允許。

超市的本職就是瞭解顧客需求。對他們來說，這不僅僅是政治，更是一門生意。當時，許多商超詢問「焦點小組」（focus group）和目標客戶對轉基因的看法。他們意識到，如果他們上架轉基因產品，大量客戶會選擇他們的競爭對手。事實上，只要一家公司有5%的客戶轉投別處，就是災難性的。所以他們也支持強製標籤這一點，這樣才是公平競爭。

而政客是跟著企業走的。儘管在倡議初期，新聞工作者和政治家這兩個群體對基因工程的支持率最高。

問：如果超市可以轉化為盟友的話，誰是最反對這場運動的力量？研發轉基因的種子公司嗎？

BH：是的。通常來說，倡議運動需要提出替代性方案或退出機制。但我們沒法問孟山都公司，你們不能只做有機和常規育種嗎？對他們來說這根本沒法選。他們喜歡殺蟲劑，喜歡轉基因，喜歡給植物申請專利。

如果不存在真正的退出機制，我們只能說「滾吧」。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的確出局了。2018年，拜耳以630億美元收購了孟山都的股權，繼承了孟山都一攬子官司和法律糾紛，他們也因此聲譽受損。

●2024年，國內譯介了兩本複盤孟山都發展史的新書：《種子帝國》和《孟山都的轉基因之戰》。

問：在長達十年的倡議運動中，有非常鼓舞人心的時刻嗎？

BH：一直都有。比如在運動早期，當我意識到這個事情有得做，我們可以有理有據地把倡議推進下去的時候，我很受鼓舞。

還有2003年10月，我們贏得了「標籤之戰」，那也是個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時刻。歐盟議會頒布了《1803/2003條規章》，規定轉基因產品上架必須標註。且大多數歐盟委員會和議會都認為，產品只要含有轉基因來源的成分，就必須標註，哪怕成分本身無法被檢測和溯源。比如油可以被淨化，以轉基因作物為原料的精煉油可能檢測不出DNA（因其不含蛋白質和水）。

這個規定其實有悖直覺。通常來說，如果你要給一個東西貼標籤，要在產品中能檢測出來。但是歐盟要求商家必須證明，生產過程中沒有使用轉基因作物。

●今年10月，肯德基被曝使用轉基因大豆油而未向消費者明示引發爭議。如果生產經營需對轉基因食品強製標識，餐飲行業使用轉基因大豆油是否也應公示？拍攝：食通社

BH：對了，1997年我們在荷蘭聯合利華公司門口掛了個大橫幅抗議，因為它的「拉瑪」（Rama）牌人造黃油裡含有轉基因大豆油。然後聯合利華請我去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把「拉瑪」黃油放在桌子上，邀請我就著黃油吃點麵包。被我拒絕了，我當然不能在那吃飯！（笑）他們告訴我，裡面已經沒有轉基因大豆油了，他們用油菜籽油替代了配方里的大豆油。從我們抗議到聯合利華更換配方只過了短短兩週，非常鼓舞人心。

普通歐洲人對轉基因技術樸素的倫理反應也讓人驚喜。在這場關於基因工程的辯論中，我總是試圖解釋這項技術的風險。可是我意識到，人們對這個故事根本不感興趣。他們單純地認為我們不應該干擾DNA。

問：我想回到轉基因黃金大米（Golden Rice）的案例。你是如何參與其中的？

BH：這個案例非常特殊，因為黃金大米宣稱它的首要目的是消除營養不良。1999年，我去瑞士蘇黎世和黃金大米的研發者波泰利克斯先生（Ingo Potrykus）見面。是他邀請的我，我們聊了兩天，他自認在做正確的事，應該得到綠色和平的支持。但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黃金大米不是對抗維A缺乏症最有希望的策略，而且我們還不知道它對環境和公共健康的影響。

我們還在一個大型轉基因生物技術會議上舉行了新聞發佈會，要想用來治療維生素A缺乏，人們必須每天攝入9公斤黃金大米，我們就買了9公斤普通大米懟在桌子上，顯然沒人能在一天內吃完這些。波泰利克斯也在場，他承認我們是對的。他肯定到今天還在恨我。

●2024年4月18日，菲律賓上訴法庭裁定商業推廣黃金大米（Golden rice）違憲。

BH：然而2000年，他成了《時代雜誌》的年度封面人物。我還從未見過如此多溢美之詞。這項聲稱造福貧困人群的技術，根本沒有幫助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孩子。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輸了這場「敘事之戰」（battle of narrative）。讀到這些話術的大多數人可能會相信，反轉基因者寧願犧牲孩子的生命，也要堅持他們的教條主義。

如果真為孩子們著想，我們應該確保他們的飲食中有足夠的維生素A攝入，比如多吃胡蘿蔔和紅薯。我們還可以直接提供維生素A藥片，而不是用基因工程發明出富含β-胡蘿蔔素的稻米。β-胡蘿蔔素在人體內轉化成維生素A需要配合足量油脂，而且儲存和烹飪都會加快黃金大米里的β-胡蘿蔔素流失。

為什麼不去推廣紅薯、胡蘿蔔這些根莖作物呢？根本沒人這麼做，對吧？因為他們根本不想為窮人謀福祉，他們只是想講好這個故事。

問：在綠色和平倡議運動的基礎上，農民和科學家組織MASIPAG成了菲律賓反轉的先鋒，歐美地區還有哪些民間社會組織依然在跟進這個議題？

BH：有不少。比如國際非盈利機構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還有所有有機組織——因為有機標準規定不能使用轉基因種子。可以說，它們是今天運動的兩大支柱。

●德國柏林有機農場的「無轉基因」標牌。拍攝：食通社

BH：還有一些小型消費者組織，他們可能並不反對轉基因，但支持強製標籤和信息透明。以及有批判精神的科學家團體，他們一直強調轉基因的話術不符合科學。

轉基因作物對農民來說也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許多小農組織，甚至大農場組織和主流工業化農民組織也反對推廣轉基因作物，其中既有利益的考慮，也有反對將種子產權私有化的呼聲。在印度，反轉運動一直都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而不是消費者。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情況也很類似。

歐洲已經沒有多少小農場主了。在農業已經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反轉基因運動主要由消費者推動，我們和農民的聯盟並不緊密。但只要消費者有訴求，農民也會說，我必須跟著市場走。另外，無論在哪裡，有機農民都是反對轉基因的一股強大力量。而中國的小農和消費者群體都很龐大，我很期待看到他們將來會扮演哪些角色。

●區別於發動消費者來撬動企業的歐洲策略，綠色和平幾個亞洲辦公室認為倡議運動不能只靠市場端，更需要上遊農民和生產者的介入。2004年綠色和平製作的紀錄片《稻米之路》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圖源：Greenpeace/Ma Meiyan

問：你曾多次表示對新型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的擔憂。2023年12月，中國政府不光審定了51個轉基因玉米和大豆品種，還批準了4個玉米和大豆品種的農業基因編輯生物安全證書。歐盟也有可能放鬆對基因編輯作物的規管。你怎麼看待這個趨勢？

BH：科學家們又開始聲稱，CRISPR/Cas9與會引入外源基因的轉基因完全不同。我之前已經說過了，這根本不符合科學。

我最近比較擔心的是CRISPR/Cas9技術與人工智能的結合。我們已經體會到了ChatGPT的學習和表達能力有多強，人工智能模型現在可以非常準確地預測蛋白質摺疊結構。這並不意味著GPT真的懂DNA，它只是從統計學角度做出了預測。

最大的問題在於，哪怕ChatGPT的學習方式最初是由人類編程的，但我們依然不瞭解它是如何得出某個結論的。最終可能演變成：科學家提出需求，然後人工智能說，這就是你應該合成的DNA。我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異化。在一知半解的前提下，干預和影響生命系統，我覺得這很危險。如果我們不再要求基因編輯作物強製標籤，等到真的發現問題時，召回產品的可能性為零。

問：我很喜歡你提出的「異化」的概念。那消費者怎麼才能擺脫這種異化，增加我們對食物和農業的知識呢？你有哪些建議？

BH：與其說是增加「知識」，不如說是「經驗」。很多研究都指出，知識體系是易變的，也並不是影響人類決策的決定性部分。

如今，由於過度消毒和整體營養水平降低，過敏的孩子越來越多，害怕大自然的孩子越來越多。人們應該去體驗大自然，直接感受生命的奇蹟。我們在柏林發起的「2000平米」計劃（2000m²，Weltacker）就能起到這個作用。

2000平米（約三畝多），是我們用全球耕地面積除以總人口得到的數字。從公平公正的角度來看，我們每個人都只能使用2000平米土地的產出。在柏林的示範農場上，我們按比例種植當今世界的主要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