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盧鋒談新一輪產能過剩：“國內供強需弱”與“順差占比偏高”現狀需改變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 繳翼飛 實習生 張曉慧 北京報導

繼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再一次出現在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對目前經濟形勢困難的分析中。

3月13日，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盧鋒在在北大國發院舉辦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上表示，目前我國正面臨新一輪產能過剩問題，而且這不僅是國內經濟問題，還與外部環境變化形成互動關聯。既要認識到我國經濟的巨大潛能，也要意識到當前需求實現受外部製約，要通過調整內外政策穩定大國關係，擴大內需的同時在多邊經貿金融、發展機構及G20合作平台發揮更加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社會建設性應對新一輪產能過剩。

多類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出現新一輪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不是一個新問題，中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實際上就第一次面臨了比較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從21世紀初一直到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十多年時間裡面，一些產能過剩問題以及不同方法對產能過剩的治理也是間歇性出現的。”盧鋒說。

不過，盧鋒指出，目前產能過剩的老問題出現了新內涵，特別是隨著中國在全球地位重要性上的相對提升，中國產能過剩與跨國性產能過剩形成某種聯繫。在大國關係和地緣政治經濟關係變化的背景下，新一輪產能過剩勢必與外部環境變化形成互動關聯。

盧鋒分析石化原料、常規非高端芯片、汽車、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發現，新一輪產能過剩不同於棉紡、家電等傳統行業，這些行業的技術和資金密集度比較高，市場規模體量更大，涉及幾千億美元甚至過萬億美元市場規模。某些行業甚至屬於發達國家的原有支柱產業，產能過剩影響更大。

以汽車行業為例，2024年初行業機構發文，認為汽車行業面臨“產能與技術雙過剩”：傳統車企和新勢力汽車品牌商的全新工廠將在2024年投入生產，加劇汽車行業產能過剩。新車價格將只有更低，沒有最低，“等等黨”將贏得勝利。不少車企面臨虧損經營壓力。

盧鋒提醒，在動力電池等部分前沿行業也出現過剩的壓力和風險，是從未有過的。2023年全球裝車量前十大動力電池企業六家來自中國，但隨產能超高速增長供大於求壓力趨於增加，產能利用率走低於五成、價格最近大幅回落、企業營收增速放緩淨利潤下滑。不過在高速擴張行業，價格下降或是壟斷定價隨競爭增加回落，技術流程高頻選代對定義合理產能利用率帶來影響，判斷是否產能過剩更需審慎。

“產能過剩並非限於上述五部門，其它部分工業部門也存在產能過剩問題。”盧鋒指出，鋼鐵和家電多年前就面臨產能過剩壓力和市場格局洗禮，近年鋼鐵需求進入低速增長階段，家電則進入存量置換需求增長階段，雖有產能過剩壓力然而市場格局保持相對穩定，因而比較而言其過剩問題受關注度較小。光伏、多晶矽早先經曆產能過剩衝擊，目前隨著市場環境演變產能過剩出現新特點，不過與上述五部門比較規模較小和受關注度程度較低。

此外，他表示，新一輪產能過剩涉及產品的單位物理量價值較高，因而與國際貿易關聯度較高。汽車、芯片產品內分工程度較高，是全球供應鏈代表性部門。產能過剩對國際經貿關係潛在影響較大。

新一輪產能過剩與外部經貿關聯度高

在盧鋒看來，新一輪產能過剩的成因首先與疫情衝擊有關。疫情期間發達國家供給能力受到衝擊導致供不應求，引發劇烈的通貨膨脹，相比之下中國對供給能力的保護更優。各國出於自身考慮，在一些產業形成投資熱潮，但後期需求常態化回歸併沒有消耗掉前期高增的產能供給，從而產生供大於求和產能過剩矛盾。

“同時，在調整結構、鼓勵創新、疫情期外需激增等因素作用下，我國近年製造業升級和產能較快擴張，有的甚至是爆髮式增長，彰顯經濟發展最新成就。然而需求增長整體偏弱，‘供強需弱’格局不利於充分吸收國內產能，伴隨貨物特別是工業品貿易順差較大。”盧鋒說。

他表示，在我國製造業全球重要性與經濟總量全球占比上升背景下，國內產能本身合理擴張也在客觀上也會增加全球供給壓力，“供強需弱”會在邊際上放大影響。因而本輪國內和跨國產能過剩關聯度較高，產能過剩與外部經貿關係關聯度較高。

據盧鋒測算，近年來工業品貿易順差達到了1.5萬億至1.7萬億美元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占整個工業增加值的30%左右。這也意味著國內工業部門約三成產能釋放，要依賴對外貿易順差來實現。從積極方面來看，這顯示我國工業可貿易部門競爭力很強；從不利角度看，是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對外依存度的增長非常快。

此外，盧鋒提醒，由於近年大國競爭與地緣經濟關係變化，推動各國同時借助產業政策謀求進口替代，原有的產能過剩調節機制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失效，也使得原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承壓。在接下來的一段發展時期內，如何盡快化解產能過剩問題，將成為國內外經貿發展的重要議題。

“比如2023年底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出口發起反補貼調查，在一些國際經貿場合產能過剩也開始引發關注。目前的產能過剩對國際經貿環境和關係的要求，可能要顯著的大於以前，出口大量增加需要國外的善意，特別需要國際合作。”盧鋒說。

調整內外政策吸收過剩產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部署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時提到，“要加強重點行業統籌佈局和投資引導，防止產能過剩和低水平重複建設”。不少地方代表團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也在密集討論“因地製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問題。

盧鋒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傳統地方政府競爭模式可能已經不再適用於當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相較於鋼鐵、建築等傳統投資，目前湧現的諸多新興產業的技術更新較快，重複佈局可能會造成新的低端產能過剩。地方政府的產業基金投資需要更加謹慎。另外，應當積極為民營企業投資、運營鬆綁，探索拓寬民營企業準入領域，完善公平市場環境，鼓勵和吸引民營企業參與到更多新興產業之中。

“新一輪產能過剩不僅是國內經濟問題，其全球性因素通過貿易不平衡與外部經貿環境演變關聯互動，因而需把二者結合起來分析理解。”盧鋒表示，接下來需全面認識供給能力與競爭力提升的影響和意義。一方面，我國經濟強大優勢，昭示未來持續追趕巨大潛能，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需求實現受外部製約，開放環境中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供強需弱與順差占比偏高，與供給短板同樣具有脆弱性。不能把當前的供給優勢純粹看成“清場式領先”或“降維打擊”，還需要加強國際合作。

在國內層面，盧鋒認為，要通過積極宏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在鞏固提升我國供給優勢同時著力提振內需，修復“供強需弱”不平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過剩產能。深化改革優化完善中長期收入分配政策，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所得比例偏低格局，通過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在根本上提振消費需求。

“在管理大國關係及地緣政治經濟關係方面，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要通過調整內外政策穩定大國關係，同時在多邊經貿金融、發展機構及G20合作平台發揮更加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社會建設性應對新一輪產能過剩。避免國際經貿規則進一步的失效，這不僅對全球經濟不利，對新興大國的崛起甚至更不利。”盧鋒說。

（作者：繳翼飛 編輯：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