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房間》，千萬個劉小樣

編輯 / 朱   婷

運營 / 獅子座

“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2002年，陝西鹹陽興平，一個農村婦女身著紅衣，在央視先鋒女性節目《半邊天》的記者張越的採訪下發出這句石破天驚之語，她不要“無知的滿足”，她讀書要獲得知識，雖然她只能從有限的書本和收音機上獲得這些——因為她不能出去。

她是劉小樣，一個最高受過初中教育的農村婦女，但她蓬勃的生命力和超脫地域甚至時代的思想，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無波的湖面，瞬間激起千層浪。人們第一次在國家級媒體平台聽到一位普通農村女性的呐喊，而她的呐喊也影響了很多人，紛紛表示“我就是劉小樣”，其中包括持續關注劉小樣的記者安小慶。

可是，這個對處境有著先天敏銳的婦女，這個被“考古”放在短視頻平台點讚量必破10w+的主角，卻在逐漸湮滅在了公眾視野……劉小樣去哪兒了，她走出去了嗎？之後的生活怎麼樣？

2020年，曾在《人物》雜誌寫稿的記者安小慶多方聯繫找到了消失在公眾視野的劉小樣。她覺得這是一個“不完成自己就會後悔的選題”。安小慶於2021年完成了這篇長達 2萬餘字的靜態報導——《平原上的娜拉》。

通過安小慶的文字，我們知道後來的這些年，劉小樣在縣城、貴州、江蘇崑山乃至西安多地打工，當過商場櫃員、學校生活老師、食堂阿姨，去過圖書館、看過電影、聽過音樂會，見過大好河山……最後，在2016年因為婆婆生病需要照顧，回到了平原的老屋，至此未再“出走”。

按照今天所謂“大女主”的標準來看，沒在事業上做出成績而後撤回家劉小樣是失敗“覺醒者”，她再一次被母職、妻職捆綁不得不妥協，她的突圍和出走都中斷了……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今年，劉小樣和曾將她的事蹟傳播給千萬網友的央視主持人張越（已退休）、安小慶相聚在大理（安小慶從《人物》辭職後居住在此）。原本只是一次簡單的三個人的聚會，機緣巧合之下，優酷人文欄目決定以她們三個的故事為開始，推出女性人文紀實節目——《她的房間》，在這檔偶然產生的節目第一、二期，劉小樣的心靈荒野再次被探尋。

節目片段在短視頻上廣泛傳播，大家紛紛感慨：過了20多年，時代的浪潮終於追上了劉小樣。

一、回家的決心

劉小樣回家了。

魯迅先生曾著《娜拉走後怎樣》，揭示娜拉出走後的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影視作品里也很少拍出走後的女性如何，她們總是在覺醒的路上，囿於社會規訓、困於愛情親情漩渦。如果說樸讚鬱拍湯唯如何下定“分手的決心”，尹麗川拍李紅如何下定“出走的決心”，那麼劉小樣就用生命書寫了她為何在出走後，下定了“回家的決心”。

沒錯，回家也是需要下決心的。尤其對劉小樣這樣永遠“發著低燒、持續陣痛”的人而言，在別人眼裡溫馨和睦的家庭，於她卻是帶有某種束縛。坐落於農耕文明中心的“平原之家”太平了，平地一望無際可以看到頭，她結婚生子，操持家務，按部就班地生活，可總感覺不對勁。

“不可以交際，不可以太張揚，不可以太個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不需要別人阻止你，你會自覺自願地去遵守這些規矩。”這是2001年她結婚十年後的一個秋天，向央視發出的“求救信”內容。

節目播出後，劉小樣的名字比她本人先“出走”，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2005年，劉小樣受《半邊天》欄目“我們的十年”晚會邀請，第一次來到北京，在張越的陪同下錄了節目、逛了書吧，敏銳如劉小樣並不開心，如大夢初醒，她更清楚自己的處境了——出走，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事。

劉小樣的先後經曆了次出走三次出走。

第一次“出走”是在2006年， 縣城招聘會說普通話的售貨員，鼓起勇氣的劉小樣在快40歲時獲得了第一份工作，2008年，劉小樣公司倒閉，她找到機會去貴陽出差了半個月，但因為感覺不對勁就回家了。回家後，劉小樣在縣城一所寄宿小學當生活老師，一年時間就幹到了生活老師里管事的一位，但在兒女考學後，擺脫了母職束縛的她想繼續“突圍”。

第二次出走時她已經43歲，風塵仆仆地去了江蘇崑山的一家工廠的食堂做員工餐，沒有朋友待遇也不好，很不快樂的她在幾番糾結之後，在2010年底又回家了，離開前還去了崑山市圖書館。

第三次出走，劉小樣已經50歲左右，她不懂自己痛苦的“用處”，於是去了西安的醫院“看病”，她在醫院後勤工作，每月能拿一些報酬補貼家用。但她的病始終沒能治好，於是在2016年她回到了家照顧生病的婆婆，2019年婆婆去世，伴隨著女兒兒子的結婚、孫輩的降生，她沒再出走過。

劉小樣說自己是莫言書里那個“晚熟”的人。表面上，劉小樣兜兜轉轉30年，還是回到了農村婦女結婚生子、含飴弄孫的既定軌道上，但kk認為正是這個出走和回家的反複中，劉小樣不僅擁有過“出走的決心”，更反複磨煉了“出走的能力”。

一方面，她發現大城市並不是她要的“詩與遠方”。

城市燈火通明，疲於奔命的庸碌生活讓她連“看清一朵花的時間”都沒有。在浙江崑山打工時，內向如劉小樣，某天為了弄清道路上一簇瑰麗紅色小花的名字，連續問了三四個路人，在無數個“不知道”的回應後，最後在保安口中得知了它們是“山茶花”。

這不對勁。活著卻不知道身邊的花叫什麼名字，劉小樣覺得“如果連這麼美好的造物都被忽視了，那我們豈不是辜負了它？”

另一方面，她很難割捨她充滿了關懷與愛的家庭。

劉小樣總覺得自己很“幸運”，嫁給了門前寫著“耕讀之家”的丈夫，對於她喜歡讀書的愛好，老公王樹林雖不理解但會支援，親戚送給劉小樣一個打好的書櫃，王樹林負責裝滿它——他會在聽說有人不要書時，扛著袋子替老婆撿書，劉小樣不喜歡收拾，他就幫她把書碼整齊。劉小樣的婆媳關係很好，婆婆跟她“能吃到一起去”，從不疾言厲色地禁錮她的想法。

劉小樣的一雙兒女成家立業在城里工作，但因為惦記她，每週末都要回家。女兒會帶媽媽聽音樂會、看宮崎駿電影，給媽媽買新衣服、新項鏈，兒子會給媽媽買當地沒有的百合花種子。

一個細節，當張越問劉小樣她的媳婦孝不孝順她時，她下意識回答“我覺得一個家，應該講愛，不講孝順。”她的回答讓無數網友感動，在她廣泛的閱讀和敏銳的感知中，捕捉到了“孝順”所承載的道德捆綁和權力施壓，只有發自心底的愛，才能滋養彼此。

kk相信，劉小樣已經不是多年前被農村的環境、社會和時代困住的她了，出走成為了她隨時可以進行的選擇。

她要遵從的從不是社會期待，她也無意當什么女性先鋒，她只遵從自己的心。因此，回家對她而言，不是一個結局，而是一種選擇，更是一個過程。

從“看山是山”到“看山還是山”，回家了的劉小樣也沒放棄詩和遠方。相反，她找到了獨屬於她的尋找之路。

二、詩和遠方，觸手可及

或許對劉小樣來說，詩與遠方需要的不只是“體驗”，而是“創造”。

《出走的決心》里有一個細節：李紅帶孩子搬到城里時專門帶了一個玻璃花瓶，她希望花瓶里時刻插滿鮮花，卻沒想到遭到丈夫“這能吃還是能喝，這要花多少錢”的苛責。在她掙錢後，她堅持買鮮花插進花瓶里，無視丈夫的冷嘲熱諷，而片尾她開著車駛向遠方，車廣播里放的也正是《夏日裡最後一朵玫瑰》，悠揚婉轉。

花就是這樣，花期短，需要侍弄，會枯萎還沒實際用處，和農村莊稼人的務實精神大相逕庭。但花美麗動人、生機勃勃，是一種強大精神像征，詩人經常以花寄情，劉小樣也是如此。

曾經的劉小樣只在家裡的前院種了幾盆歪斜的牡丹，更多的花開在她的心裡。正如婚紗照對面牆上的粉紅便利貼上抄寫的故事：“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而2019年後，劉小樣開始刻意地在院子裡種花，茉莉、玫瑰、百合、山茶……“誰也不能動我的花，誰動我的花我跟誰急。”就連縣城綠化帶的花她也不放過，春天她騎車路過看到了粉白的海棠，覺得“這麼好的花，應該種到我家。”

於是在《她的房間》里出現了神奇的盛景——同樣是農村，別人家門前的空地都種蔥和辣椒，而劉小樣卻種了一大片紫茉莉和玫瑰。

養花，就像是重新養育自己。正如伍爾夫所說的“女人要想寫作，必須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而劉小樣正在創造一座屬於自己的花園。據張越透露，節目名字《她的房間》也正是源於這句話。

讀書，也是她多年來從未放棄的愛好。

她曾說在在給《半邊天》寫的信里表達過自己的無書可讀的痛苦，“你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自己因為沒書讀，別人是看電視，而自己是“讀電視”。

20多年來，零零散散讀了太多書了，海明威、契訶夫、加繆、尼采、叔本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或被解構玩壞或被束之高閣後現代主義哲學家、文學家成了劉小樣的“精神麻藥”，她總能在書里找到靈魂共振。

她並不盲目推崇一些“經典必讀”，相反，她總是能結合生活和其他的書表達出一番自己的見解。她不讚成《月亮與六便士》中查爾斯為了追求藝術棄妻兒於不顧的行為，她有一種莊稼人的誠實，不認為追求藝術就比在家幹農活要高級，藝術比家人更重要；她喜歡《老人與海》，覺得只拉回魚骨架、被視為失敗者的老人是個“英雄”，“我們用盡全力，該做的已經都做了，結果是什麼我們不問了。”

劉小樣還有邊讀書邊做筆記摘抄的習慣，每次朗讀還會自責自己“為什麼沒寫出來這些”，於是《她的房間》成為一堂極佳的讀書交流會。劉小樣朗讀她摘抄加繆的《置身於苦難與陽光之間》，想要和他一樣“拿石頭打磨自己這塊石頭，一直讀書，一直痛苦，一直愛著從痛苦荒蕪里生出來的喜悅。”讀到契訶夫《三姐妹》里那句“至少給自己創造另一種生活環境，安排像這樣的住處，有花，有大量的陽光……”她精神矍鑠，“這就是我想要的那種（生活），他雖然是俄國人，但他說的話，咋跟我的想法那麼接近。”

她不怕痛苦，她只怕沒有機會接近陽光，因為她渴望在痛苦中開出花來。

相比於蘇敏一直在和父權與規訓鬥爭（無賴丈夫、經濟壓力），劉小樣的鬥爭更為隱蔽，借用她摘抄的加繆的話來說，她一直在和自己的“無知狹隘，偏見，陰暗，見招拆招”——母職與農村環境的規訓早已內化在她骨子裡，而她天生的敏銳思想和聽收音機、閱讀帶來的充盈在不斷提升她的饑渴感，當貧瘠的土壤無處汲取養分時，她只得逃離。

而現在，她不做乘涼人，而要做種樹人。既要身體力行，去勞作去打掃；也要保持好奇心，去創作去養育。

就像曾經的《半邊天》節目里，劉小樣穿一身紅衣在灰黃一片的天地和田壟間，猶如想和現實的碰撞，她不想被灰黃吞噬。而在《她的房間》，她穿上了白色T恤，但她卻把那抹紅種在了家裡，塗在了嘴上，或許表現方式變了，但燃起的火焰從未在她心中熄滅。

三、千萬個劉小樣

當年半邊天的開頭，張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生活在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修養、不同貧富條件下，人和人之間心裡到底有沒有一個真正共通的東西？”

劉小樣的事蹟告訴我們，有的。

曾經劉小樣在公眾視野“消失”後，對她的尋找從未消失。她似乎無處不在，她對於精神生化自覺又強烈的追求在媒體傳播下，感動、啟發了許多女性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其中有河南農村多女家庭的女兒，不受重視，但在看了劉小樣那期節目後備受鼓舞，最終去看平原外面更廣大的世界，現在在歐洲做紀錄片導演，和張越在倫敦進修時偶遇抱著她哭訴自己受到的影響。彝族女孩安小慶也是在看了《半邊天》後逐漸被點亮，追逐著劉小樣的步伐，並將她當做必須要完成的選題、要去接近的人，她認識了張越，幾番周折才寫出了《平原上的娜拉》。

而這次《她的房間》第一期，也是劉小樣、張越、安小慶一起在雲南大理錄製的。她們見面時緊緊擁抱在一起，互送了花朵。

劉小樣聯結了不同地域、不同領域的女性。打通了人和人之間心底共通的東西。這種共通不僅在知識本身，更在於知識賦能後能傳遞的力量，能帶領她們打破狹隘的固守觀念，成為一場燎原的星火。

她們可以走出房間，去探索更廣闊的世界。在《她的房間》里，開海季的傍晚，漁舟唱晚，張越和劉小樣在洱海旁聊起《老人與海》，拍攝快結束時，洱海對岸出現了一道彩虹，她們大笑著迎接它，感受它。

她們也需要屬於自己的房間。去讀書、寫作、思考，自由表達觀點，捍衛痛苦也不要麻木的權力，維持始終思考的能力。“沒什麼，都是西西弗斯的石頭”。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的影視行業出現了越來越多屬於女性的“房間”，不僅僅有《她的房間》，還有《出走的決心》《好東西》《熱辣滾燙》等等，都讓人充滿著pa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