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從龍讀《中國文學史》｜日本漢學大家的公心與野心

《中國文學史》，[日]吉川幸次郎著，[日]黑川洋一編，陳順智、徐少舟譯，讀庫·新星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320頁，88元

“日本的學者大體上仍輕視中國，日本人的中國研究總是抱著把中國人做不到的東西來替中國人研究的態度。這方面我自己也不能說全然沒有這想法，我在中國人之後作杜甫詩注，也不能說不會有這種想法。但不管怎麼說，中國的事情只有中國人做得最好。所以，首先要去聽中國人是怎麼說的，然後在此基礎上去思考問題，我認為應該採取這種態度。”

這是吉川幸次郎於1974年接受荒井健、竹內實等人的訪談時，針對日本漢學這一議題所做的回應。是時，吉川已是古稀之齡的老人，距離他前往中國留學也已過去四十餘年，故而上述回應可以看作一次總結性陳述。

這段話其實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日本漢學界對中國的看法，這當然指的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前後的狀況；二是吉川本人的“漢學觀”。他說得十分坦誠，一方面承認自己在青年時期也曾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比如在做杜甫詩注這一課題時就或多或少地夾帶了要幫中國人釐清曆史的“雄心”。另一方面也有反思與自省，即研究中國學問不能先入為主，首先應當聽“聽中國人是怎麼說的”，然後再去進行獨立思考。

筆者揣測，這裏所謂的“聽”，應該是指要苦讀中國學人的著作。在筆者看來，這最後一點，與王國維所謂做學問的第三重境界“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有異曲同工之處。吉川緣何成為日本京都學派中公認的漢學大家，以上寥寥數語，或許就是答案所在。

同樣是在1974年，《中國文學史》在岩波書店首次出版，十二年後被譯介到中國，又隔了三十多年後被《讀庫》再次出版。和此前的薄薄一冊不同，這一次除了付梓《中國文學史》外，讀庫還將陸續出版吉川的《中國詩史》《陶淵明傳》《杜甫私記》《新唐詩選》《宋詩概說》《元明詩概說》《漢文漫話》《元雜劇研究》等書。這是吉川幸次郎有關中國研究的著作首次在中國大陸集中引進出版，對京都學派這一海外漢學重鎮，國內多年來著眼於宮崎市定、內藤湖南等人，現在終於有了新鮮的面孔補充進來，這對我們更進一步理解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無疑具有重要裨益。

《中國文學史》並非一部學術意義上的專著，而是1948-1950年吉川在京都大學授課期間的講義，後被得意門生黑川洋一整理成書，方得以傳世。如黑川所言，時值日本戰敗之後的“動盪的時代”，人人都在盡力為衣食奔波，大量中日古籍被視為無價之物而隨地棄置，幾乎沒有人能夠冷靜地坐下來研究學問。吉川就在這樣一個內外交迫的境況下登上了京都大學的講台，他的到來，令年輕的黑川洋一等年輕學子信心大振，重新燃起了做學問的希望。

初讀《中國文學史》，會令人覺得它並不能稱得上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而是一部充斥著極強本體色彩的“個人心史”。例如在探討《楚辭》的社會意義時，吉川藉機激烈地抨擊西漢政權：“漢代也是流氓地痞建立起來的國家，高祖劉邦是個典型的惡少，樊噲是屠狗者，韓信是浪蕩子，蕭何是地方書記，這些建漢的人們是與文學無緣的。”（69頁）又如在評價明代文學時，吉川寫道：“說明代是自由的時代，並不一定等於說這個時代產生了高級的文化，因為明代也是一個庸俗的時代，土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士人和其他時代相比，也是腹中空空如也”，“清代隨筆的內容是考據，而明代的人則不是這樣，他們寫得最多的是當代的雜事，顯示了這個時代的士人教養的大致水平”（253-255頁）。這些極具情緒色彩的態度，在今天看來都值得在學術上重新商榷，不可否認的是，它們都是吉川本人中國史觀的真實流露。很明顯，他厭惡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那樣的草莽匹夫。

但這正是吉川的過人之處。和諸多深受主流色彩、政治立場以及理論創新等因素左右的“文學史”文本不同，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史幾乎全部是來自於其個人長期浸淫中國學問的學術沉澱，在此不妨試舉幾則。

中國文明的特色：“倘若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文明的特色，那則是徹底的人本主義；如果可以將人本主義一詞換成人道主義，那麼，沒有比中國更尊重人道主義的了。……認為人是世界的中心存在，是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的行為中，最為重要的是語言文化，而語言文化是宇宙秩序的最好代表，這是中華民族的信念。”（14-16頁）

《史記》妨礙了純粹小說的發展：“《史記》將個人看作廣闊社會的象徵，並能栩栩如生地描繪，在這點上，《史記》具備了小說的趣味，它的出現可以說是將小說的趣味輸入了中國文學。但另一方面，這也妨礙著純粹小說的發展。”（80頁）

唐代文學因何會呈現出新的面貌：“這當然是因為人們不能長期忍受六朝過分遊戲性的文學，另外，六朝和唐朝產生文學的環境也有所不同。前代文人大抵是貴族……初唐詩人們已絕非第一流的世家出身，大多出身農村士族，即新的階級。不僅文學層面，通過唐代的政治和文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點，集中在太宗周圍並幫助他建功立業的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是出身於二、三流家庭。政治家既然如此，文學家當然也就隨之而異了。”（136頁）

關於晚唐詩歌：“與盛唐、中唐那種意誌的、說理的詩不同，晚唐詩是情緒的、感傷的、唯美的，使人感到這是齊梁詩歌在曆史上的重演。但是，晚唐詩不是齊梁詩歌的簡單複活：齊梁詩語言運用不自由，而晚唐詩用詞則自由靈活，這正是盛唐所取得的詩歌自由在另一方面的表現。”（154頁）

北宋文學的二重性：“要說北宋讀書人的生活方式有什麼特色，那就是他們生活方式的二重性。他們一方面創作詩和文這種嚴肅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創作詞這種浮豔、柔靡的東西。並且，在文學用語上，也表現出二重性。從六朝至唐的散文，既然已經常常摻入口語，也就不再好潔成癖；但北宋的散文對於口語的混入卻是持好潔去汙的態度……在北宋，這種文學生活中的二重性經常可見，併成為以後一千年來的讀書人的生活方式。”（186頁）

關於元雜劇：“元曲的出現，對以前的文學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其變化首先在於它是虛構的文學……其變化之二是，它是口語寫成的作品。雜劇道白的語言是流動的、活潑的。……我想，到元代之所以如此突然地發生這些變化，是由於元人的入侵使中國的讀書人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以前有科舉制度，這種制度規定只有具備作詩能力的人才能當官，但是元代全然無視這些，於是，把科舉及第為官作為生存手段的人們，必須尋求其他的謀生方式。我想，這大概是元曲勃然興起的原因。”（238頁）

關於明代小說：“小說如此盛行，這在社會史上意味著市民勢力在明代已登上舞台，舍此更無其他解釋。社會的領導者士大夫遵從有一定標準的文學，而市民則沒有這種必要。即使內容為虛構、文體是據通俗的文學，在市民看來也覺得蠻好。除了市民，讀書人、士大夫也都是小說的讀者，這是因為明代的士大夫大抵是出身市民的初代讀書之人。作為文學創作的最高承擔者，士大夫是不寫小說的，但他們會讓下層階級去創作這類作品供自己閱讀。明代就是這樣一個市民的時代。”（279頁）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日間兵戎相見，結怨彌深，學者被裹挾其中，太多著作都被烙上了鮮明的政治印跡。但仔細揣摩上述列舉的觀點，抑或通讀《中國文學史》全書，就會發現，吉川絲毫沒有受此影響。在如何對待中國文學這一嚴謹的學術命題上，他既沒有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這些宏大敘事出發，將文學史變成政治的附庸，也沒有以強烈的非文學立場淩駕於主題之上，而是尤為注重個人鑽研與窮究學理的成果輸出，力圖將“文學史”做成超越民族隔閡的純學問。吉川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很有必要對其中國觀的思想淵源做一點梳理。

1904年，吉川幸次郎出生於神戶的一個商貿家庭。神戶是日本最早的開埠商港之一，同時也是中國華僑的聚居地之一。在中華街上，售賣中國物品及文學書籍的雜貨店鱗次櫛比，吉川的中國文化啟蒙就是在這裏完成的。1923年，吉川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文學課，師從狩野直喜、鈴木虎雄、內藤湖南等人，他們在當時都是被學界公認的“中國通”。吉川的漢學生涯即由此開始。與主張西學、政治色彩較為濃厚的東京大學不同，京都大學位於日本西部，遠離政治中心，因而格外注重漢學教育，尤其是推崇實證主義學風，要求“研究中國學的學者必須要親身力行地去體驗中國文化及中國本身”。按照吉川本人後來的回憶，當時京都大學中漢學研究的地位非常高，很多研究者們甚至抱著與中國人一樣的思考方式來研究中國，進而回擊來自另一個學術重鎮“江戶漢學”的挑釁。可以說，京都大學的這一特色對吉川“中國觀”的形成有著直接影響。

吉川對中國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好感。在《中國留學記》里，他毫不掩飾地坦陳：“中國天生就是我的戀人呀！”少年時代，因為喜歡中國文化，吉川被同學冠以“支那人”的綽號，為此，他“雖說是小孩子，但仍然感到義憤”。六七歲時，他如饑似渴地閱讀《西遊記》《通俗三國誌》《水滸傳》等中國文學書籍，上了中學後，又對《史記》等書愛不釋手。在此過程中，他對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日常性”產生了濃厚興趣。在他看來，中國文學作品十分注重非虛構素材，其故事主旨多取材於日常生活，而不是來自於虛構和想像。這一認識對吉川的影響極為深遠，成為其後來“古典中國觀”的重要內容之一。

吉川是一個對中國文化懷有真正敬意的學者。在當時，很多日本學者對中日戰爭都持有複雜的曖昧態度，吉川則不是這樣。1975年，吉川重訪中國時，對嚴紹璗先生說，他不願意看到中日兩國發生戰爭，還曾和同道一起“設法不服兵役”，逃避戰爭。另一個極為真切的事例是，吉川和他的老師內藤湖南都曾遊覽過中國的西湖，但二人觀感卻截然不同。在內藤湖南眼裡，西湖固然為中國為“明媚秀麗”的景色，但與日本相較還是“略顯黯淡”。而在吉川眼裡，西湖的“水之色，柳之色，都比日本的更明豔、更細膩。如此細膩的風景，日本卻是沒有的”。

在吉川的《中國旅行記》里，通篇都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及其文化的讚美，幾無負面內容的記錄，這在當時的日本來華留學生中極為罕見，無論是倉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還是小川環樹、目加田誠等人，他們對中國的感情都充滿著愛與憎的二重或多重性，唯獨吉川是一個例外。根據吉川的學生回憶，其上課時，講到激動投入處，竟會稱日本為“貴國”，中國為“我國”。吉川的同事貝塚茂樹也說：“他不是把中國文化當作異文化，而是當作本國文化來研究……吉川君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是異常的，在日本學者中，像吉川那樣對中國懷有深深熱愛之情的人，恐怕再不會出現第二個。”對此，錢婉約先生總結道：“吉川的中國情結，出於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而這種熱愛，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情感好惡，實出於幾十年潛心研究中國文學的理解之愛。”可謂中肯之論。

釐清這些，對我們深入理解吉川的漢學思想以及讀懂《中國文學史》會有巨大幫助。客觀地說，《中國文學史》在體量上是單薄的，在論述上是扼要的，在觀點上是高度概括的。這當然與其形成時的初狀態——授課講義有極大關係。有關於此，黑川洋一在前言中也做了坦率說明，他承認這份講義“記錄很不完整”，並不能完整呈現吉川的思想全貌，同時他又指出，“先生的學問是早熟的”，在吉川四十多歲時，“他的研究已涉及中國文學史的全部領域”。在筆者看來，這是《中國文學史》最重要的意義所在。

在當下，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史》如同一股清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文學史的全新視角，即跳脫出主流話語的裹挾，嚐試將文學作為純粹的文化現象予以評價。與此同時，《中國文學史》也是一份條理分明的學術提綱，向我們展示了吉川幸次郎漢學思想的基本框架。縱觀吉川的中國文學研究生涯，無論是立足於漢武帝、陶淵明、杜甫等個案研究，還是針對《論語》、唐詩、元雜劇等斷代文學題材，抑或是東洋與西洋的文學比較，以及他特別關注的中國文學中格律與節奏、抒情與史實、虛構與紀事等問題，無不是對其在《中國文學史》提出的一系列觀點的強化與梳理。這也驗證了黑川洋一的觀點，《中國文學史》是“先生在此以前所發表的一些著作、論文以及此後所發表的許多著作和論文雛形”。

如果要選擇一條門徑步入吉川幸次郎的漢學世界，《中國文學史》無疑是不二之選。在此意義下，將要陸續面世的吉川幸次郎的其他作品也值得期待。對熱愛中國古典文學的讀者而言，這會是一次意義非凡的閱讀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