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的“圍城”意象：從婚姻到人生萬事

【編者按】

張文江先生的《錢鍾書傳》按時間順序將錢鍾書的一生劃分為早年生活和求學、意園神樓、滄浪之水、槎通碧漢、群峰之顛五個階段，將經曆與著作交織考索，做出自己的解讀，尤其從結構系統的角度分析了《管錐編》《談藝錄》《七綴集》等著作，本文是關於錢先生著名的“圍城”意象的解讀，澎湃新聞經上海文藝出版社授權發佈。

錢鍾書一生有著多方面的成就，其大類有二：作家與學者。如果作為學者的錢鍾書可以用《管錐編》《談藝錄》為代表的話，那麼作為作家的錢鍾書只能以《圍城》為代表了。《圍城》是作者一生寫成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其地位無可替代。錢鍾書在寫作《圍城》前，還有散文隨筆和短篇小說的創作，這些創作都可以看成寫作《圍城》的準備。它們包含的創作信息，至《圍城》初步成象。錢鍾書寫完《圍城》就感到不滿意，則這一形象應當有所變化，那就是第二部長篇小說《百合心》了。

錢鍾書寫完《圍城》後，還不滿四十歲，還有足夠的創作衝動和能力，以錢鍾書“不斷叩向更上一關”的精神，第二部應該勝過第一部。錢鍾書評論《百合心》時說：“對採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百合心》應當符合作者“分外地甜”的信念。不僅如此，《百合心》還未必達到高峰，錢鍾書還有創作其他長篇的可能，大致延續至1957 年與完成《宋詩選注》的時間相齊———也許錢鍾書這時才會真正轉移興趣———那才會是錢鍾書小說的真正高峰。然而，錢鍾書在完成《圍城》後，1949年在搬家的忙亂中遺失《百合心》手稿，以此為契機，錢鍾書“由省心進而收心”，就此中斷了小說創作，這極為可惜。但也因為如此，反而使本來多少具有實驗性質的《圍城》就此保存了創作方面的全部信息，在錢鍾書著作系統中屹立不變，占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錢鍾書開始寫作《圍城》，是在1944年的上海。那一年錢鍾書和楊絳同看楊絳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錢鍾書突然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楊絳很高興，催他快寫。當時錢鍾書在修訂《談藝錄》，又在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於是楊絳在多方面給予幫助：她讓錢鍾書減少授課時間，進一步節省本來已經節省的生活，並且自己兼任女傭的工作，甘心情願地做“灶下婢”。這樣，錢鍾書才得以集中精力，在1944年至1946年兩年之內，“錙銖積累”地寫成了《圍城》。《圍城》最初在鄭振鐸主編的《文藝複興》上連載，之後在1947年出版單行本，1948年、1949年重印，大受社會的歡迎。

楊絳指出：“鍾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題材全屬虛構。”錢鍾書觀劇回來發興寫《圍城》，只是具體的觸發。而小說的種因，卻相當久遠。如果以錢鍾書1938年夏的歸國為界，對此遠因的追溯，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後兩部分的接續是長期的打底，而後一部分則漸漸成熟為小說。如果沒有對社會和人性（作者所謂“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的長期觀察，如果沒有對婚姻戀愛的體悟和觀照以及對大學生活的體驗，《圍城》的寫作就不可能順利。對社會生活的觀察極長期也極複雜，難以言說，這裏的交織和相合，來自一點一滴的積累，絕無速成之理，然而也能稍稍找到一些早年因素。

正如錢鍾書在大學時代遍讀宋以後集部，是他以後撰寫《談藝錄》的前導；錢鍾書在大學時代對大學生活的體驗以及對婚姻戀愛的觀照，也應該是後來《圍城》小說的前導。1933年，錢鍾書從清華大學畢業，他在畢業年刊上寫了一篇《後記》，其中說：“真正直接描寫中國大學生活的小說至今還沒有出現”，這裏是不是有點微微透露《圍城》的先聲呢？而如果把錢鍾書歸國後的經曆和小說對照，可以看出兩者基本相合：

1938年，錢鍾書和楊絳同船回國，船上的情形和《圍城》里寫的很像。那是小說的第一章。

錢鍾書出國以前在上海的經曆，輔之以1939年夏、秋的自昆明回滬探親，可以相關小說的第二、三、四章。

1939年秋，錢鍾書未回昆明而到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去了。他把從上海到湘西的旅途所經寫進了《圍城》。那是小說的第五章。

錢鍾書在湘西教書兩年，所遇到的一部分醜惡的人和事，構成了《圍城》的素材，真實地進入到角色中去。那是小說的第六、七、八章。

在湘西的兩年中，主要是寫作《談藝錄》的時期，也是完成《圍城》構思佈局的時期。而錢鍾書1941年回滬探親後困頓於上海淪陷區的經曆和情緒，對於完成小說第九章並且最後確定書名為《圍城》，有著重要關係。有此一筆，以貫通小說的題旨，則全盤皆活。

錢鍾書歸國後，沒有回上海，直接到西南聯大去了，這是作者經曆和小說不對應的一段。論者也指出：在《圍城》中找不到聯大人物的形象。西南聯大真的和小說完全無關嗎？聯大的一些人和事是不是也化入“國師”得到了描述呢？錢鍾書在離開聯大時一度不很愉快，也許將來會有人揭示這裏的關係吧。

錢鍾書晚年在談到《圍城》時引用康德的話：“知識必自經驗始，而不盡自經驗出”，斷然否定了關於《圍城》是“自傳”的猜測。但是，錢鍾書的生活經曆還是和小說密切相關，唯其積累豐厚，所以能在兩年時間內“錙銖積累” 地寫成，基本屬一氣嗬成。從生活經曆到小說，必須有長期的醞釀過程，其中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難以追溯複原的轉變。所以儘管《圍城》包含著許許多多和作者相關的人和事（楊絳指出過一部分，應該還有其他部分），它還是一部虛構的小說，一部復合型的虛構小說。

《圍城》有其豐富的內涵，以男女主人公的戀愛為主線展開，但它不是愛情小說，而是一部從婚姻反觀愛情的小說。從人類性愛、情愛的全過程來看，“愛情小說”實際上僅僅是“半截子”小說。愛情小說往往以婚姻的成敗為結束，無論其結局是悲劇還是喜劇，對平常的實際人生來說，總是簡單化的。而從婚姻反觀愛情，所包含的內容自然要複雜得多，在《圍城》中則不得不顯出一種困境。這種困境，如果和社會文化結合，則更為豐實。而在《圍城》中，這種困境處處出現，成為小說發展的推動力。這種困境在小說中有其中心意象，就是作者最後用書名來點題的“圍城”。“圍城”意象，後來被總結成以下一段話：

圍在城里的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

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在《圍城》小說中，這一意象點出在第三章。最初是借小說人物褚慎明之口帶出羅素（Bertie）稱引的英國古語：

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小說隨即又借蘇小姐之口引述法國成語“forteresse assiégée”點出了這一中心意象：

結婚如同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這就是作者借小說人物在客廳議論中點出的“圍城”意象，所述尚以婚姻為主。而在第五章，又借離開上海的主人公方鴻漸之口對這一意象作了呼應：

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

這就從婚姻擴展到人生萬事了。從婚姻到人生萬事，從人生萬事到婚姻，範圍雖有變化，仍然契合。在小說中，經過反複鋪墊已然厚實的“圍城”意象尚屬空間，但衝進衝出，永不停歇，又蘊含時間。而這一時間變化在小說中，以第九章的祖傳怪鍾來點題，這隻走時落伍的計時機和實際時間竟相差五個鍾頭，它在小說結尾中出現：

無意中包涵了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的語言，一切啼笑。

由此“圍城” 意象和怪鍾結合，完成了小說的卒章顯誌。怪鍾的時間錯亂，也是時代錯亂，反映了作者杜門寂處、蟄居於淪陷區時，觀察種種世相而憂生傷世的心境。

從“圍城”意象觀察整部小說，小說的實際情形和那句法國成語表面似乎並不一致：方鴻漸想逃避衝入蘇小姐的城（“圍城”比喻在小說中出自蘇小姐之口），卻在無意中不知不覺地衝入孫小姐的城，情景似乎反了一反。但是從擺脫一個困境始，到落入另一個困境終，在更高的層次仍然被那句比喻套住，這也說明了“圍城”意象的涵蓋意義。

《錢鍾書傳：營造巴別塔的智者》，張文江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