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李錄最新《價值投資》分享!中美經濟博弈下的全球投資趨勢與基本原則

近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價值投資》課程十週年沙龍在哥倫比亞大學全球中心(北京)舉行。

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李錄在活動上最新發表了《全球價值投資與時代》主題演講,這也是他十年來第三次為該課程發表演講。

本次演講圍繞全球價值投資的挑戰與機遇展開,從宏觀經濟變化、價值投資理唸到全球資本市場進行了深刻分析,內容也將被收錄於他的暢銷書《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增訂本中。

時代困惑:從就業壓力到國際秩序重塑

李錄指出,中國 16 到 24 歲年青人的失業率已達 20% 左右,這一數字直觀反映了就業市場的壓力。

然而,他進一步分析道,就業問題的核心在於民營經濟的信心不足。目前,中國約有 7~8 億就業人口,其中 80%-90% 的崗位由非國有企業和個人提供,而國有企業僅佔 10%。

近年來,民營企業家在財產安全甚至人身安全方面遭遇挑戰,直接影響了企業活力和社會就業。此外,就業問題還反映了消費者信心的下降,其背後是家庭財富的顯著縮水,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下跌。

房地產曾佔到中國家庭財富的 70% 左右,現仍有 60% 的比重,是家庭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房地產市場與資本市場的疲軟直接削弱了消費者的未來預期和消費能力。

李錄強調,過去幾年,中國採取了一系列以供給側為主的政策。然而,目前的核心問題在於需求不足,這也導致了通縮現象的出現。

「卷」文化的盛行正是通縮環境下極度競爭的產物。此外,他指出,官僚體繫在當前環境中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導致「躺平」現象蔓延,進一步影響了政策的傳導和執行。

在分享中他還深入探討了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處境。他指出,中國製造業附加值佔全球比重超過 30%,但國內消費僅佔其中的一半,剩餘部分依賴出口,主要流向發達國家。儘管東南亞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其出口最終仍需依賴歐美市場的消費能力。

過去五六年,國際關係的最大變量是美國對自身全球角色的重新審視。二戰後,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的「錨」,承擔了維持和平、保障國際貿易穩定與航行自由的重任。

然而,近年來,無論是美國精英還是普通民眾,對繼續承擔這一角色的必要性產生了根本性質疑。美國的公眾普遍認為,這一體系讓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受益,但美國卻未能獲得對等回報。

這種認知的轉變直接影響了中美關係,並對國際秩序提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未來的國際公共品(如航行自由和全球貿易穩定)由誰來提供?中國又將在新秩序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從觀唸到實踐:破解「時代的困惑」

李錄認為,中國今天所面臨的許多困惑並非獨特現象,而是所有國家在工業化起飛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中間盤整期」——即「2.5階段」。

這一階段是從農業文明向現代科技文明過渡的必然階段,全球歷史中許多國家都曾經歷過類似的情形。

他在《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中指出,現代化的核心是市場經濟與現代科技的結合,它帶來了經濟的自動化、複利性和持續性增長。

然而,這種複利增長往往與社會治理、人文心理以及政治制度的變革速度不匹配。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使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人類的本性和社會治理方式卻未能同步調整,由此產生的落差引發了許多深層次問題。

李錄通過一系列國家的工業化歷程,揭示了三四十年的複利增長對經濟與社會治理的深刻衝擊:

  • 英國是唯一獨立完成工業化的國家,歷經漫長的數百年才完成現代化轉型;

  • 日本從明治維新到 1905 年戰勝俄國,僅用了 30 多年實現追趕;

  • 德國、美國及南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也在 30~40 年內完成了工業起飛階段;

然而,快速增長帶來的經濟變化往往與社會治理間形成顯著的落差,對社會的穩定性和未來發展路徑提出了巨大挑戰。成功的國家組織起來實現了跨越,而失敗的國家則陷入長期停滯甚至災難。

李錄特別強調,舊觀念的存在是阻礙跨越的重要因素,具體例子包括對「土地」與「虛擬經濟」的傳統理解。

在農業文明時代,土地與人口決定經濟體規模,擴張土地是國家的首要訴求。然而,現代科技文明強調經濟要素的流通、市場規模與技術創新,土地不再是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因素。

歷史上,由於對土地的執念,一戰和二戰付出了慘痛代價。諷刺的是,德國與日本通過戰爭未能實現的訴求,卻在戰後的和平環境中得到了滿足。這說明,進入科技文明時代後,國家經濟發展不再依賴傳統的領土擴張,而是依賴開放的市場體系與經濟要素流通。

李錄指出,在現代經濟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界限正在模糊。例如:

  • 遊戲產業被認為是虛擬經濟,但遊戲玩家操控的無人機已成為俄烏戰爭的重要力量;

  • 半導體巨頭英偉達,其本質是一家軟件設計公司,但它控制著全球 AI 和高性能計算的關鍵資源;

  • 德國以實體經濟聞名,但英偉達的市值已超過德國全部上市公司市值總和;

這些案例表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已經高度融合,繼續區分二者不僅不現實,還可能阻礙對新經濟模式的正確理解。

在治理層面,李錄強調,中國經濟的複雜性和全球影響力決定了政府職能需要從「指揮型」向「服務型」轉變。 

1)國內層面: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數以億計的企業每天都在作出數十億次經濟決策,政府無法也不應該直接干預這些微觀活動,而是應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支持企業發展。 

2)國際層面:中國已成為 120 個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涉及全球數十億人的生計。在這一背景下,政府需要關注全球化中的合作與共贏,而非單一的國家利益。 

他指出,成功的現代化國家往往通過建立共和、商議與服務型的政府結構,適應全球化環境的複雜需求。這不僅是中國當下發展的現實要求,也是全球經濟體系對中國的期待。

邁向現代化的突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重塑國際關係

李錄還結合歷史經驗與現實困境,深入探討了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在國際關係中如何重新定位。通過對經濟要素流通、現代金融體系、以及國際合作的剖析,他為中國的現代化路徑提供了獨特的洞見。

他指出,現代化經濟體系(3.0 經濟)的核心特徵,是全要素的自由流通與充分交換。自由的商品、服務與思想交流能夠產生指數級的經濟效益,而知識的自由交流甚至可能帶來倍數更高的增長。然而,中國當前的經濟體繫在要素流通方面存在顯著短板:

個人消費比例過低:目前中國個人消費佔 GDP 的比例僅為 40%,遠低於印度的 60% 和美國的 70%。而儲蓄率卻高達 50%,其中大部分儲蓄沉澱在國有銀行體系中,未能有效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資本市場尚不完善:中國目前的資本市場體系仍處於啟蒙階段,未能形成完整的信用體系,無法卡奧效地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和消費,促進經濟循環。

通過分析威尼斯、荷蘭、英國等國家的歷史,強調金融體繫在經濟現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 威尼斯的創新:作為早期貿易帝國,威尼斯發明了複式記賬法、股份製、保險制度和現代銀行體系,為現代金融奠定了基礎。

  • 荷蘭的進一步發展:荷蘭創建了全球首家公眾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證券市場,並在 17 世紀成為貿易帝國,其金融創新顯著提升了國家競爭力。

  • 英國的資本市場:1688 年的光榮革命和與荷蘭的金融合併,為英國帶來了現代資本市場體系。通過這套體系,英國成功實現了經濟的複利增長,建立起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國家。

這些歷史案例表明,完善的資本市場不僅提供資金,還通過信用體系促進資源的最優配置,使經濟體系實現自發性、可持續的增長。

李錄特別提到,香港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體系的一部分,具備現代金融市場的全部要素,包括法律體系、糾紛處理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國際投資者的信任。

然而,近年來,這些優勢尚未被充分利用,甚至受到威脅。如果香港的獨立性和信用體系無法保障,中國資本市場的現代化進程將受到嚴重製約。

他建議,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應保持獨立運作,就像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特區,以差異化的試點方式推動整體經濟改革。通過保護和激活香港市場,中國可以借助這一獨特資源,建立起真正的現代金融體系,為儲蓄轉化為消費和投資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關於自由貿易,李錄指出,自由貿易和思想交流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在過去 500 年中,成功的現代化國家無不依賴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

例如: 

  • 荷蘭:通過全球貿易和金融創新成為世界強國; 

  • 英國:通過資本市場和技術革新成為工業化的先鋒; 

  • 美國:通過建立全球貿易體系和推動自由流通鞏固其經濟霸權;

對於中國而言,在全球化面臨挑戰的當下,重建與主要貿易夥伴的信任與合作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

他形象地將經濟增長的關鍵節點比喻為鏈條上的「雞」與「蛋」,強調所有要素(如企業家精神、消費者信心、政府政策、外資信任等)相互關聯,可以相互激發。

他認為,不論從哪一節點入手,只要能點燃某一個環節,就可以觸發經濟鏈條的整體運轉。他特別提到中美關係的改善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

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在貿易、技術與資本流通方面高度依賴。任何一方的決策都可能對另一方及全球經濟鏈條產生連鎖反應。改善中美關係不僅是恢復國際貿易環境的關鍵,也將為中國提供更多外部增長動力。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需要在尊重市場經濟共性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獨特國情,推動經濟要素的全面激活。他提出以下核心方向: 

  • 推動個人消費增長:將高儲蓄率轉化為消費和投資,通過現代資本市場促進經濟循環。 

  • 完善信用體系:借助香港的資本市場優勢,構建完整的現代金融體系,為企業和消費者提供更高效的資金支持

  • 改革政府職能:從指揮型向服務型轉變,創造更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讓企業和消費者的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 優化國際關係:通過合作重建與主要貿易夥伴的信任,促進全球經濟的要素流通。 

他強調,中國當前面臨的問題並非獨特,而是所有工業化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都會經歷的挑戰。通過試錯與實踐,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中國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突破路徑,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全球價值投資:從宏觀困惑到微觀實踐

關於價值投資,李錄指出,宏觀環境是客觀存在的,投資者無法改變,但可以通過在微觀層面採取行動實現投資目標。這一態度的精髓在於「接受世界本來的樣子,而非我們希望的樣子」。

價值投資人需要清醒認識到,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不可避免,真正的關鍵在於如何在個體層面挖掘和捕捉機會。

他特別提到,當前的國際和國內經濟環境充滿困惑和不安,這對長期投資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投資人需要明確自己的目標,即在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中,選擇最具創造性、最有競爭力的企業進行投資,從而保持並提升自己的購買力佔比。

在探討投資目標之前,李錄首先引導投資者思考「財富」的本質。他提出了以下見解:

  • 財富的本質是購買力:財富的核心意義在於你在經濟體中的購買力佔比,而不是單純的絕對金額。

  •  靜態財富難以抵禦通脹和增長的衝擊:無論是土地、現金,還是需要高昂維護成本的房產,都無法在現代經濟中作為持久的財富。

  • 動態財富與經濟增長同步:真正的財富應隨經濟增長而累進增加,確保你的經濟佔比不被稀釋。

通過歷史案例,他解釋了農業文明時期土地和人口的價值如何在現代文明中被重新定義,並強調在累進增長的現代經濟中,靜態財富會因經濟擴張而逐漸貶值。

在現代經濟範式下,價值投資的目標是通過持有優秀公司的股權,保障和增加投資者在經濟體中的購買力佔比。李錄認為,這不僅是個人投資的方向,也是機構投資者的核心責任。

  • 選擇最有活力的經濟體李錄強調,全球經濟呈現單向增長的長期趨勢,投資人需要將資源配置到那些能夠實現持續增長的經濟體中。

  • 投資最具競爭力的企業:在這些經濟體中,投資者需要優先選擇那些創造性強、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企業。這類企業能夠通過持續的內在價值增長,為投資人帶來超越市場平均水平的收益。

他進一步指出,投資者應根據自己的實際消費需求,重點關注與其消費環境相關的經濟體。例如,中國投資人需要在中國市場中保持自己的購買力,而不必過多關注歐洲或南美市場的投資機會。

李錄以格拉咸、簡尼斯和丹恩普頓等投資大師的經歷為例,回顧了價值投資在動盪宏觀環境中的發展歷程:

  • 格拉咸:在大蕭條和戰爭年代奠定價值投資理念,通過「足夠的安全邊際」和長期持有優質公司股票,創造了非凡的投資業績。

  • 簡尼斯:在戰爭前線管理劍橋大學基金,通過對企業質量的深入研究,將價值投資應用到極端宏觀環境中。

  • 丹恩普頓:在全球經濟危機中秉持「便宜就是硬道理」,以低估值買入優質公司,並在全球市場推廣價值投資。

這些投資大師在各自的時代都面對比今天更大的挑戰,但他們通過堅持價值投資原則,最終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基於多年的實踐與研究,李錄總結了價值投資的六大基本原則:

  • 股權是公司擁有權的證明:股票不僅是交易工具,更代表了公司的一部分擁有權。

  • 市場先生提供服務,而非指導:市場的短期波動不代表公司真正的價值,投資者需要理性對待市場價格。

  • 安全邊際至關重要:以低估值買入優質公司股票,為未來的不確定性預留空間。

  • 明確能力圈:投資者需專注於自己熟悉的領域,清楚瞭解自己的能力邊界。

  • 在有魚的地方釣魚:尋找競爭不充分、定價錯誤的市場,集中資源進行投資。

  • 財富是購買力佔比:投資的目標是通過持有最具活力的公司,在最有活力的經濟體中保持並提升購買力佔比。

這些原則為價值投資提供了明確的指引,幫助投資者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堅定信念,專注於長期目標。

最後,他引用芒格的理念:「宏觀是我們必須接受的,微觀是我們可以有所作為的。」這一理念不僅適用於投資,也為理解當今複雜經濟環境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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