馴鹿部落今與昔
2022年3月21日，一群馴鹿在內蒙古大興安嶺原始林區休息。
瑪利亞·索（1921年-2022年）
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的主人公原型，被譽為“中國最後的女酋長”，畢生與她的族人生活在內蒙古大興安嶺深處。（2018年8月16日攝於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
索彬（生於1981年）
索彬出生於大興安嶺西北麓“亞格魯奇乾”鄂溫克族獵民家庭，小學畢業後開始在山林里跟隨父母放養馴鹿。近年來，索彬與獵民同胞合作在家鄉積極發展旅遊產業。（2018年9月11日攝於內蒙古根河市）
瑪妮（生於1952年）
瑪妮出生於大興安嶺西北麓“亞格魯奇乾”鄂溫克族獵民家庭，父母都是打獵能手。她在內蒙古自治區紮蘭屯衛生學校完成學業後被分配至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衛生院擔任護士直至退休。（2018年8月30日攝於內蒙古根河市）
瑪尼（生於1950年）
瑪尼出生在大興安嶺西北麓密林深處的鄂溫克族獵民狩獵區“撮羅子”里，2006年，瑪尼從呼倫貝爾市民族事務委員會退休後，全身心致力於使鹿鄂溫克人的民俗、民歌、民族舞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等工作。（2018年9月1日攝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
薩烏諾（生於2011年）
薩烏諾目前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就讀小學，喜愛鄂溫克族歌舞。（2021年3月25日攝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
索嫣然、索語然（生於2010年）
這對雙胞胎姐妹的爺爺郭斯克是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最早的大學生之一，父親索雲峰是一名在北京生活近20年的高級工程師。（2022年10月6日攝於北京市西城區）
2018年7月10日，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獵民索國光在在大興安嶺腹地搭建使鹿鄂溫克人的傳統居所“撮羅子”。“撮羅子”利用大興安嶺林區中特有的小杆（鬆樹的枝幹）作為原材料搭建，外表呈圓錐形，高約3米，直徑約4米。
2019年5月10日，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達瓦在收鹿茸。
2020年9月25日，內蒙古根河市，瑪利亞·索手中展示著1987年春天她與獵民朋友在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政府（舊址）門口的合影。那年她66歲，家中有300餘頭馴鹿，每年春季鋸下來的鹿茸需要集中到民族鄉供銷社進行銷售。
2021年12月1日，北京市通州區，趙一霖向北京的同事介紹自己用樺樹皮製作的傳統手工藝品。
2021年3月10日，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敖娜（右）與丈夫在位於大興安嶺原始森林腹地的住所外合影。
2017年8月5日，內蒙古根河市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新址，安塔·布在住所外等候女兒歸來。截至2022年，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共有鄂溫克族316人，使鹿部落211人，這裏也成為人們瞭解使鹿鄂溫克人的一扇窗口，部分居住於此的鄂溫克人發展起民族旅遊，以另一種形式傳播和延續民族文化。
編者按：
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以部落最後一位女酋長的口吻講述了大興安嶺使鹿鄂溫克人的生存史，也讓這個以遊獵和放養馴鹿為生的原始部族進入更多人的視野。
201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攝影師王偉到內蒙古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採訪拍攝，被使鹿鄂溫克人獨特的文化氣息所打動，此後10餘年間，他用大畫幅相機和古典濕版工藝，拍攝了34位最具代表性的使鹿鄂溫克人的肖像，以及年輕一代的面孔，記錄下這個中國現存唯一的馴鹿部落的今與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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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安嶺的冬季漫長而寒冷，最低氣溫可達零下50攝氏度以下，山林中的積雪厚度常達1米以上。許多年來，使鹿鄂溫克人就是在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下，依靠遊獵和放養馴鹿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吃獸肉、穿獸皮，在密林中住著傳統的“撮羅子”，由此形成獨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
鄂溫克族是中國56個民族之一，使鹿鄂溫克人是其中的一個分支，因放養馴鹿而得名。17世紀中葉，使鹿鄂溫克人從貝加爾湖流域遊獵遷徙至額爾古納河流域，並逐漸定居於我國內蒙古大興安嶺的密林之中。
馴鹿，又被稱為“森林之舟”，是使鹿鄂溫克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們生產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搭檔”和主要收入來源。生長在大興安嶺西麓的馴鹿主要以原始森林中的一種苔蘚為食，為瞭解決馴鹿的覓食問題，在每年冬春和夏秋交替的季節，使鹿鄂溫克人都會沿著原始森林里某個苔蘚豐富、群山環抱、河流廣佈的固定線路進行遷徙。如今，這條線路上分佈著七八個獵民點，成為他們遷徙時的臨時住所。
達瓦、郭芳夫婦的獵民點位於內蒙古根河市金河鎮附近的原始森林腹地，2003年根河市實施生態移民後，他們是為數不多選擇留在山裡的家庭。夫妻倆飼養了近200頭馴鹿，每年春季是鹿茸集中收穫的季節，達瓦會選個好日子，開始為期10餘天的割茸工作。公鹿每年能割兩次，母鹿茸角長得慢，通常只割一次。
除了照顧鹿群，達瓦夫婦的日常生活就是鉋冰取水，整棒籮子（劈柴）。5月初的大興安嶺腹地，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夜晚有時氣溫在零攝氏度以下，達瓦依然需要去附近的河邊破冰取水，用於日常的洗衣、做飯，從小在此長大的他對這一切早已習慣。
獵民在山中的居住地曾經多為自己搭建的“撮羅子”，條件艱苦，缺醫少藥、電力供應不穩定。近年來，政府統一為他們配備了帳篷或宿營車，不僅搬家方便，車里安裝的太陽能板還可以為冰箱、電視供電。達瓦夫婦很少下山，他們的兒女都在根河市生活，時常進山為他們送菜和日用品。“下山時間長了總要惦記山上的馴鹿，惦記山上的家。”郭芳說。
達瓦夫婦在山林里的生活面臨著諸多現實困難，如馴鹿有時會跑到很遠處覓食，迷路或是被獵套困住的情況時有發生，需要跋山涉水把它們找回來。與此同時，近年來森林生態的恢復使熊、狼、猞猁等野生動物的種群數量不斷增多，面對猛獸的威脅，他們常常難以保護自己和馴鹿的安全。
生活在大興安嶺密林中的使鹿鄂溫克人第一次與現代文明接軌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據根河市委書記王成石介紹，1958年，內蒙古額爾古納旗奇乾成立了鄂溫克民族鄉，開辦了小學、供銷社、衛生院等。1965年，在廣泛徵求獵民意見後，政府在距離根河市滿歸鎮17.5公里的敖魯古雅河畔建設了30餘棟“木刻楞”房屋，免費提供給獵民居住，並按照鄉的建製成立了相關的服務保障單位。當時居住在定居點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獵民還是繼續留在森林里狩獵和放養馴鹿。
上世紀末，由於長期的過量采伐導致大興安嶺的森林資源銳減，加之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施行，令使鹿鄂溫克人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狩獵生產活動難以持續。2003年，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生態移民搬遷至根河市西郊。隨著居住地的一再內遷，這個曾經在大山上與馴鹿為伴、靠狩獵為生的民族，從較為原始的生產生活狀態逐步融入現代社會。
為了讓下山獵民生活安穩，政府出台一項項扶持政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各方著力解決鄂溫克獵民吃飯難、上學難、行路難、住房難、看病難等問題，推進產業開發扶貧。
現今，仍有少數像達瓦夫婦一樣的使鹿鄂溫克人選擇留在山中生活，年輕一代則更多通過讀書和就業走入城市。在走訪拍攝這些“新生代”時我發現，儘管遠離了馴鹿與山林，使鹿鄂溫克人的文化血脈依然是他們自身無法割捨的一部分。
1981年生的舍祿卡是江蘇蘇州一家跨國企業的高管，他的另一份“工作”是與母親瑪尼一起收集整理敖魯古雅鄂溫克語的基本詞彙；在北京做郵遞員的趙一霖，在家中專門開闢了一個小空間，工作之餘在這裏教孩子做樺樹皮手工藝品，將這門繼承自母親的手藝在下一代身上延續下去；在北京當卡車司機的索偉則希望在有一定經濟基礎後回到敖魯古雅，回到山林，因為在他童年的記憶里，有馴鹿的地方才是家。
今年46歲的敖娜正是作了這樣的決定。從內蒙古電視大學畢業後，她先後從事過計算機錄入員、外貿翻譯等工作。2011年，在城市工作多年的她與丈夫帶著長輩留下的10餘頭馴鹿重返山林，發展馴鹿養殖和體驗式旅遊。每年冬天大雪封山前，敖娜都會備足豆餅、苔蘚等馴鹿的飼料，安頓好城市中子女的生活便進山，到次年6月再出山。敖娜說，森林里的世界雖然沒有網絡，沒有現代化的電器，但比較簡單，與馴鹿為伴的冬日讓她不會孤獨，這更接近她理想中的生活狀態。
王偉 攝影寫文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3年01月13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