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景觀與帝國建構：科英布拉的主題公園、熱帶溫室與博物館

長久以來，倫敦、巴黎這樣的大都會被視為“全球化”城市的典範，曆史學家們興奮地從中窺伺帝國主義在世界其他角落運作的秘密。然而在科英布拉（Coimbra），一座人口不過十一萬的葡萄牙小城也隱隱約約投射出帝國的陰影。在豐富而流動的全球語境里，本土精英們依照自己的想像和經驗，挪用殖民地的物產、文化符號、知識、植物，部署現代化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策略，在遠離海港的小城打造他們心目中的一處處景觀：有微縮殖民帝國圖景的主題公園，有種植“熱帶”和“東方”植物的溫室花園，還有揀選記憶的博物館。今天，這些“日常化”的公共服務設施很少成為旅客的首選，因為它們是相當晚近的發明，遠不如倖存下來的名勝古蹟富有魅力。但在當時，在一個圖像與經驗無法以光速在互聯網中快速傳播的年代，這些場所成為了帝國腹地凝視海外的劇場，來自異域的景觀讓那些城市深處的人們擁有了一種帝國的幻象。

《盧濟塔尼亞，科英布拉城的景色》，由Frans Hogenberg在1598年左右繪畫，並由Georg Braun（1541-1622）在《Civitates Orbis Terrarum》第五卷（1598）中出版。標題之原始拉丁文為：Illustris civitatis Comimbriae in Lusitania ad flumen Illundam effigies.

地理、行政區劃與經驗中的科英布拉

地理上看，葡萄牙地勢北高南低，山地、丘陵廣佈。其北部屬於伊比利亞半島中部的梅塞塔高原（Meseta Central）的一部分；中部亦為山區，平均海拔八百米以上，有著葡萄牙境內最高聳的山脈——埃斯特雷拉山脈（Serra de Estrela）；南部和西部分別為丘陵和沿海平原。西南部最大的特茹河（Tejo）彙入大西洋，形成了衝積平原，北部的多羅河（Douro）有著類似的情況，人口高度集中在這兩個河流衝積形成的平原地帶，葡萄牙最大的兩座城市里斯本（Lisboa）與波爾圖（Porto）分別坐落在這兩條河流的入海口。蒙德古河（Mondego）不如上述兩條河大，但它作為中部最重要的河流構成了彼時東西交通的一條重要通道，科英布拉城就坐落於蒙德古河衝出的河穀地帶，在群山的隘口之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是中部最重要的樞紐。緯度上科英布拉與天津接近，但氣候更加溫和，屬典型的地中海氣候。

行政上，以“Coimbra”為名的行政單位主要有兩級。一般來說，葡萄牙的行政區劃分三級：“區”（distrito）/“自治區”（região autónoma）級別最高；其次是“市”（município 或 concelho），中文也有翻譯為“市政區”；最基層是“堂區”（freguesia），“堂區”這個譯詞尤其能展現葡萄牙行政區劃制度的世俗化曆史。在葡萄牙，天主教會在長久以來一直在基層發揮著組織者的功能，後來的行政區劃劃分也很大程度上繼承於天主教的教區劃分，“堂區”一詞就是受到了教會的影響。

目前，葡萄牙存在一個科英布拉區（Distrito de Coimbra），位於中部，下分19個市（município），其首府為科英布拉市（município de Coimbra）。而科英布拉市又由18堂區構成。這18個堂區中又有一個被稱為科英布拉堂區，官方全名為科英布拉堂區聯合體（União das Freguesias de Coimbra），它由“Sé Nova”“Santa Cruz” “Almedina”“São Bartolomeu”四個老“堂區”構成。這幾個老堂區共同構成了科英布拉的老城區，全部在河的東北岸。根據葡萄牙國家統計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tística Portugal）統計，2021年科英布拉城區內有115670名居民，人口排名葡萄牙第八。這裏坐落著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學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dade de Coimbra），聖十字修道院（Mosteiro de Santa Cruz）則埋葬著葡萄牙王國的首位國王阿方索一世（Afonso Henriques），因而科英布拉被認為是葡萄牙重要的文化中心。

《西班牙和葡萄牙：旅行者手冊》（Spain and Portugal: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1901）的插圖，本書作者為Karl Baedeker，圖示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科英布拉城。

比起行政制度的界限分明，經驗中的城市，邊界是模糊的。即便現代城市規劃嚐試圈定空間、設置功能，在一種相當自然的狀態下，富有活力的人、信息和產品仍然會黏著、交織、擴散，構成一個纏繞的網絡。本文所述說的“科英布拉城”不是行政上的概念，也非地理上的一塊區域，相反，它是一個由不同主體經驗和想像所充斥著的生機勃勃的空間（Space），是許多地方（Places）的集合。穿梭在其中，令人不斷想到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筆下的那些“看不見的城市”。在這部小說里，卡爾維諾借用馬可波羅之口描繪出一個個天馬行空的城市。聽著離奇知識的皇帝問道如何才能抵達這些城市，馬可波羅說“只要聽到人群中兩人相遇時的對話，那麼，從那裡出發，我相信可以點點滴滴拚砌成一個完美的城市”。那些城市存在在對話裡，在記憶里，在個人和群體的想像里。而在19世紀末以後，現代化的國家、資本與技術足以將那些遠在天邊的奇異景觀鋪展在皇帝眼前。主題公園、植物園和博物館，這些看起來與中世紀景觀格格不入的場所就這樣橫空出世。

“小人國”主題公園

首先要提到的是“葡萄牙小人國”（Portugal dos Pequenitos），它以葡萄牙殖民地及葡萄牙國內名勝的微縮景觀為賣點，是科英布拉最著名的景點之一。小人國始建於1938年，由政治家Bissaya Barreto（1886-1974）發起、建築師Cassiano Branco（1897-1970）設計，於1940年6月8日落成，隨後小人國進行了一系列擴建。整個主題公園的建設可大致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1938年至1940年間，此階段主要修建的是房屋區（casas regionais），該區域彙集葡萄牙各個地域最具代表性的房屋風格；第二階段，即40年代，整合了名勝區（área monumental），該區域有著葡萄牙國內最著名建築的微縮模型；第三階段海外區（Além Mar）於1950年代末完成，這一區域由一個個以國家為單位的展覽館構成，旨在展示葡萄牙海外省（Províncias ultramarinas）的風土人情。以上所述三個區域就是小人國的三個主題板塊，整個園區面積非常小，遊覽時長大概在一個小時。小人國呈規則的矩形，區域層層深入，最外層是海外區，其次是名勝區，最後是房屋區。本文關注的是海外區。

進入城堡狀的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主題公園創始人Bissaya Barreto教授的銅像，11個展館分佈在這一區域，它們是：莫桑比克館、印度館、帝汶館、澳門館、亞速爾館、馬德拉館、佛得角館、巴西館、聖多美和普林西比館、安哥拉館、幾內亞-比紹館，中間的一座教堂狀建築名稱為“傳教禮拜堂”（Capela das missões），每一個展館造型各異，建築原型來自當地的文化元素，但並不準確，可見設計師並無意圖絕對還原當地的建築特色，而是雜糅了來自他們自身對這些殖民地的想像。

以澳門館為例，其建築風格似乎“粘合”了東南亞和中式元素。建築後面有一棟中式佛塔樣的建築，以及一尊東望洋燈塔的微縮模型。小人國的展覽館大體都是如此裝潢，建築外部有著粗放且失真的強烈風格化的樣貌，內部空間極小，且裝修不算精緻，陳列著代表當地特色的展覽品，主要介紹的是當地的自然資源，例如礦產、作物、動物等等，有些展館也展示當地原始的生產工具。遺憾的是，印度和帝汶兩個展館都沒有開放，透過門縫可以看見它們內部在進行裝修。在眾展覽館的中心是一座名為“傳教禮拜堂”的微縮建築。實際上，如果鳥瞰，可以看到亞速爾館和馬德拉館以及區域盡頭的葡萄牙航海地圖共同構成了一個十字形狀，水池象徵著海洋。亞速爾館和馬德拉館的風格是葡式的，亞速爾群島與馬德拉群島目前均為自治區，屬葡萄牙行政區劃中最高一級，也是僅存的海外自治區，它們曾是葡萄牙人在大西洋率先殖民的兩座島嶼。

巴西館，攝於2022年11月3日。上面寫著：“巴西在16世紀被葡萄牙人發現，葡萄牙與巴西是分離的姐妹”。

亞速爾館特別介紹了當地的茶葉種植，並介紹了茶葉的輸入線路。據介紹亞速爾茶葉種植的起始於1820年，種子來自於巴西。在1870年代，在聖米格爾農業促進協會（Sociedade Promotora de Agricultura Micaelense）的邀請下，兩位中國的茶葉大師Lau-a-Pen和Lau-a-Teng將黑茶（chá preto）和綠茶（chá verde）的種子帶入亞速爾群島，其技藝延續至今,亞速爾群島的聖米格爾島是歐洲唯一的茶葉生產地。這裏所謂的黑茶其實就是中國的紅茶，即全發酵茶。遺憾的是，筆者尚未找到兩位中國人的資料。

聖米格爾島當時最主要的農產品為橙子，出口的主要國家為英國。然而1860年代，植物病侵襲導致橙子產量下降，為尋找替代方案諸多農產品在這一時期被引進、改良和產業化，茶葉是其中之一。該島的茶葉生產是在大約 1820年由出生在聖米格爾島的亞速爾群島人Jacinto Leite引入。當時，Jacinto在巴西擔任國王若昂四世（D. João VI, 1767-1826）王家衛隊指揮官（彼時葡王室在巴西），並決定使用他從里約熱內盧帶來的種子在聖米格爾建立第一個茶園。茶葉種子經由亞洲跨越美洲最終抵達亞速爾群島，成為當地的重要產業，這本身就體現了作為產品的作物在全球市場的流通，以及資本主義在其中產生的作用，帝國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於這些記憶最終被收納入主題公園的展館，作為東西文化交流的確證被保存下來。而這些茶葉也紮根在大西洋的島嶼上，長久改變了當地的自然景觀。

海外區以一幅巨大的航海地圖結束，上面畫著葡萄牙人曆史上的航海探索線路，及其海外領土。小人國主題公園是1940年落成的，就在7年前，1933年，《殖民法案》（Acto Colonial）生效，該法案宣稱葡萄牙作為基督教歐洲國家，“擁有海外領土、並使之文明化和殖民化的曆史和基本功能”（função histórica e essencial de possuir, civilizar e colonizar domínios ultramarinos），其海外領土合稱為葡萄牙殖民帝國（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另一個背景則直接與該主題公園的創始人相關，那就是獨裁者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1889-1970）及其領導下的新國家政府（Nova Estado）的上台。

主題公園的創始人Bissaya Barreto在1926年國民革命政變後加入了法西斯性質政黨民族聯盟（União Nacional）併成為薩拉查的追隨者。薩拉查曾在科英布拉大學任職經濟學教授，與Bissaya Barreto是同事（Bissaya Barreto是醫學教授），兩人皆有巨大的政治熱情，成為朋友。隨著薩拉查大權在握，Bissaya Barreto也逐步登上政治舞台，一度成為葡萄牙中部的地方大員。由於其醫學背景，Bissaya Barreto在公共衛生領域非常活躍，推進了本國衛生醫療設施及行業的現代化。1958年以來，Bissaya Barreto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會，即比薩亞·巴雷托基金會（Fundação Bissaya Barreto），該基金會運營著大量社會機構，在今天仍包括七家幼兒園、一所中學、一所高等教育院校，一些醫療機構以及文化機構，“小人國”位列其中。

主題公園的設計師Cassiano Viriato Branco（1897-1970）則是20世紀初葡萄牙最重要的建築設計師之一，他以現代主義風格見長。而這種現代風格正是標榜“新”的薩拉查政權所推崇的，在傳統主義建築林立的葡萄牙，Cassiano Viriato Branco得以在一些例如Bissaya Barreto這樣的政治精英的支持下，開展浩大的現代建築工程。

由此看來，作為“主題公園”的小人國是現代化的產物，更是帝國主義的產物。這個封閉的娛樂公共設施，擠滿了來自葡萄牙本土的微縮景觀和來自“海外省”的風土人情。要想建設這樣一座主題公園，要有雄厚的資金、項目管理方法、建築技術，有當地的物產和圖像，有海外的知識和經驗。只有現代化的金融、管理、傳媒、建築、知識和交通網絡一同作用才能確保這樣一個工程能夠實現。另一方面，這個娛樂設施又要有市場，有願意消費它並且有購買力的遊客。這麼來看，作為公共服務設施的“主題公園”幾乎只可能是工業化的產物。但它又不單純是經濟產品，它同時還是文化產品。這些複製景觀被聚集在一起是有意為之，它們被挑選，被劃分在不同的區域，被以不同的位置排列、組合、打散，每一個展館融合了特定的要素、符號，被展示的內容也同樣是層層篩選。這些設計都是有意義的。海外殖民地的物產和資源越是豐富，就暗示著帝國的統治越有價值，被展覽的工具越是初級，就越證明了葡萄牙的文明。但無論是建造它的人、設計它的人還是參觀它的人，都鮮有真正的在地經驗，他們憑藉流動的知識和經驗打造出印象里的東方。處在帝國腹地的中產階級消費著帝國主義帶來的奇觀，他們上繳的稅收又持續供養著帝國的統治機器，而這樣的大型工程又為工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園

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園（Jardim Botânic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位於大學科技學院生命科學系旁邊，儘管是冬季，那裡仍然展現出一種與季節不太相符的蔥鬱。走下高聳的大台階，然後右轉，就可以看到古羅馬高大的水渠，穿過它巨大的橋洞，就抵達了植物園。

植物園占地13.5公頃，並建有一個溫室，在其中尤以熱帶植物居多。科英布拉最早的植物園是在1731年由Jacob de Castro Sarmento（1690-1762）以倫敦的切爾西藥用植物園（Chelsea Physic Garden）為基礎被嚐試建立。Jacob出生於布拉干薩，父母都是新基督徒（cristãos-novos）。他的父親和兄弟都被埃武拉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ção）判決為猶太教徒，財產被沒收。但Jacob本人還是在科英布拉大學學習醫學並畢業。但在1721年，由於葡萄牙當時的反猶太浪潮，Jacob逃亡英國倫敦。在英國，Jacob以在當地的猶太社群中行醫為生，他出色的醫術得到了王家內科醫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認可，並最終在1730年成為王家學會會員。後來他還得到了阿伯丁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成為英國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猶太人。在此期間，他用葡語出版了大量醫學著作，甚至還包括一些前沿科學知識的譯介，例如對牛頓力學和天花接種法的介紹。而就在1730年，獲得顯赫身份的Jacob依靠其人際關係與葡萄牙貴族阿萊格里特侯爵（Marquês de Alegrete）搭線，向葡萄牙王家曆史學院（Academia Real da História Portuguesa）提議利用切爾西藥用植物園的種子在科英布拉修建一個類似的植物園。這一嚐試應該是落實了，但成果規模並不像今天的植物園這麼大。根據官方的介紹，今天所能看見的植物園是在龐巴爾侯爵（Marquês de Pombal，1699-1782）的推動下始建於1772年。

龐巴爾侯爵是葡萄牙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於若瑟一世統治時期（D. José I , 1750-1777）擔任國務大臣（Secretário），成為實際的掌權人物。龐巴爾侯爵在任期間依據啟蒙思想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一個重要措施就是針對大學的改革，而科英布拉大學就是改革的前沿陣地。改革的主要趨勢是世俗化，措施包括引進歐洲最新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並配備最新的研究設施。這一舉措也與王權集中的政治背景相關，當時大學掌握在耶穌會和各類教會勢力手中，但隨著1759年龐巴爾侯爵開始肅清耶穌會，教會的勢力有所收縮。在大學，取而代之的是對自然科學的推崇。1772年龐巴爾侯爵正式下令在科英布拉大學推行改革（實際上龐巴爾侯爵曾在該大學學習法律），此期科英布拉大學引進意大利學者Giovanni Dalla Bella教授物理學，並建立了數學和自然哲學學院。化學實驗室、天文台、大學出版社、自然曆史博物館都是在這一時期陸續建立的。1772年同樣被任命為教授的還有另一位意大利學者Domenico Agostino Vandelli（1735-1816），他在科英布拉大學教授自然曆史和化學。

Vandelli就是植物園的首位負責人。他在帕多瓦大學（Universidade de Pádua）獲得博士學位，1764年受聘於龐巴爾侯爵創建的貴族學院（Colégio dos Nobres）教授化學，1768年Vandelli參與主導創建了位於里斯本的阿茹達植物園（Jardim Botânico da Ajuda），然後在1772年，被任命至科英布拉大學繼續其工作。Vandelli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博物學者（Naturalista），在那個學科尚未清晰劃分的時代，他和其他學者一樣熱衷收集動植物樣本，在多個領域都有著一定的建樹。Vandelli在科英布拉大學期間培養了一批學者，並指導他的學生們在葡萄牙海外帝國進行了一系列實地考察，這些考察被稱為“哲學考察”（expedições filosóficas portuguesas），因為參與者都在18世紀末參加了科英布拉大學的哲學課程（curso de Filosofia）。Alexandre Rodrigues Ferreira （1756‑1815）前往了巴西，Joaquim José da Silva前往安哥拉，Manuel Galvão da Silva前往果阿和莫桑比克，João da Silva Feijó去了佛得角。這次考察完全由王室出資，並受到海軍及海外部大臣（Secretário de Estado dos Negó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的直接監督。學者們不僅進行學術考察，還在當地的殖民機構活動，乃至擔任職位。Vandelli最初設計的植物園方案並沒有得到龐巴爾侯爵的青睞，因為花費過高，只得採用一個折中的更為經濟的建設方案。

Avelar Brotero（1744-1828）在1791年接管植物園。他曾在巴黎學習自然曆史，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回到葡萄牙，擔任科英布拉大學的植物學和農業講師（lente de Botânica e Agricultura）。在任期間，Brotero重新整飭了植物園，1809年植物園獲得了來自當地修會quinta dos Padres Marianos的贈地，進一步擴展了植物園的面積。但在Brotero死後，植物園經營一直不善，缺乏資金和人才，另一方面，大學的植物學科研水平也不斷下降。

Júlio Augusto Henriques（1838-1928）扭轉了這種頹勢，他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並在本校任教，教授植物學，他的研究興趣為非洲殖民地的農業作物。在Júlio Henriques的努力下，科英布拉大學建成了一流的農作物試驗田，改良後的作物被輸送到非洲殖民地安哥拉和聖多美島。他還投入大量精力重新修葺植物園，積極與歐洲其他植物園建立聯繫並互相交流植物種子，尤其是此期植物園引進許多澳州的植物。Júlio Henriques還建立了植物標本博物館，收集大量來自殖民地的植物群。1880年，他創建了學術團體Broterian Society，該植物科學協會以Avelar Brotero的名字命名，旨在收集和保護植物標本，並出版了一份學術期刊《布洛特利亞納學會公報》（Boletim da Sociedade Broteriana）。當時最重要的作物研究之一就是對金雞納樹的研究，因為這種植物可以生產對抗瘧疾的奎寧。瘧疾是葡萄牙帝國領土內亟需應對的疾病之一，在科英布拉大學的溫室中，Júlio Henriques嚐試研究並尋找一片合適的土地以大量種植金雞納樹，最後他選擇了西非的聖多美島。Júlio Henriques與當地總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合作在當地展開了考察和試驗。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園成為當時世界一流的植物學研究設施。

除了各類品種的植物，園內最吸睛的莫過於一座鋼結構溫室，它被稱作“大溫室”（Estufa Grande）。該設施始建於1856年，是葡萄牙最早的鋼結構建築之一，它的週身被玻璃所覆蓋，內部有完善的水循環系統。整個建築分為三個部分：兩側室分別種植各種蘭花和蕨類植物，中央部分是亞熱帶植物所在的區域，包括有21種食蟲植物以及各類水生植物，如巨型睡蓮。植物園直到1867年完工。鐵結構的建材是在波爾圖生產的，然後航運穿過大西洋，沿著蒙德古河而上抵達科英布拉，現場安裝。今天所能看到的溫室，是2013年翻修後的結果。

18世紀末，雄心勃勃的龐巴爾侯爵目睹了理性主義怎樣形塑了歐洲，而彼時的葡萄牙已經淪為二流國家，一間植物園便成為一場浩大改革的產物，它的建立折射著葡萄牙帝國艱難的改革之路。知識分子的跨國網絡為植物園輸送著經驗、種子和人才，龐大的殖民體系則讚助著知識分子的學術考察，帝國與知識就這樣互相纏繞、共謀。

馬查多德卡斯特羅國家博物館

馬查多德卡斯特羅國家博物館（Museu Nacional de Machado de Castro）位於科英布拉大學校園附近，它最早於1913年向公眾開放。該博物館使用的是前科英布拉主教宮殿（antigo Paço Episcopal de Coimbra），而就在地底，發現有羅馬時期的市政廣場。博物館以葡萄牙著名雕塑藝術家Machado de Castro命名，博物館本身也收藏有大量藝術品，包括一些東方藏品（As coleções orientais）。

根據介紹，該博物館的“東方藏品”主要來自於Camilo Pessanha（1967-1926）和Manuel leixeira Gomes（1860-1941）。Camilo Pessanha是葡萄牙著名的詩人、作家，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並於1894年移居澳門，並曾在當地的葡語公立學校澳門利陪中學（Liceu de Macau）教書。1926年死於吸食鴉片和肺結核。Manuel leixeira Gomes在1923年10月6日到1925年12月11日期間擔任葡萄牙共和國第七任總統，是政治家、作家，他的父親是大商人。年輕時Gomes為家族產業奔走世界各地，後來從政，成為第一共和國諸多短命的總統之一。在政壇失利、無力穩定局勢的情況下，Gomes辭職遠走他鄉，後再未回到葡萄牙。

在所有東方藏品中我最感興趣的是一件屏風（Bombio）。據介紹，這個屏風是康熙年間（1662-1722）製造，但沒有更細節的信息，只說是由中國官府製造（produzido por uma oficina chinesa），最近由一位葡萄牙建築師Bernardo d’Orey Manoel捐獻給博物館。這個屏風的有趣之處在於它頂部的雕花是“雙頭鷹”，而畫面中的建築和山川是中式風格，人物卻是歐洲人；它描繪了噴泉，卻有人在裡面游泳；仔細看人物手中的槍，是細細一條黑線；還可以看到西洋樂器，如小提琴和豎琴；還有為主人打傘的傭人，得見很多有趣的形象。或許這件藏品本身沒有什麼驚世駭俗的曆史，但它的確是中國出口到海外的藝術品之一，並最終流落在小城的博物館內。

此外，這座博物館里還有關於瓷器藝術的專題展覽，其中既有本地產的瓷器，也有來自中國的外銷瓷器。據介紹，葡萄牙最初的白底藍花瓷藝產品大約生產於1560年，是居住在里斯本的弗萊芒居民所打造的琺瑯（faiança），這些產品被稱為“louça malagueira”。

葡萄牙的琺瑯產業在17世紀達到高峰，1620年葡萄牙有28個窯（forno）和76位畫師（pintores）。此期出現大量仿青花瓷產品，因時值1640年代葡萄牙光複，獨立於西班牙帝國的統治，很多瓷器上的圖案元素帶有鮮明民族標誌（如下圖，寫著1641）。

可以發現，正當中國的工匠繪畫歐洲的上流舞會時，歐洲的工匠也在描摹中國的圖案。如今琺瑯產業已經成為科英布拉的“特色產業”了，行走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見瓷藝紀念品，人們購買這些青花圖案為的是記住一個歐洲的小鎮。和藝術風格一起流通的當然還有帝國的標誌，例如“雙頭鷹”，例如對於國家光複的紀念，與帝國有關的記憶和符號被保留在這些商品之上，而這些商品本身的存在就依賴於帝國間的全球貿易。博物館本身也受到帝國遺產的影響，因為無論文化元素多麼交融、在地化，其展示總是暗示著區隔、異樣，展區的題目“東方藏品”這個集合本身就暗示了一種潛在的“東方主義”。藏品來自中國、日本和印度，以及東南亞地區，這些本來各異的物件被塞進一個詞、一個展櫃、一條廊道。“東方”這個詞在薩義德的批判之後仍然出沒在這座小城的博物館里。最後，也正如本文所討論的所有這些未被注意卻仍然存在的景觀一樣，沉默地躺在小城中成為帝國存在過的證據，卻鮮有人問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