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術作品中的兔子：從丟勒的《野兔》看起

兔子因其可愛的形象深受古今中外藝術家的喜愛。在西方文化中，兔子有著多層含義，它們代表著膽怯、畏懼、警惕以及多產。兔子雖不及獅子、馬等動物在西方擁有令人欣羨的地位，卻也留下了許多極為精彩的藝術作品。

西方繪畫中最著名的一隻兔子應該是文藝複興時期德國藝術家阿爾佈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創作於1502的《野兔》。畫家在這裏以極精確的手法成功地創造了一個詳細的、近乎科學的動物研究樣本，顯示了丟勒極強的觀察能力。

雖然是一張水彩畫，但畫面的完成度很高。在一張淺褐色的色彩紙上，畫家耐心地用筆尖勾勒出野兔的形象，深淺交疊的筆觸建立起毛髮的紋理。作品的挑戰性在於野兔的皮毛分佈在不同的方向，而且全身有深淺不一的斑點，因此丟勒不得不調整陰影習慣，通過光線落在動物身上來顯示其骨骼結構，突出了耳朵和身體上的毛髮。同時，為了彰顯出兔子的活力，畫家特意在畫面中增加了一些精緻的細節，如鬍鬚和兔子眼睛里反射的窗戶。

《野兔》顯示了丟勒藝術風格中的北歐現實主義傳統，但他也對意大利藝術的各種創新與可能進行了整日鑽研。在他第一次專程前往意大利學習時（1494-1495年），他將比例、透視和對自然的研究等文藝複興時期孕育的新知識與新技術帶回了德國。作為一名人文主義學者，丟勒在15世紀初的許多藝術作品都顯示了自己對自然的興趣。他曾說“不要離開自然……因為藝術植根於自然，能將其從中拉出的人便能擁有它”。

1502年的這幅水彩畫不僅是畫家為之後的版畫《亞當與夏娃》所作的探索性研究，夏娃腳邊的兔子代表精力旺盛耽於性慾的多血質人格心理，之後《野兔》又多次被丟勒及其繼任者和學生的模仿，比如這幅漢斯·霍夫曼（Hans Hoffmann）的油畫《森林中的野兔》（約1585年）正是以丟勒的水彩畫為基礎創作的，不同的是畫面的背景不再是無敘事的平面化處理，而是增添了它們自己的棲息地——樹林，為作品平添了幾分生活的趣味。      

如果說丟勒專注於對兔子的自然主義描繪，那麼提香（Titian Vecellio）則帶我們走進了一個神聖空間。1529年，曼圖亞公爵費德里科·貢薩迦向提香訂購了3幅作品，這幅《聖母子、聖凱瑟琳和一隻兔子》成為唯一的倖存之作。位於畫面中央的聖母呈傳統的金字塔形，側臉望向身邊的小耶穌和聖凱瑟琳。藍色的鬥篷與紅色衣服形成互補，在金黃色光線的映照下，顯得極其寧靜，也突顯了威尼斯畫派對色彩的重視。衣著華麗的聖凱瑟琳正要俯身將手中的小耶穌遞給聖母，這樣他也可爬下來與聖母左手中的兔子玩耍。在古代，人們認為兔子可以在沒有性交的情況下繁衍後代，所以畫面中的兔子暗示著聖母是無玷受孕，白色則是對聖潔的肯定。提香通過微妙的色彩變化和景觀營造以及身後的牧羊人及羊群喚起了人們對田園牧歌世界的美好記憶。

兔子所表現出的憐憫、弱小與無助，特別會引起孩子們的愛憐，因此常常會成為他們的玩伴。在蘇格蘭肖像畫家亨利·雷本爵士（Sir Henry Raeburn）以自己的繼孫小亨利為模特的肖像畫《男孩與兔子》中，畫家用鬆弛的畫面展示孩子與小動物間的親密關係。人們相信，在玩耍時我們會忘記彼此之間的區別——語言能力，尤其是對無法說話的小亨利而言這一點更為重要。與我們之前見到的野兔不同，這裏的兔子是作為一隻心愛的寵物出現的。小亨利的一隻手以保護性的姿態摟著自己的寵物兔，另一隻手里拿著一片蒲公英葉子，準備在兔子吃完當前的一口後喂它。男孩清澈的眼神注視著畫外的觀眾，輕鬆的姿勢和寬鬆的衣服，被雷本嫻熟的筆觸巧妙地捕捉到。這個場景的家庭性與私密性同許多風俗畫形成了對比，在風俗畫中，任何動物的描繪通常都是為了它們的象徵價值而選擇的，而不是它們與畫中人的關係。

法國學院派畫家埃米爾·穆尼爾（Emile Munier）以擅長畫兒童及其寵物著稱。老師威廉·布格羅精緻細膩的畫風對他產生了強烈影響。這次的故事發生在一個農家小院里，小女孩赤裸著雙腳，用充滿愛意的眼神注視著腳邊正在進食的四隻兔子。她一手提著水罐，腰間放著滿載胡蘿蔔的竹籃，另一隻手正準備將更多的胡蘿蔔喂給腳下的兔子。女孩微微傾斜的身體與兔子之前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平衡。畫家在一個深色的背景中突出了故事主體，溫暖的光線柔和了畫面，小女孩的溫婉與小兔子的可愛共同營造出一個溫情的時刻。

如果雷本、穆尼爾等畫家重在捕捉人與兔子之間寵愛與被寵愛的關係，那麼作為獵物出現的野兔則展現了人或動物的貪婪。歐仁·德拉克洛瓦筆下吞食兔子的獅子，表現了一個動物對另一個動物的殘殺。作為備受西方人鍾愛的娛樂活動之一，狩獵被認為是一種節慶。從老彼得·伯魯蓋爾的《獵殺野兔》到夏爾丹《死兔和狩獵裝備》都展現了作為獵物的野兔對人們征服欲的滿足。而且在工業文明之前，野兔在傳統上被認為是跑得最快的動物，因此在英國畫家威廉·透納《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鐵路》表現現代速度的火車前，添加了一隻逃生的野兔，以彰顯現代文明帶來驚喜。因此，對於能在捕獵時能捕獲一隻野兔對於獵手而言無疑是巨大獎賞。

創作上深受17世紀荷蘭藝術影響的法國畫家讓·西蒙-夏爾丹（Jean Siméon Chardin）在洛可可藝術流行的時期，捨棄了重大美術題材的創作，轉而將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人們的一餐一食、一廚一味。在《靜物：兩隻兔子、灰鷓鴣、打獵包和一個燒杯》中展示了夏爾丹傳達毛皮、羽毛、石頭和樹葉的不同質地的技巧。動物們被捆綁並懸掛起來構成了畫面中的頂點，在金字塔形的構圖中兩隻兔子和其他獵物及物品擺放在一起，錯落有致、前後交疊。對於獵物的描繪畫家選用了柔和的灰色和棕色色調，再加之對明暗對比的使用，使畫面呈現出和諧的效果。金銀花的捲鬚從左側蔓延到畫面上，藍色的花瓣喚起了一種憂鬱的氣氛。作為一名日常生活的敏銳觀察者，夏爾丹在一個個樸實的環境中用極為平衡的構圖使得每一件物品的位置都與其他物品保持著穩固的關係。這一點在另一幅表現兔子的《獵物靜物》中呈現得尤為明顯。這次畫家依舊選用的是深色背景，只是改變了構圖方式，之前被懸掛起的兔子此時正和一個橘子、一隻大雞一起擺放在壁架上，橫跨整個畫幅。在畫布的左側邊緣，橘子上伸出深綠色的葉子，在它的旁邊，靠近畫面中心的位置，鳥兒面朝上，其寶藍色的頭和脖子向後垂了下來，鏽紅色、灰色和棕色構成了其身體的其他部分，尾巴上的羽毛向畫布的右上角逐漸傾斜。兩隻閉著眼的野兔躺在大雞的右側，其銀灰色的毛髮被浸染上了輕柔的金黃色，一滴暗紅色的血從一隻兔子的嘴裡滴下來，點明這些獵物是剛剛捕獲不久。雖然作品中所描繪的都是當時被認為的“低等題材”，但是夏爾丹卻通過靜謐的對象、精妙的構圖和充滿質感的畫面捕捉生活中的“自然和真理”。          

到了19世紀末，隨著新的藝術風格的不斷湧現，兔子也以更加多元的樣貌出現。如果說夏爾丹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之美，那麼在印象派的光影世界中，兔子成為居斯塔夫·卡耶波特探索藝術語言的試驗場。細碎的筆觸描繪出的兔子的皮毛在陽光的映襯下熠熠生輝，激烈的明暗對比顯示了畫家對探索不同質感材料的獨特興趣。

同樣在印象派的啟發之下，梵高（Vincent van Gogh）為了看到不同的光線選擇在1888年南下前往阿爾勒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無疑“在阿爾勒，文森特達到了他的藝術巔峰……。他畫了《播種者》《向日葵》《星空》……他的創作衝動和力量是取之不盡的”。《有兩隻兔子的田地》是典型的阿爾勒時期的作品，畫面的主色調依舊選擇了畫家最愛的黃色。一望無際的金黃麥田佔據了畫面的主體，增加了速度感的透視和刺眼的色彩交相輝映，產生一種無可比擬的吸引力，將人們引至一個搖搖晃晃的世界，帶來一陣暈眩感，這也吻合了梵高曾談道的：“我們活在一個……一切似乎都搖擺不定的時代中”。畫面前景處畫家用寥寥幾筆勾勒出生活在田間的野兔，大膽的用色、奔放的筆觸讓我們無比感受著來自於法國南部的燦爛陽光以及田間盎然的生機。

與梵高一樣，皮埃爾·博納爾（Pierre Bonnard）的藝術同樣受到了日本版畫的影響。作為納比派的核心成員，博納爾拋棄了歐洲傳統的三維空間表達方式而傾向於裝飾性的、理想化的扁平化構圖。在充滿著綠色調的戶外場景中，年輕女孩坐在手扶椅上，身體呈S型曲線，腳邊的白兔正在草地上覓食。畫家捨棄了光線與陰影的變化，而專注於藝術語言的創新，垂直的構圖、華麗的裝飾、二維空間構成等無不顯示出日本藝術的強烈影響，這也共同構成了藝術家納比時期的藝術特徵。

對原始主義抱有濃烈興趣的亨利·盧梭(Henry Rousseau)一直沉浸在充滿幻想的藝術世界中，用那雙“純真之眼”去觀察似夢似真的神秘世界。對植物與動物產生的濃烈興趣驅使盧梭流連於巴黎的植物園和動物園，觀察、研究各種動物的習性。在這裏一隻灰色的兔子正在吃胡蘿蔔櫻，只見它前後兩隻腳各踩在一根胡蘿蔔上，面前還放著一片白菜葉子。這裏既沒有炫麗的技法，也沒有攝人心魄的場景，然而一個普通的場景卻在經過畫家用單純、質樸的技法處理後卻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灰黑色、紅色、綠色等色彩單純地構建出一個充滿了童真與淳樸的畫面，在稚拙的繪畫中顯示了誠懇和真實。

同樣擅長製造夢幻的是超現實主義畫家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但是與盧梭的質樸不同，夏加爾的許多畫作都是夢幻般的神秘世界，比如這幅《夢（兔子）》。在一個看似淩亂的畫面中，一隻五彩斑斕碩大的兔子背著一位沉沉睡去的裸體女性奔向明媚的圓月，這顯然是在夢中才會發生的場景。在月光的映襯下飄渺的藍色海面上倒映著天上的月亮及海邊的景物。夢之境與水中月從雙重維度強調了畫面的虛幻色彩，使得夏加爾的夢變得更為神秘。

逐漸地，兔子從象徵之物、寵物、獵物變為了流行圖像。在消費主義的席捲之下，藝術逐漸與“大眾”“商業”等詞捆綁在一下。尤其是波普藝術家們相信藝術應該從日常生活中生長，並從大街上獲得給養。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從現實傳媒中選取創作素材，然後對其進行美化加工，使得藝術被打造成大眾商品的樣子進入到社會中，顯示出一種文化妥協。他相信借助媒體的傳播每個人都可以“成名十五分鍾”，因此他通過將絲網印刷、重複等廣告領域的技巧和手法引入到藝術創作之中，通過將人們生活中熟悉的圖像通過大量複製來獲得曝光度。圖像的無限複製可能會緩和主題的犀利，但同時也帶來了強烈的視覺衝擊。在這幅《兔子》中，沃霍爾通過改變色彩和光線對同一個兔子形象進行不斷的重複，提高了整幅作品的衝擊力。

縱觀人類曆史，“人與動物的關係是熱愛、利用和毀滅的無序混合，提供了某種自然的平衡，就像動物世界本身存在的一樣”。1與自然界的其他動物一樣，兔子被人們所觀察、被人們所寵愛並被人們所獵殺，構成了人類與自然之間複雜的情感關係。但無論是哪一種，留存在美術作品中的兔子都以其獨有的魅力吸引著觀者的目光。

（本文作者單位為陝西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