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頭」變「病夫」的德國，何去何從？

21世紀初，面對陷入長期低增長乃至衰退的德國經濟，《經濟學人》雜誌曾將德國比作「歐洲病夫」，2023年，該雜誌在時隔二十年後再次稱呼德國此名。

雖然德國人對此相當反感，但德國2023年經濟增長成績確實很差，為-0.3%，2024年為-0.2%，是二戰以來第二次連續兩年下滑，可見這一評價，亦非空穴來風。

從昔日的「歐洲火車頭」到如今的「歐洲病夫」，德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未來出路何在？

慘淡的衰退現象：工業外遷、企業破產、外資減少

德國經濟確實病了，而且病得不輕。無論是營商環境、行業發展還是外商投資，普遍都呈現出一幅負面景象。

從德國1971年以來經濟增長圖來看，70、80年代曾長期居高不下，90年代與世紀初大多在1%～3%區間，但在過去十年可謂步履蹣跚，近兩年更是陷入連續衰退。來源：德國聯邦統計局、Business Insider。

破產裁員潮

德國信用評級機構Creditreform預測2024年德國破產公司將同比增長24.3%，達到自201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且2025年還將進一步增加，可能與金融危機爆發後超過3.2萬家公司破產的記錄水平相當。

破產潮來襲的同時，還有大量企業在苦苦支撐，不少被迫大面積裁員。據不完全統計，德國汽車產業2024年宣佈的未來幾年裁員總人數超過7萬人，僅大眾汽車一家便計劃在2030年之前在德裁員3.5萬人。

工業萎靡不振

2024年，德國工業增加值同比下滑約3%，機械製造、汽車、化工等幾大行業均陷入低谷，進而拖累了德國2024年出口罕見地下降0.8%。

截至目前，德國工業生產仍低於疫情前10%。德國工商總會（DIHK）一項調查進一步顯示，在所有接受調查的公司中有18%表示計劃遷往國外或減少生產，工業企業中這一比例從2022年的21%增加到2024年的37%，在能源密集型企業中，這一比例甚至高達45%。

官僚主義拖累

德國行政程序繁瑣，審批流程冗長，企業在進行項目投資、申請許可時需要經過多個部門審批，繁瑣的手續和漫長的等待時間會延誤企業發展時機，增加企業運營成本。

2021年，特斯拉曾致函德國政府，表示後者對工業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審批進度與該類項目面臨的緊迫性相矛盾，在其申請16個月後還未能給出最終批準項目的時間表，這「特別令人惱火」。

特斯拉敦促德國當局加快審批進程，以賦予投資者更大透明度。德國伊福經濟研究所一項研究則指出，嚴重的官僚主義每年給德國帶來的額外經濟成本，可能高達1460億歐元。

營商環境惡化

自2014年以來，德國在世界競爭力中心指數中的排名從第6位下降到第22位。在歐洲經濟研究中心（ZEW）家族企業國家指數則指出，與21個工業化國家相比，德國從第14位（2018年）下降到第18位（2022年）。

該基金會主席基爾施多夫批評指出，自2006年首次發佈國家指數以來德國從未進入過前幾名，但之前至少處於中遊位置。

營商環境的惡化也帶來了外商用腳投票。2020至2023年短短數年間，德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從1389億歐元大幅下降到219億歐元，表明德國對外國企業的吸引力正在惡化。

除此之外，仍在延續的俄烏衝突、高企的能源價格、加劇的特朗普保護主義，以及紅綠燈政府的崩潰等，都對德國經濟競爭力與營商環境構成了重大傷害。

從目前來看，2025年德國經濟前景仍將黯淡，德國央行最近剛剛下調預測，認為2025年德國僅能實現0.2%的小幅增長，如受到特朗普關稅政策嚴重衝擊，德國甚至可能連續第三年出現下滑。

透過現象看本質：創新缺失與投資不足

產業不振、破產裁員乃至信心不足，這些其實都是問題的表象。從根子上看，德國經濟的困境與近年來投資不足、創新退步以及新興產業式微導致的結構性問題，息息相關。

創新退步

多項研究顯示，德國在創新方面的領先地位正遭受挑戰。近年來，德國專利申請呈現出負面趨勢。自2000年以來，德國在國際專利申請中的份額一直在穩步下降，與此同時中國、南韓等國則取得了長足進步。

在人工智能領域方面，2023年全球共註冊了54000項專利，排名榜首的中國共註冊了38000多項專利；排名第二的美國註冊了6000多項專利，僅為中國的六分之一；德國排名全球第七，共註冊了708項專利，與領跑者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德國汽車管理中心推出的2021～2023年度汽車創新實力榜單考察了純電動汽車領域的製造商並指出，從創新份額來看，中國企業在過去兩年中取得了長足進步，而美國和德國製造商的創新份額則有所下降。

在該榜單中，中國品牌佔據前三位，分別是吉利（108.9創新分）、上汽集團（76.6創新分）、比亞迪（71.6創新分）。與之相比，歐洲排名最高的是大眾、平治與寶馬，分別位列第四，第五與第七。

最新一期汽車創新實力榜單情況。除了位列前三名的吉利和上汽比亞迪，中國的小鵬汽車（24.4創新分）排名全球第十一，來源：德國汽車管理中心。

電池電動汽車技術的創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既為全球汽車企業創造了巨大的機遇，也帶來了錯綜複雜的挑戰。

在中國汽車製造商正在引領純電動汽車技術，通過令人刮目相看的創新能力支撐著中國品牌全球強勁發展的同時，德國車企卻相對缺位，不但正在令其陷入破產裁員困局，對其未來競爭力也將構成長期損害。

研發外遷

雪上加霜的是，在創新方面本來就陷入困境的德國企業未來還不打算在德國擴大創新活動。

Allensbach民意調查機構最新問卷顯示，大約三分之一大型工業公司已經將研發轉移到國外。64%的受訪者相信外國競爭對手可以更輕鬆地實施新想法和技術；58%將研究轉移到國外的公司將這一決定歸因於成本原因；47%的人提到了國外官僚主義程度較低；34%的受訪者希望在德國以外的地方有更大的創新自由。

由此可見，成本過高、官僚主義、創意不足等諸多嚴重問題製約了德國發展。德國工業聯合會總裁賴賓格表示，研發的遷移威脅到德國作為商業駐地的地位，「創新是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和促進繁榮的最重要驅動力」。

投資不足

與創新不足如影隨形的是融資困難與投資不足。一個經典案例是德國空中出租車獨角獸Lilium。

2024年底，該企業在向德國複興信貸銀行1億歐元貸款融資失敗後宣佈破產，其表示直接原因是德國聯邦政府拒絕為其提供擔保。該公司創始人丹尼爾認為政府支持不足拖累了其發展，並指出它的競爭對手們在美國、中國、英國等都能獲得足夠的支持與資助。

丹尼爾甚至表示，如果能夠重來，不會選擇在德國創業，「世界上沒有一家飛機制造商能在如此境遇下取得成功。創新型國家不是偶然出現的，需要公共政策來刺激創新和創造就業機會」。

不光是德國，歐盟也有同樣的問題。比如在對於未來競爭至關重要的人工智能領域，歐盟去年12月宣佈將選擇7個地點通過專項資金支持構建人工智能優化的超級計算機，並向初創公司和研究人員開放以訓練其各自的模型，項目投資總額為15億歐元，其中一半來自歐盟預算。

這一數字與美國相比相形見絀。特朗普總統上任第二天即宣佈未來四年內美國將總計投入五千億美金，由OpenAI、日本軟銀集團、美國甲骨文公司等一眾豪華陣容參與的「星際之門」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項目。

德國亞琛工業大學AI教授、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網絡CAIRNE主席胡斯表示，歐盟的投資「比美國剛剛宣佈的投資低了幾個數量級」，並稱「這表明歐盟的雄心不夠」。

本質背後的結構問題：產業守舊、結構老化

德國當前的「失速」並非偶然，而是來自一系列結構性問題。21世紀以來，德國經濟一度受益於巨大的出口繁榮，一方面，歐元的引入使德國企業能以被低估的貨幣進行極具競爭力的出口貿易，另一方面，中國在世界產業版圖中崛起及大規模投資增加了對德國設備、機械和汽車等產品的需求。

時至今日，全球對德國傳統工業產品的需求在減少，與此同時，德國卻不能提供更多面向未來的產品，這種困境才是德國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的根源。

圖中1.0代表德國的產品供給與全球需求匹配，高於1.0代表供不應求，反之意味著供大於求。2000年代初，德國產品在全球供不應求，而近年來則陷入全球需求疲軟。來源：德國巴符州州立銀行。

二戰以來，德國經濟連續兩年下滑僅出現過兩次，上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恰巧是在本世紀初的2002～2003年。一旦出現連續三年經濟衰退，則將成為德國二戰以來的首次，可見這一問題之糟糕。

從過去五年來看，情況甚至更糟。在德國GDP五年來幾乎停滯不前的同時，同期歐元區其他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約6%，美國增長了12%。

德國在長期的出口繁榮中變得安逸，未能及時適應時代變化。當下，21世紀的暢銷產品以數據驅動和數字技術為基礎，而德國企業在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和知識產權（IP）領域投資不足。在這些關鍵領域的投資缺失，使得德國難以在未來技術領域取得優勢，也無法重拾出口優勢地位。

投入不足顯然將導致產出滯後。如在關鍵數字技術方面，近三分之二（64%）的德國公司表示，德國與非歐洲競爭對手之間的差距在過去五年中有所擴大。更糟糕的是，高達60%受訪企業認為德國能夠迅速趕上其競爭優勢的可能性很小。

德國的問題正是整個歐洲的縮影，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其社會、經濟自我調節更新機制的失效。

無論是監管過多、官僚主義，還是創新不足、投資缺乏，同頻共振地構成了其迭代進步按鍵失靈。如果我們把創立於五十年以內、市值在100億美元以上的企業稱作新興龍頭，歐盟僅有14家科技龍頭，總市值為4300億美元。

這個數字聽上去很不錯，但其實只是當前特斯拉大約1.3萬億美元市值的三分之一，與英偉達、蘋果3萬多億美元的市值相比，更是只有大約八分之一。美國這類新興龍頭數量，其總市值更是高達約30萬億美元，是歐洲的大約七十倍。

正如迪拉維杜華吉所指出的，歐洲沒有任何公司的規模接近美國科技巨頭，這並不是一件好事。但更糟糕的是，與美國相比，歐盟創造下一個巨頭的機會太少了。

上圖中綠色的企業代表來自高科技行業，藍色代表來自其他行業，可以看出，歐盟新興龍頭不僅數量少規模小而且來自高科技行業的顯著偏少。

未來的出路：2030議程能否複製2010議程的成功？

在上一次出現連續兩年經濟下滑的年代，德國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改革。2003年3月14日，當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走上聯邦議院的講台時，超過四百萬、佔勞動力的11.6%的德國人處於失業困境中。

施羅德說，「我們將削減國家福利，促進個人的責任意識，要求每個人都必須作出自己的貢獻」，從而讓德國「重返歐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榜首地位」，並實現「更多經濟增長以及更多就業」，隨後他將「2010議程」提交給了上議院各黨團。

這一議程是一個綜合性改革一攬子計劃，通過削減失業救濟金、放寬解僱保護、鼓勵自主就業等一系列措施，旨在激活勞動力市場。

德國乃至歐洲新興產業的落後，與其說是因為歐盟對創投領域的扶持太少，還不如說是歐盟對其他年輕的科技公司施加了太多的限制和要求。

有研究人員指出，期望他們在這麼多限制的掣肘下業績能夠趕上美國同行，就像期望美國足球運動員穿著負重背心、眼罩和拖鞋擊敗歐洲對手一樣不現實。

在未來技術方面嚴重缺課，正在導致歐盟對美國和中國的依賴。德國IT行業協會Bitkom一項調查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這項調查中，41%的參與公司表示它們嚴重依賴美國，45%的參與公司表示它們同樣依賴中國；還有40%的公司認為自己比較依賴美國，35%的公司認為自己比較依賴中國。

阿登納基金會專家格連格指出，歐盟和德國對中美兩國「在整個數字領域的依賴度極高」，多年來歐盟在軟件、雲和人工智能領域均無法推廣自身的解決方案。

2025年2月23日，德國即將迎來新的一屆大選。有望當選總理的德國聯盟黨候選人默茨在一個名為「2030年議程」的方案中，列出了一些聽上去雄心勃勃的措施，讓人不由想起前總理施羅德「2010議程」。

這一議程旨在通過數字化轉型、綠色經濟、教育和創新投資等一系列調整改革，推動德國實現每年2%的經濟增長。

通過「2010議程」一舉扭轉德國「歐洲病夫」形象的施羅德，雖然顯著增強了德國的國際競爭力，但也因此飽受帶來社會不公的批評，甚至社民黨內都有其他政治領袖因難以理解這一改革而憤然脫黨。

2005年秋天，大選提前一年舉行，社民黨落敗，施羅德黯然下台。不過到2011年，失業率從十年中期的平均10%下降到7%左右，達到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點，最後在新冠疫情之前甚至下降到5.5%。

同時得益於其改革，德國較好地度過了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其餘蔭惠及至今。

變革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氣。這一次，在面對全球經濟挑戰時，德國政界領袖需要再次展現出自我革新與勇擔責任的能力。

作者簡介：北京帕端拿斯管理諮詢公司創始人，兼任中國國際商會理事，英國OCO國際諮詢集團高級合夥人，意大利國家投資發展署駐華首席代表等職務。常年在中歐主流媒體接受專訪或撰寫專欄，著有《企業價值提升》等專著，微信公眾號為中歐行者。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湯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