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及其相關問題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是一部在唐宋時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經典。進入21世紀，敦煌壁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逐漸成為國內外敦煌圖像學研究的一個熱點。敦煌壁畫中目前發現《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共8鋪，包括盛唐4鋪，晚唐1鋪，宋代3鋪。其中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發現的宋代一鋪，雖然內容不多且有殘損，但仍然為研究敦煌唐宋時期尤其是宋代《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宗教功能、題材組合、分佈關係和繪製形式等提供了珍貴的新視角。

一 敦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成為學術研究熱點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又稱《尊勝陀羅尼經》《尊勝陀羅尼》，簡稱《尊勝經》，全一卷，是一部在唐宋時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經典。所謂“佛頂尊勝”，是密教胎藏界曼荼羅釋迦院五佛頂之一。五佛頂中，以釋迦牟尼佛頂所顯現的輪王形佛頂尊為最殊勝，故密教以佛頂尊為本尊，修持息災除病之法，稱為尊勝法。陀羅尼是梵文的音譯，意譯為總持、能持、能遮，一般是指能令善法不散失，令惡法不起的長咒。佛頂尊勝陀羅尼是用八十七句組成的長咒說佛頂尊勝的功德。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內容是：佛在室羅筏國（舍衛國）誓多林給孤獨園（祇園精舍）說法。三十三天的善法堂會有一天子名曰善住，地位尊貴，與諸天遊園，前後有天女圍繞，嬉戲聽樂，日子過得非常快樂。夜晚時分，善住天子聽到有聲音傳來，說他將在七日後壽盡，命終之後生瞻部洲，來回七次投胎豬、狗、野干、獼猴、蟒蛇、烏鴉、烏鷲等畜生身，然後入地獄受苦，出地獄後雖投胎為人身，但生在貧賤之家，天生殘疾而無雙眼。善住天子聽說之後十分驚恐，急忙趕去向帝釋天求助。帝釋天也無計可施，於是到佛前供養，請教對策。佛授給帝釋天《佛頂尊勝陀羅尼》，讓他轉授給善住天子受持讀誦供養。善住天子依法受持，滿六日六夜，即得解脫，增壽無量。經中宣說若有人讀誦供養此《陀羅尼》，能消滅一切惡業，不受地獄畜生閻羅王餓鬼之苦，得生善道，增益壽命，永離一切諸病，往生極樂世界。

此經的梵本由北印度罽賓國僧人佛陀波利帶到中土。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文記載，唐高宗儀鳳元年（676）佛陀波利來華，到五台山參拜文殊菩薩，哭泣著向山頂禮拜，強烈希望能見到文殊的聖容。忽然看見一老人從山中出來，對他說此土僧俗造罪業者極多，唯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救拔幽顯最不可思議，能滅眾生一切惡業，希望他能把此經帶到漢地來，廣利群生，拯濟幽冥。佛陀波利舉頭之際，老人忽然就不見了。佛陀波利醒悟這是文殊化現的老人在點化他，於是回國取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梵本，於永淳二年（683）到長安進獻給唐朝皇帝。唐高宗命日照法師與杜行顗一起譯成漢文，但起初只在宮內流傳。於是佛陀波利討要回梵本，在西明寺與順貞等大德一起重新翻譯成流通本。除了上述二譯本以外，此經譯本另有唐代地婆訶羅譯《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經》一卷、地婆訶羅重譯《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一卷、唐代義淨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後周智稱譯《尊勝陀羅尼並唸誦功能法》（已佚）、宋代施護譯《尊勝大明王經》一卷、宋代法天譯《最勝佛頂陀羅尼經》一卷等。這些譯本中以佛陀波利的譯本最為流行。不空弟子法崇著《尊勝陀羅尼經疏》二卷，依據的經文就是佛陀波利的譯本。此經譯出後，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刻在石幢上成為一種風尚。敦煌藏經洞所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寫卷中最多的也是佛陀波利譯本，計有120多件，其中有明確紀年的兩件均在開元五年（717）。唐代明佺《大週刊定眾經目錄》中記載了佛陀波利和地婆訶羅兩個譯本。宋、明本及高麗本大藏經均有收錄。其中，宋、明二本所收者較短，高麗本所收則系後人據原本加以補綴而成，故篇幅較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中收錄了此經存世的各個譯本。

1991年，王惠民發表《敦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考釋》一文，對莫高窟第55窟與第454窟兩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進行了考釋。這兩鋪經變都屬於宋代，採用中間說法圖加兩側條幅的形式，均保留有較多畫面榜題，據榜題可以確定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當時一般認為敦煌只有這兩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此後，李小榮《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一書，以莫高窟第55、454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以及敦煌藏經洞所出《尊勝咒壇圖》等圖像和敦煌文獻中的尊勝啟請文、Ф.176《佛頂尊勝洗骨變勝靈驗別行法》等資料，探討了敦煌佛頂尊勝陀羅尼信仰。2004年，下野玲子發表《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一文，認為莫高窟第217窟主室南壁被定名為《法華經變》的壁畫應該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而且同時代莫高窟第103窟主室南壁、第31窟主室窟頂東披、第23窟主室窟頂東披的三鋪過去被認為是《法華經變》的壁畫也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此後其在《唐代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における図像の異同と展開》以及專著《敦煌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相図の研究》中進一步補充了這一觀點。還是2004年，京戶慈光在敦煌研究院舉辦的“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指出莫高窟第217、103窟南壁法華經變應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畫過去長期被認為是敦煌《法華經變》的代表作，並在社會上進行了廣泛的宣傳，日本學者的新觀點如同一石激起千層浪。2005年，鄭炳林與沙武田在《敦煌石窟藝術概論》中已經認同了京戶慈光和下野玲子將莫高窟第23窟主室東披壁畫確定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看法。同年，敦煌研究信息資料中心《信息與參考》總第6期刊登了丁淑君翻譯的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經變畫新解》一文。2007年，台灣學者賴鵬舉發表《盛唐以後莫高窟引入中印密教及唯識系經變思想關係研究》一文，他根據下野玲子的研究，將盛唐敦煌莫高窟第203、217、23、31窟出現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放在中印密法進入敦煌的大背景下來看待。

2006年，郭俊葉告訴筆者，她在對敦煌壁畫尤其是第217、103、23、31窟的器具進行研究時，按照“山”“幢”“樓”等臨近關鍵詞的方式檢索《大正藏》電子版，只檢索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書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的記載。這幾個過去公認是《法華經變》的壁畫中同時出現了將陀羅尼安置在高幢上、高山上、樓上三個畫面，而且都沒有火宅及三車等《法華經變》常見的標誌性圖像，因此她認為這幾個壁畫很可能不是《法華經變》而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筆者告訴她這個發現已有日本學者正式發表了文章，雖然郭俊葉失去了首先發表的機會，但她也並非完全沒有收穫，對於這幾個洞窟壁畫中安置在高幢上、高山上、樓上的矩形面曲柄器具，她肯定了其是放置陀羅尼等佛經的器具，從而根據傳世文獻和敦煌卷子考證其名稱為“經架”，進而又確定了莫高窟第156窟前室頂部南側的殘損經變也應該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郭俊葉據此撰成《敦煌壁畫中的經架——兼議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室頂南側壁畫題材》一文。此外，郭俊葉還將她關於經架及第156窟的研究成果在2009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論壇上做了交流討論。敦煌研究院的一些研究者可能參與聽會，或聽說了這一新成果，因此也開始直接使用經架這個名稱。部分學者可能尚不知道郭俊葉的研究成果，所以才會有中法學者於2010年8月敦煌國際學術會議期間，稱調查洞窟時新發現莫高窟第156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說法。

另據殷光明《莫高窟第449窟東壁北側非〈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辨析》一文提到，2010年美國弗吉利亞州大學舉辦“文化交流：中古早期中國與鄰邦文化”（Cultural Crossings:China and Beyond in the Medival Period）國際研討會，會上美國學者史瀚文（Neil Schmid）發表《無論是誰寫了陀羅尼——陀羅尼經架在中東亞的儀式使用》一文，提出莫高窟經變中的經架只出現在《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是判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特定標誌。這當然過於絕對，經架作為一種器具，可以出現在讀誦佛經或者安置供養佛經的多種場合，也就是可以出現在敦煌壁畫多種經變之中，殷光明文中就提到莫高窟第449窟主室東壁門北《父母恩重經變》中出現了位於樓上的經架，上述郭俊葉文中也提到莫高窟第359、150窟《金剛經變》中繪有經架，據筆者所知即使是莫高窟第156窟主室窟頂南披《法華經變》的高僧在高座上講經的小畫面中也繪有經架。但是，如果一鋪經變中同時出現了將經架分別安置在高幢、高山和樓閣上的畫面，這些情節只見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那麼該經變就極可能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再證以該經變的其他畫面，則結論基本不會大謬。

2010年，王惠民在論述最近幾年發現的若干重要經變時，提到了從法華經變中辨識出4鋪唐前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第23窟窟頂東披、第31窟窟頂東披、第103窟南壁、第217窟南壁），表明了他所持的讚同態度。2011年，劉源譯、劉永增審校的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再譯本發表。同期還發表了施萍婷、範泉《關於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畫的思考》一文，作為對下野玲子新觀點以及讚同其觀點的敦煌研究院部分學者的回應，施萍婷追述了壁畫被定名為《法華經變》的曆史，對下野在考證過程中無法圓滿解釋的一些問題提出質疑，最後認為該鋪壁畫既不是法華經變，也非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壁畫的主題仍需進一步探討。

2011年6月14－15日，法國東亞文明研究所、遠東學院舉辦“法中敦煌學討論會”，郭麗英做了題為《莫高窟幾幅壁畫的不同解讀：法華經變？尊勝經變？或其他？》的報告，她指出下野的觀點甚為國外學界接受。關於施萍婷提出的以佛陀波利故事即經序加入經變不符合敦煌經變畫的慣例，郭麗英指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出世後，其經序和經文本身幾乎是分不開的，第23、103、217窟的相關壁畫中有與第55、454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非常類似的畫面，“特別是同時表示於幢上、高樓、高山安置抄寫陀羅尼木板，這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特點之一，而不是只有經架的問題”。她同時認為，施萍婷關於第217窟經變畫可能依據另一種尚未找到的經典的推測是很有意思的提議，並提到第31窟東披有二婦人仰手向上，其中一人手拿一似“木偶”物，此景在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文似未有記載，但在第454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有此畫面，並有榜題“女人懷孕受持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懷疑此文與佛頂尊勝陀羅尼儀軌實行有關。

2011年底，張元林發表《也談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畫的定名——兼論與唐前期敦煌法華圖像相關的兩個問題》，對第217窟南壁壁畫定名曆史進行了回顧，認同下野玲子的新定名，對如何認識唐前期敦煌《法華經變》的表現重點和多品目《法華經變》的表現形式及其影響也進行了再思考。

有關題材識別與定名問題，王惠民在其之後出版的《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與《敦煌佛教圖像研究》中都有論及，認為敦煌現存《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共有8幅，即盛唐4鋪（莫高窟第23、31、103、217窟），晚唐1鋪（莫高窟第156窟），五代晚期至宋初3鋪（莫高窟第55、169、454窟），也就是說除了此前學者們已經做過研究的7鋪以外，他認為莫高窟第169窟應該還有一鋪，但可惜並未對這鋪經變作具體介紹，因而也未能引起學術界對該圖像的足夠重視和討論。

2013年，郭俊葉又撰文認為莫高窟第31、454、55等窟壁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所出現的嬰偶圖應為七夕乞子圖，婦女手中的嬰偶為摩睺羅。2015年，郭俊葉發表《莫高窟第217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的看相圖及相關問題》，認為第217窟南壁《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左下方一系列小畫面中有三個畫面是關於祈子祈福、生子及看相的內容。此外，她不同意下野玲子將畫面中的西域式建築認定為婆羅門的家，而是以請婆羅門占相一事來表現豪貴最勝之家。她認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看相圖中，不管是畫中的人物還是服飾，都表現出粟特人的特徵，而第217窟首次出現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可能是往來於絲路上的商賈粟特人從中原攜帶而來的粉本。

除此之外，郭俊葉在其博士論文《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中，對該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榜題進行了校錄並附錄榜題位置示意圖。張景峰的博士論文《敦煌陰氏與莫高窟研究》，對第217窟南壁《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畫面內容進行了考釋，並認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進入敦煌石窟中有兩點原因，一是武周時期流行密教經典，二是能夠消災滅罪。該經派生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影響了五代時期第220窟的新樣文殊變和文殊堂第61窟中心佛壇上的塑像和西壁的五台山圖。高秀軍在其博士論文中對莫高窟第55窟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也做了進一步研究。張亮通過與經文及敦煌相關圖像的對比，認為四川大邑藥師岩K7－2左側的經變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其年代為9世紀末至10世紀中葉。賴天兵認為浙江海寧安國寺唐會昌四年（844）經幢所鐫主體造像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文與經文的變相，又認為浙江杭州靈隱寺吳越國兩經幢短柱所鐫主體造像的依據也是佛陀波利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可視作最為簡化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相。

正是因為近年來敦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成為國內外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2019年有學者撰文對其研究史進行了回顧。值得注意的是，從發表的研究綜述來看，由於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對莫高窟第169窟新發現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缺少具體介紹與考證，學術界多數學者還停留在敦煌壁畫現存7鋪此種經變的認知上。

二 莫高窟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內容

此前學者們討論比較多的敦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分別見於莫高窟第217、103窟主室南壁，第23、31窟主室窟頂東披（以上4鋪為盛唐），第156窟前室窟頂南側（晚唐），第55、454窟主室北壁西起第1鋪（宋代），計7鋪。近年來，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在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又發現一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這應該就是王惠民論著中曾經提到的那一鋪圖像。莫高窟第169窟始建於唐代，前後室結構，主室為覆鬥形頂，西壁開一龕，龕內唐塑經過清代改修，其餘壁面均為宋代重修壁畫。莫高窟內容總錄記載：“（第169窟前室）南、北壁存宋代殘畫部分。”關於此處壁畫年代的認定，筆者認為大致不誤，但其內容值得進一步研究。

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存一鋪經變畫〔圖一，圖二〕，下部中間早已被穿洞破壞，東部則被加固的擋牆遮擋了少部分，可以辨識的畫面如下：

中間為說法圖。主尊為一佛，居於中央位置，高肉髻，額頭上部中間繪有小圓圈的白毫，身著袈裟，右手於右胸前作說法印，胸部以下已毀，但一般應為結跏趺坐，背後有頭光與身光，頭頂有華蓋，身後繪有雙樹。佛左右兩側各繪一身弟子，均有圓形頭光。再外側左右各繪一身大菩薩，戴寶冠，身著天衣，背後有頭光與身光，頭頂有華蓋，也應為坐姿。主尊佛與兩尊大菩薩均為蝙蝠形焰光的圓形頭光，以及三角形焰光的圓形身光，華蓋均為頂上裝飾火焰寶珠（摩尼寶珠）並垂下珠鏈和鈴鐸。佛左右側大菩薩下方各殘存兩身菩薩，均雙手合十，頭戴寶冠，上身裸露，斜披絡腋，戴耳環、項圈、臂釧、手鐲等裝飾物，胸部輪廓線條渾圓。右側菩薩下方殘存聽法眾人所在平台的一角，平台為方形轉角，邊沿為矮小的欄楯。

佛頭頂華蓋的上方繪有下小上大的須彌山，須彌山頂平台的地面上裝飾類似馬賽克的圖案，表示佈滿寶物，平台正中間繪有一座院落，正面中間開一門，門左右兩側的院牆前各懸有一華蓋，院落四角設角樓，院內中間有一小樓，小樓外前方左右兩側似各立一人，似均身著大袖袍服。院落外右側有一灰色底長條形榜題，文字已漫漶不清。院落兩側繪遠山和雲朵，下方左側存一雲尾，表示有神祇從天降下，但下部已不清。雲尾上方有一淺褐色底長條形榜題，文字亦漫漶不清，旁邊跪有一俗裝男性，似身著土紅色圓領袍服。

主尊說法圖左側以山巒及少量樹木為背景，自上而下存4個小畫面：

畫面1：一佛坐在三棵樹下，身著偏衫式袈裟，右手於胸前作說法印，有圓形頭光與身光。佛前方左側有三人跪於方毯或尼師壇上，均身著大袖袍服，雙手攏於胸前向佛作禮，為首一人體型較大，其後兩人並列隨侍，體型略小。佛前方右側立有一隻虎豹形猛獸，仰頭，四肢有力，長尾後端捲起。畫面旁有一深褐色底長條形榜題，文字已漫漶不清。

畫面2：一人半躺於方形矮足臥具上，上身裸露，下身包裹於被子之中。臥具沿外有一人，身著圓領袍服（已變色為黑褐色），雙手合於胸前，前方似有一束腰帶蓋的器物。畫面旁有一灰色底長條形榜題，文字已漫漶不清。

畫面3：一經幢用木支架立於地上。支架腳部為十字形木條，支架柱體立在木條中心點上。畫面旁有一灰色底長條形榜題，文字已漫漶不清。

畫面4：樓上放置一經架。經架柄部彎曲，頭部為長方形。樓內有一俗裝男性，似身著土紅色圓領袍服。畫面旁有一淺褐色底長條形榜題，文字已漫漶不清。

筆者認為，這幅殘存的經變很可能就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

中間說法圖表現的是佛在室羅筏國誓多林給孤獨園為弟子、菩薩等說法，即經文所說“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又與諸大菩薩僧萬二千人俱”的場景。畫面中佛身後的雙樹及說法圖周圍的山巒表明了佛說法的地點在室外園林之中。佛與脅侍菩薩頭頂的華蓋上裝飾火焰寶珠，可能表現佛經中“此佛頂尊勝陀羅尼，猶如日藏摩尼之寶，淨無瑕穢，淨等虛空，光焰照徹，無不周遍”的場景。

說法圖上方是須彌山上的三十三天。畫面中的院落是三十三天的善法堂會。院落中繪有天人，表現善住天子和諸天在善法堂會快樂地生活，即經文所說“爾時三十三天於善法堂會，有一天子名曰善住，與諸大天遊於園觀，又與大天受勝尊貴，與諸天女前後圍繞，歡喜遊戲，種種音樂，共相娛樂，受諸快樂”的場景。院落下方的雲尾，應該是表示帝釋天從三十三天降至世尊說法處的場景。

說法圖左側殘存4個小畫面。畫面1應該表現的是帝釋天向佛請教如何使善住天子不受畜生之身的場景。即經文所說場景：“爾時帝釋即於此日初夜分時，以種種花鬘塗香末香，以妙天衣莊嚴執持，往詣誓多林園，於世尊所到已，頂禮佛足，右繞七匝，即於佛前廣大供養，佛前胡跪，而白佛言：世尊，善住天子雲何當受七返畜生惡道之身，具如上說。”跪拜世尊的三人中，為首的人是帝釋天，後面是跟隨帝釋天的兩位天人。另一側的猛獸應該是帝釋天向佛提到的善住天子將受七返畜生惡道之身（豬、狗、野干、獼猴、蟒蛇、烏鴉、烏鷲等）或者佛向帝釋所說不再投胎諸猛獸的情節：“若人須臾得聞此陀羅尼，千劫已來積造惡業重障，應受種種流轉生死，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阿修羅身、夜叉、羅剎、鬼神、布單那、羯吒布單那、阿波娑摩囉、蚊、虻、龜、狗、蟒蛇、一切諸鳥及諸猛獸，一切蠢動含靈乃至蟻子之身，更不重受。即得轉生，諸佛如來一生補處菩薩同會處生，或得大姓婆羅門家生，或得大刹利種家生，或得豪貴最勝家生。”

畫面2應該表現的是治病救人，即經文所說“佛言：若人遇大惡病，聞此陀羅尼，即得永離一切諸病”的場景。

畫面3與畫面4應該表現的是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安置在高幢和樓上，即經文所說“書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族姓男、族姓女，於幢等上，或見，或與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羅尼上，幢等上塵，落在身上”，“彼諸眾生，所有罪業，應墮惡道。地獄、畜生、閻羅王界、餓鬼界、阿修羅身，惡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為罪垢染汙”，“此等眾生，為一切諸佛之所授記，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場景。雖然畫面中高幢頂部已殘毀，但是樹立經幢的木架與第23、156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的幢架幾乎一模一樣〔圖三，圖四〕，所以本文推測其頂部原來應安置有陀羅尼經架。此外，筆者還注意到莫高窟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的陀羅尼被安置在高幢和樓上等畫面，在分佈位置上與第217、23、55、454等窟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一樣〔圖五，圖六〕，都是將這些畫面繪製在整幅經變的左下部。

第169窟殘存的這4個小畫面，在第217窟等窟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圖七〕中都可以找到表現相同情節的類似畫面。因此本文認為將第169窟前室北壁的這一鋪經變確定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應該沒有太大問題。也就是說，通過對莫高窟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圖像的首次公佈、介紹和內容考證，敦煌壁畫中目前發現有8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說法當可信從。

三 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功能與特點

根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文及經序，此經救拔幽顯最不可思議，能淨除一切惡道，滅一切罪業惡障，解脫一切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阿修羅身之苦，增益壽命，永離病苦，轉生富貴人家，往生極樂世界。古人在敦煌壁畫中繪製《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應該也是希望發揮《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這些作用。

盛唐莫高窟第217、103窟主室南壁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與之相對的北壁為《觀無量壽經變》。前者能滅眾生一切惡業，使其解脫，不受地獄、畜生等惡道之苦，後者使得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盛唐莫高窟第23窟主室窟頂東披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與之相對的窟頂西披為《彌勒經變》。窟頂西披的《彌勒經變》是與西壁龕內的倚坐主尊彌勒塑像密切相關的。盛唐莫高窟第31窟主室窟頂東披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與之相對的窟頂西披為《法華經變》。窟頂西披的《法華經變》是與西壁龕內的結跏趺坐主尊釋迦塑像以及繪塑結合的十大弟子造像密切相關的。

晚唐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窟頂南側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間為《降魔變》，北側為《父母恩重經變》。主題分別是滅罪、降魔、報恩。降魔的主題可能與慶祝張議潮領導的敦煌人民對吐蕃的勝利有關，同時期勞度叉鬥聖變的重新出現和流行可能也與此背景有關。報君親恩，是儒家大力提倡的倫理道德。晚唐時期孝道造像題材的流行與張議潮全面恢復漢人各種制度和風俗，回歸唐朝和報效朝廷的史實有一定的關係。

宋代莫高窟第55窟主室北壁西起第1鋪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第2鋪為《思益梵天請問經變》，第3鋪為《藥師經變》，第4鋪為《天請問經變》；主室南壁西起第1鋪為《觀音經變》，第2鋪為《報恩經變》，第3鋪為《觀無量壽經變》，第4鋪為《彌勒經變》；東壁門北側為《密嚴經變》，門南側為《金光明經變》；窟頂西披為《彌勒經變》，北披為《華嚴經變》，東披為《楞伽經變》，南披為《法華經變》。窟頂西披的《彌勒經變》與中心佛壇上彌勒三會的塑像形成上下呼應關係。北壁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與南壁的《觀音經變》相對應，一為滅罪，救拔地獄諸苦，一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滿足眾生一切願望。

宋代莫高窟第454窟主室北壁西起第1鋪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第2鋪為《思益梵天請問經變》，第3鋪為《藥師經變》，第4鋪為《梵網經變》；主室南壁西起第1鋪為《天請問經變》，第2鋪為《報恩經變》，第3鋪為《觀無量壽經變》，第4鋪為《楞伽經變》；東壁為《維摩詰經變》；窟頂西披為《法華經變》，北披為《華嚴經變》，東披為《彌勒經變》，南披為《法華經變》。窟頂西披的《法華經變》與中心佛壇上原來的釋迦牟尼塑像形成上下呼應關係。北壁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與南壁的《天請問經變》相對應，但這種對應關係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敦煌壁畫中的《天請問經變》還有不少例子是與《思益梵天請問經變》等經變相對出現的情況。

宋代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前室南壁的未知名經變中殘存男女對坐的幾個小畫面。據王惠民提醒，第169窟前室南壁壁畫可能為《父母恩重經變》。如是，那麼則形成了《父母恩重經變》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相對應的組合形式。這種形式在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的南北兩側已經出現，第169窟前室經變的對應形式與第156窟前室經變的對應形式一脈相承。

如果第169窟前室南壁壁畫為《父母恩重經變》，其作用是報答父母，忠君愛國。前室北壁壁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作用是滅盡一切惡業。前室西壁門南北兩側的兩鋪毗沙門天王赴那吒會圖既蘊含了天王護法的意義，又蘊含了忠孝的思想。主室內滿壁重修的綠底千佛圖表現的是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世界。前室和主室形成了洞窟重修者想要表達的一個完整的宗教信仰訴求。

從該經變在洞窟中所處的位置來看，在盛唐莫高窟第217、103窟中位於主室南壁（通壁繪製），在盛唐莫高窟第23、31窟中主要位於主室窟頂東披（少數畫面延伸至窟頂南、北兩披東端），在晚唐莫高窟第156窟中位於前室窟頂南側，在宋代莫高窟第55、454窟位於主室北壁西端（西起第一鋪），而在宋代莫高窟第169窟中則位於前室北壁。莫高窟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出現的位置既不是盛唐時期流行的主室南壁或主室窟頂東披，也不是宋代曹氏家族歸義軍節度使功德窟（第55窟曹元忠功德窟與第454窟曹延恭功德窟）中流行的主室北壁西端，而是位於前室，可能與《父母恩重經變》相對繪製，與晚唐第156窟張議潮功德窟中類似題材的分佈情況有更多的相似之處。

在繪製形式上，莫高窟第169窟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也沒有採用同時代第55、454窟中間說法圖加兩側條幅的形式，而是在中央說法圖兩側以山巒樹木作為自然分割來分佈主要畫面情節。莫高窟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的這種形式更多是繼承了盛唐同類題材。盛唐和宋代，敦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無論是位於主室南壁還是主室窟頂東披，還是主室北壁西端，將陀羅尼經架“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的三個畫面一般都被繪製在經變的左下角，莫高窟第169窟新發現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也是如此，唯有第156窟前室窟頂南側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中這幾個標誌性畫面被繪製在經變下部中央。以上這些值得注意的現象，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莫高窟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雖然內容不多且有殘損，但仍然為研究敦煌唐宋時期尤其是宋代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

註：本文作者單位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原文標題為《莫高窟第169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及其相關問題》，全文原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2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時，註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