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馬伯庸：作家做編劇，一定要“放得下、退得出”

2月19日，改編自馬伯庸曆史紀實作品的古裝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迎來大結局，豆瓣獲評7.9分。這也是馬伯庸首次在自己作品的影視改編中擔任編劇。

《顯微鏡下的大明》講述的是六個深藏於故紙堆中的明代基層政治事件。這六個事件聚焦於一府一縣乃至一村之內，記錄的是最底層平民的真實政治生活：如何抗爭稅收、如何興起訴訟、如何與官府周旋博弈……古裝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恰改編自《顯微鏡下的大明》中的第一篇《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

一開始馬伯庸也沒想到要做編劇，只是給編劇講講書的內容，但漸漸發現這次要講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不單是要從無到有新起一個故事，同時也要把絲絹案整個事件的精髓保留下來，於是乾脆自己先“試試看”。

“開玩笑地說，他們能讓我把這個戲寫完，同時把它上線播出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劇播後，看到觀眾討論很熱烈，劇的熱度也很高，我覺得算是幸不辱命。”

2月20日，馬伯庸就自己的編劇“首秀”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他用了“放得下、退得出”六個字。“放得下”，是指放下自己作為作家的表達慾望；“退得出”，是指習慣了鏡頭語言對於文學語言來說也有風險。

眼下他又開始在微博上連載新的小說，有關一個小人物在漢代的美食故事。這種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執著，總是最讓他心動。

澎湃新聞：《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是你的編劇首秀，這個經曆好玩嗎？

馬伯庸：我寫完劇本之後，對於編劇的尊重和敬畏更深了一層。因為我發現這件事情非常難。並不是說你會寫小說了就一定能當編劇，也並不是說你會講故事了，做編劇就能寫出來。實際上從故事到劇本之間，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真正的編劇，要考慮的事情也不僅僅只是故事本身，他還要考慮演員的狀態，考慮到拍攝時候的東西，他要把所有這些事情都考慮清楚，寫成一個能夠讓後續的這些加工環節能夠發揮出功能，能夠讓這些演員有足夠好的平台去表現出來，編劇的責任非常重大。

一直以來我都是把影視劇的鏡頭技法放到小說中去，所以很多人會問我，“是不是為了方便以後影視化改編，才把小說寫得特別有畫面感?”我想說這是兩碼事，畫面感歸畫面感，這是我從影視劇里學來的，但是不代表它就是劇本。你寫得再有畫面感，到了劇本階段你還是會把這一切推翻重來。因此，作家既要能夠從影視作品中汲取經驗，也要能退得出來，不能完全被影視所束縛住。

澎湃新聞：原著《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本身就是純粹的曆史紀實作品，所以這次做編劇會不會反而有了一種類似於小說創作的，或者說是“虛構”的感覺？

馬伯庸：在最初啟動《顯微鏡下的大明》這個項目時，我是感到略微詫異的。原作里是大量的會議記錄和辯論過程，沒有我們熟知的起承轉合這種戲劇性結構。如果只是單純拍那些，還不如拍個紀錄片算了。所以後來我們就在想，怎麼把這些內容轉成一種可視化、可聽的東西。這很難。不光是我，包括導演、演員，還有音樂、燈光等各個部門都是群策群力，儘量讓這個過程變得生動有趣。

比如說絲絹案里最核心的一個點，就是這個絲絹稅應該怎麼分配，它的矛盾在哪？這個東西要講清楚，至少得兩頁紙。但是觀眾不可能有耐心聽你講半個小時這個數字怎麼算出來的，也不可能通過那麼短的時間就能夠理解這個事情。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細節，就是主角給縣里的這些官員講，給縣里老百姓講，包括給豐寶玉豐碧玉講，他們也聽不懂。那主角逼得沒辦法，就在牆上畫了一個示意圖，就有點像現在寫ppt一樣。那麼就通過這麼一個鏡頭，就是把這種聽覺講解給它變成了一個視覺呈現。這個對於觀眾，至少說你如果願意定格看的話，你是能夠理解這個事，你不定格看一閃而過，也不影響這個劇情的推進。

澎湃新聞：我發現劇版絲絹案和書版絲絹案還是存在很多不同，比如劇版為學霸主人公增添了很多人物背景和相關人物，仁華縣（書中歙縣）和金安府（書中徽州府）對絲絹案的態度也與書中相反，這些改動是出於怎樣的考慮呢？

馬伯庸：當時創作劇本時最大的困難就是戲劇性。史料記錄下來的是絲絹案這件事，但影視劇需要一個故事。主角是帥家默，程仁清這些人，那麼他們的命運是怎麼樣，有什麼樣的動機，包括當地的這些縣官，每一個縣官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態，我們都需要重新思考，把這些人梳理起來，抓住他們的典型，然後組織成故事。

但另一方面，在考慮戲劇性的同時，我還希望能保留一些真實的質感。這個真實，不是指曆史上這件事情真實發生過，因為這不是一個紀錄片，影視劇要講故事嘛，肯定是要有杜撰的部分。我追求的真實質感是人物的行為能符合當時的社會邏輯，換句話說，我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效果就是。啊，這件事情可能沒有在當時發生過，但是它有可能發生。這個人沒有做過這件事，但是他真幹得出來。符合這個邏輯，那麼這個故事才能夠成立，才能夠讓人信服。

我自己感覺，作家做編劇，一定要做到“放得下、退得出”。“放得下”，是指你一定要放下自己作為小說作家的表達慾望。因為小說是一個人寫，是孤軍奮戰，作家只要一台電腦，然後把門關好，之後自己寫，把自己腦海中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就行。但是電視劇是集體作業，劇本它只是一個大工業中的一環，後面還有導演、表演、剪輯、特效、錄音等一系列工作環節，所以這時候你就不能過於堅持個人的東西，甚至有時候還需要你做出妥協。

然後是“退得出”。我覺得作家做編劇會有一個風險：你當慣了編劇之後，再回過頭當作家，搞不好就回不來了。習慣了鏡頭語言對於文學語言來說，也是一件有風險的事。

澎湃新聞：《顯微鏡下的大明》中的其他五個事件會有影視改編嗎？

馬伯庸：後面《顯微鏡下的大明》其餘五個故事也會繼續開發，會有更多優秀的創作者來合作完整作品的影視化，“絲絹案”算是我作為編劇為系列作品打了一個樣。期待有更多更優質的藝術作品，展現給每一位觀眾。

澎湃新聞：很多人對學術的第一印象就是深奧、枯燥、“與我無關”，但如果採用好玩的講述方式，大眾的接受程度也會高很多。你覺得學術和大眾之間存在一種理想的關係嗎？如果存在，我們怎麼實現它？

馬伯庸：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能起到一個橋樑的作用。我有兩個能力，第一，是能看進枯燥的曆史文獻；第二，是我能從文獻中發現好玩、讀者感興趣的點子，通過接地氣的方式將學術研究講給大家聽，讓人們瞭解曆史研究學者工作的價值。可以說，如果沒有研究員提供的資料，我的作品就不會有這麼多史實。

很多人都對曆史有興趣，但是又不太能夠去閱讀那些枯燥的學術論文。那我的責任其實就是當好橋樑，把學者專業深奧但是很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轉化出來，變成一個好聽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讓他們對曆史學界的這些研究成果有一個認識，對中國曆史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瞭解。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作品中瞭解古代普通人的生活規則、道德習慣等，越是瞭解的多，越能珍惜現如今的生活，尊重五湖四海不同的生活習慣，從而開闊眼界，做到換位思考，避免故步自封。

澎湃新聞：之後你是否還想創作其他曆史紀實作品，通過小的細節去看整個社會生態？

馬伯庸：我現在在微博連載一個小說，很短，是我當時去廣州南越王博物館得來的靈感，一個漢代的美食故事，是講一個小人物，因為好吃，對美食的執著，最後影響改變了整個天下格局的故事。

這種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執著，是最讓我感動，也讓我心動的。英雄人物可以引領潮流，但是最終的推動力還是這些普通人。但因為種種原因，曆史上關於普通人的記載非常少，絕大部分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和他們的訴求、他們的經曆都淹沒在曆史的塵埃之中。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都是一些上層人物的傳記，他們的生活。所以我現在一直堅持的一個創作原則就是，希望能夠寫出一些小人物的喜怒哀樂，他們的生活狀態。

小人物是螻蟻，對時代的影響微乎其微，但如果千千萬萬的小人物彙聚在一起，便會成為時代潮流。我現在喜歡看的，也是各種關乎底層人喜怒哀樂的書，從底層發力向上發揚，深入到最深處去弄清楚原初的驅動力，看底層人們的生活如何影響到大時代。

澎湃新聞：無論你的虛構還是非虛構，“以小見大”都是你的寫作方法，也是你的文學追求？

馬伯庸：一直以來我有一個很強烈的、堅定的史觀：所有的曆史都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這些人民群眾單一個體是無力的，也很容易被曆史長河湮滅掉他們的聲音。但是當千千萬萬個這樣的人聚合到一塊，他們形成的需求，就是所謂的時代之潮。那些英雄人物則是順應這個潮流站在潮頭而已。所以說白了，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會知道長江是往哪去的。

我這幾年越來越把興致放在這些事務性內容，寫小人物幹活。幹活的人是最難的，所以我很有興趣探討這些人怎麼幹活，幹活的時候是什麼樣的狀態？說白了，我們都是社畜，我們現在碰到的一些問題，古代人也有這樣的困惑和麻煩，那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該以怎樣的哲學觀去理解？

我們原來看待曆史，只關心誰是名將，誰是名相，哪個皇帝是賢良的或者昏庸的？現在我們通過經濟的眼光、基層的眼光看曆史，通過一個老百姓能不能保住自己家田地的事來看一個王朝的興衰，來看一段時代的變遷，這是我覺得值得現代人去分析、去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