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麗玨讀《媽媽教授》｜帶著娃搞學術那些事

《媽媽教授：在學術界實現工作與家庭的平衡》，[美]瑞秋·康奈利、克里斯汀·戈德西著，李明倩、宋麗玨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雅理，2023年2月出版，305頁，69.00元

“我巴不得進醫院，至少能休息一陣子。”

“沒錯，我求之不得。管它是肺炎還是其他什麼病，我就想在床上躺幾天，一邊看電視，一邊等護士照顧。”

“肺炎還是太輕了。估計還需要帶病工作。就算住院了，孩子們也會來探望。最好是得傳染病，這樣就能被隔離了。伊波拉病毒就不錯。”

“我不太瞭解伊波拉……這可能會要了你的命呢。”

“伊波拉不會要了我的命，但能讓我暫時忘記我是個媽媽，能讓我享受幾天清閑日子。”

“而且在醫院，飲食起居都有人照料。”

“更沒人會指指點點。”

“真的嗎？這麼看，伊波拉也沒那麼糟糕……”（《媽媽教授》，147頁）

此類對話通常被稱為“住院幻想”，這種念頭不僅出現在《媽媽教授》作者們的書寫里，更是作為媽媽的學術職業女性都有過的靈光乍現。尤其在孩子小的時候，面對隔幾個小時就需要進食的人類幼崽和第二天就需要“交貨”的急迫文稿，我們似乎都經曆過一邊抱娃，一邊讀文獻、聽講座或是備課的窘迫階段。成為一個好媽媽或是成為一個學界精英，似乎永遠是二元迷思。瑞秋和克里斯汀在《媽媽教授》中給出了她們的答案：你可以擁有全部。兩位作者勾勒了從博士階段到畢業前求職、進入終身教職軌道、申請終身教職、直到成為一個正教授（full professor）的完整曆程，借此告訴讀者如何不讓“母親”身份與科研工作相衝突，做一名成功的“媽媽教授”。

衝出幻境，“真相”只有一個

不可否認，兩位作者帶給我們的並非心靈雞湯，而是沒有被粉砌過的學術媽媽的生活“真相”。學術界是個金字塔，很多人攻讀博士學位進入學術行業，但能夠不斷向上晉陞的人逐級減少。即使你沒有子女，在很多領域要進入終身教職軌道的前景也並不樂觀。在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進入終身教職軌道（tenure track）是指獲得終身教職（tenure）之前的六年或七年，只有在此期間順利通過終身教職考核才能夠拿到個人學術生涯的“通關密碼”。換句話說，進入終身教職軌道相當於進入了終身教職的試用期，競爭非常激烈。此時，學術研究成果顯然是至關重要的考量標準，作者提醒我們：第一、在大部分院校中，無研究不教授。第二、研究成果是你唯一能夠與機構抗衡的資本。有一些院校看重任職期間的教學質量，另外一些則看重服務與合作質量，但研究成果優先於其他所有指標。學術界的此類“真相”，中外皆是，天下大同。我國的高等院校教師職稱晉陞體系是從講師/助理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究員，直到教授/研究員。教師成為副教授/副研究員便意味著進入了高級職稱階段，相當於書中所提的“終身教職”階段。講師/助理研究員階段則等同於“試用期”。新聘任的教師進校時多以“預聘或準聘”形式簽訂勞動合同，在約定聘期內（一般為三到六年），完成規定考核指標，達到要求且通過考核者可轉聘高級職稱或轉為事業編製。但也有一些高校率先試行了“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此時情況便更加緊迫，若預聘期考核未達到要求者，則不再續聘或轉崗至非教研崗位。

當新入職的年輕教師發現在同一所大學里，有些資深教授幾乎沒有什麼研究成果時，也無需驚訝。今時不同往日，獲得終身教職的標準早已提高，就業市場在最近二十年里呈現白熱化狀態，學術崗位是鮮有的“鐵飯碗”。現在的年輕人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要求。瑞秋和克里斯汀都曾經曆過這樣的階段，畢竟“不論有沒有孩子，進入終身教職軌道最初的幾年恰是學術生涯中最具挑戰性的一段時期。這個時候有了孩子，無異於雪上加霜”（148頁）。或許，你曾在淩晨兩點孩子睡後才躡手躡腳地爬起來，趴在臥室的飄窗上奮筆疾書。或許，你在照顧生病的孩子時，學生的畢業論文又到了最後期限。太多的“或許”，都是你經曆過的種種。但請相信，黑暗的盡頭便是光明。

尋找訣竅，成為披荊斬棘的媽媽

無論是發表論文或是出版專著，都需要經曆寫作、投稿、同行評議、申請經費這一系列耗時費力的事情，而孩子的出現會讓這一切變得更加困難。我們需要為自己的生活設置一個精準的開關，工作的時候就要關掉家庭生活的開關，反之亦然。良好的時間管理便是成功的保障，尤其對學者媽媽們而言。書中提到了三大“法寶”：發現創作的“高產”時間、利用育兒的零碎時間完成寫作大綱，以及設定完稿時限。同時，也要警惕郵件陷阱。時至今日，即時通訊的發達史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何為時間神偷，如果一旦陷入其中，便是物換星移幾度秋。但即便我們嚴格遵循這些金科玉律，也並不能夠保證所有付出皆有回報。學術界流傳著一個謠言，“只要你足夠聰明，有很多好點子，你就能成功”。我們都清楚，比拿到學位更難的是處理避之不及的編輯部拒信。真實的情況是，積極建設學術人脈與創作出高質量的學術作品同樣重要。

建立學術人脈一點都不簡單，尤其當你有了孩子以後。在學術生涯的早期，我們需要儘可能多地參加學術會議、公開發言，這至關重要，儘管家務或是照顧孩子會讓人焦頭爛額。參會並在會上宣讀論文，是結識學術界同仁的最佳方式。比起認識這些人，更重要的是讓他們認識你。值得注意的是，參加本學科領域的全國性會議優於頻繁參加小型區域性學術會議，大型的全國性會議或國際會議能帶來的人脈和機遇是小型會議根本無法比擬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在院校、機構的網址上創建個人學術網頁。網上的存在感必不可少。投入時間打造一個學者風格的主頁，並確保你將主頁地址寫在所有專業郵件的署名中，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除了和本專業的同仁社交，熟悉校內人員也同樣重要，他們中一些人可能也會參加你的終身教職評審，一些機構十分看重同事評價（collegiality）。不論如何，與這些人建立良好的交往對於學術發展大有裨益，但要謹慎地與同事交流關於孩子的話題。

此外，除了學術工作，教學、服務、陪伴家人都需要我們靈活地分配時間，智慧地調整策略。更要瞭解自己能夠享有的權益有哪些：你所在的院校或科研機構有哪些家庭友好政策？是否有帶薪育兒假？是否有學術休假？在美國，晚近才出現對媽媽教授的支持。1993年通過的《家庭和醫療休假法》（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FMLA）規定，全美任何在職一年以上（不必連續）、在過去十二個月內工作超過一千二百五十小時，且所在企業有五十名以上僱員的員工（或公職人員），都可享有最長十二周的無薪休假。除《家庭和醫療休假法》的規定外，百分之四十的大學提供了超過十二周最低假期的休假。在我國，《勞動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不少於九十天的產假。與此同時，《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對此做了進一步規定，第七條明示了女職工生育享受九十八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十五天；難產的，增加產假十五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個嬰兒，增加產假十五天。當然，即便有了這些保障，做媽媽教授的這條道路仍然充滿挑戰，但這一切都值得。你能讀想讀的書，寫你感興趣的文章，影響新一代的學生、學者，回到家還會聽到有人喊你媽媽。

《媽媽教授》的作者之一瑞秋·康奈利，她儘管此前曾接到來自某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橄欖枝，但迄今仍留在鮑登學院，任Bion R. Cram經濟學講席教授。

《媽媽教授》的作者之一克里斯汀·戈德西，她於2017年已轉至賓夕法尼亞大學俄羅斯與東歐研究系擔任終身教授。

家庭、職場與社會的三角作用力

媽媽教授只是一個群體，通過這個群體的生活，反映的是女性在職場的困境，是面臨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時的選擇。正如書中所寫，“在學術界生存是一件艱難的事，但在我們看來，這是當今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夠從事的最有滿足感的職業之一”（15頁）。如果這個群體的女性面對如此多的困境和侷促，其他的職業媽媽、全職媽媽面對的困難只會更多、更複雜。瑞秋和克里斯汀都是充滿智慧的職業女性，但面對同時做媽媽和做學者這兩件事，她們更多的辦法還是巧妙利用自己的時間、調整家庭內部分工來實現平衡。女性個體對抗困難的勇氣、家庭成員給予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是若真想兩全其美，避免顧此失彼，需要的是社會管理機制、社會運行方式的進一步調整，以及人們觀念意識的改變。真正的性別平等，是給予女性選擇的自由，而不將其桎梏在系統性不公的眼光下。書中反複提到的“母親身份牆” （maternal wall）、“母職歧視”（mommyism）不僅出現在學術界也遍佈各個職業領域。毫無疑問，“母職”（motherhood）是人類社會對於女性身份的一種角色構建，更是一種話語權力的建構。在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對於女性的特殊保護主要集中在生育保障領域，社會對女性的評價標準，尤其是對已婚已育女性的評價標準，首要考量因素是其帶來的家庭貢獻而非社會貢獻，這無形之中會限制女性的很多選擇。過分稱頌“母職”本身便是社會、文化對女性角色和地位的一種“懲罰”。

由於生理與生物屬性差異，女性已經在生育過程中承擔了極大的身體負擔，給與女性以相應的優待，便實現了動態平衡的性別平等，基於差異性才可以更好地保障女性的實質性權益。社會保障不僅有關個人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更牽涉社會責任劃分與責任承擔，甚至影響人類的繁衍生息與未來發展。顯而易見，國家、社會、市場承擔的福利責任越大，個人的獲得福利的保障就越大。當國家把生育行為視為每個社會成員的權利而非義務，並且通過相應的社會福利來保障個體生育權利的實現，區別對待家庭的福利保障和個人的福利保障，女性才有可能獲得最大權益。同時，只有停止話語權力的塑造，才能使女性進一步擺脫“母職懲罰”。

《媽媽教授》的作者是兩位正教授，是擁有五個孩子的兩位媽媽。她們通過分享自身的實際經曆和調研案例，在書中不但詳盡地列出了學界女性可能遇到的困難，給出了兼顧家庭生活與學術工作的建議，也鼓勵女性通過瞭解自己，明確可以選擇什麼，不必放棄什麼。僅僅靠一本書顯然無法改變整個社會或時代的風貌，但如果能借此提示大家關注這些問題，我們或許就有望建立更友好的政策環境，讓每個人都能更從容地面對工作與生活。哪怕是突破一點主流觀點的偏狹也是有益的：比如生育子女是否可以與工作量互抵？在同等條件下是否“媽媽”可以得到優先獲聘、職級陞遷的權利？這些都可以算是《媽媽教授》帶給我們的有關女性實質性社會保障的思考，是播撒在當下的未來火種。這是一種希望，誰又能拒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