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 盲人張洪，站在世界之巔

珠峰是有聲音的。帳篷外高壓鍋突突冒氣的聲音，直升機起降嗡嗡的轟鳴聲，犛牛脖子上的銅鈴發出清脆的叮噹聲，哢嚓裂開、轟隆坍塌的冰崩聲。直到臨近8848米，風聲從耳後繞到頭頂，雪風呼嘯，雪坡平滑，周圍空曠，而且寂靜。

46歲的盲人張洪正是聽著這些聲音站上了世界之巔。2021年5月24日上午11點15分，天空呈淡藍色，大風吹散薄霧，陽光照耀著五彩經幡，它們覆蓋在略微傾斜的雪坡上，在凜冽的寒風中隨風飄揚，遠處的背景里，連綿的雪山冷峻而又莊嚴。

張洪穿著一身紅色登山服，戴著護目鏡，氧氣面罩，除了衣服上繡著的名字和五星紅旗，沒有人能看得出來他是誰。卡積亞巴嚮導抱著張洪說：「張洪，You Summit（你登頂了）。」張洪沒有力氣回應，他隱約聽到對講機里傳來人群歡呼的聲音。之前，他曾模擬過登頂之後要喊的口號，打算做的動作，在這一刻，全忘了。

張洪成為亞洲首位登頂珠峰的盲人，一路險象環生。距離登頂100米處，張洪的氧氣瓶調節閥凍住了，氧氣開始泄漏。嚮導強子和隨行攝影師，決定把自己的氧氣瓶留給張洪使用，他們放棄登頂，回到4號營地等候。張洪面對的是未知的前路和無法用中文交流的卡積亞巴嚮導，這是張洪最有感觸的情節，如實在紀錄電影《讓世界看見我》中呈現。

此後，和攝影師一同消失的，還有視覺能呈現的影像。登頂以及下山返回還有長達十多個小時的危險旅程，紀錄電影留給觀眾的是一片黑色想像，以及厚重的喘息聲。

張洪「聽」了五遍電影，周圍人的描述，幫他拚湊出視覺缺失的部分。

最後的死亡地帶

中文嚮導強子和攝影師離開後的故事，電影里沒有太多呈現。

在海拔8700米處，一般人缺乏輔助氧氣很難挺過十分鐘。為了保證張洪能夠安全登頂，包括強子本人和兩位攝影師在內的五人下撤，留下足夠的氧氣，讓三個狀態最好的卡積亞巴嚮導幫助張洪繼續衝頂。卡積亞巴，這是一個常年生活在喜馬拉雅山脈的民族，因給登山者當嚮導而聞名。每年，他們都會先行上山修好路繩，沿途背運氧氣瓶等補給，需要的時候救援登山者，人們則沿著路繩向上攀登。

張洪想過和強子一起下撤。強子對他說，「我們以後還有機會登頂，對你來說，你可能一生就這一次機會。」說完，強子推了張洪一把，讓他繼續前進。

剛剛分開的幾分鐘，張洪的腦子一片空白。他出於攀登的慣性，跟隨著前方一米多遠卡積亞巴的腳步，走了沒多遠他突然驚醒，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真正的恐懼」。

「我突然想到，不對呀，他們3個卡積亞巴一句中文都不會講，我也不會講英文，那怎麼弄？」在海拔8000多米處，風速將近60公里每小時，相當於七級風力。

黑暗中，登山者的頭燈連成一條彎彎曲曲的光帶。沒人拍照，沒人說話，一支靜默的隊伍。

那個時刻，張洪的感受是「快完了」。距離頂峰只有不到100米，放棄不甘心，繼續走凶多吉少，他靠著「我來幹啥來著？」「不怕死才能活得更好」這些心理暗示來緩解恐懼。

他和卡積亞巴用最簡單的單詞，「go、up、stop」來交流。在狂風呼嘯中，他們的嘴巴被氧氣面罩全部蓋住，即使這樣的單詞，也要靠吼才能勉強聽見。張洪問卡積亞巴還有多久登頂，對方回答，半小時。張洪感覺，走了很多個「半小時」，仍然沒有登頂。後來他才知道，全世界的卡積亞巴都是這麼回答登山者的。

在一個又一個「半小時」後，他們迎來了登頂珠峰的最後一關：希拉利台階。這是海拔8790米的一處高12米，近乎垂直的岩壁，這條身處「死亡區」的山脊是登頂的必經之路。因新西蘭登山家艾達馬田斯蒙·希拉利和尼泊爾卡積亞巴人丹增·諾蓋1953年首次登上珠峰取道於此而得名。

這條僅僅12米長的山脊，遠看像一片刀刃，幾乎是垂直的，寬度僅有30釐米左右，兩邊則是上千米的懸崖，通常只能允許一人通過，一些地方甚至只能放下半個腳掌。

從人類首次登頂珠峰至今，70年來，有近200位登山者將生命永遠留在了希拉利台階。張洪到達的12天前，一位瑞士登山者和一位美籍華人因為體能衰竭，在這裏失去生命。

到達希拉利台階的時候，張洪已經走不動了，冰爪在岩石表面容易打滑，站不穩。他只好蹲下，用一隻手觸摸安全的落腳點，然後支撐身體把腳抬出去，在這樣的反復中，花了近兩個小時順利爬上了12米長的希拉利台階。

張洪記得，後面的卡積亞巴曾大聲對他吼道，「No，No，Stop，Stop」，他趕緊收回了已經邁出去的右腳。

下山後從翻譯口中得知，卡積亞巴人衝他吼的地方，但凡有點偏差，張洪可能直接墜落2500米，自由落體2分鐘，「都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回憶人生」。

為什麼一定要登珠峰？

張洪在失明前從未見過珠峰的圖片。

在珠峰這個目標出現之前，他工作只是為了掙錢，單純為了活著，「但這不是我想要的」。不甘於生活平淡的張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一個抽像的理想，想要做出點事，但在同樣長的時間內，他不知道那件「真正想要的」具體的事情是什麼。

身邊的人難以理解。好好做按摩，一輩子這樣平穩過去，這是99%的盲人能夠為生的手段，「好像我只能這樣過一輩子」。

從抽像到具體的路上，他折騰了很多年。

張洪出生在重慶，父親和叔叔都是雙目失明的盲人，張洪是他們的盲杖。四五歲時發生的場景，張洪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清晰。年幼的他，用一根竹竿牽著父親和叔叔翻過大山，到十公里以外的鎮上乞討。

有一次腳下一滑，他們摔進了路邊的水田。一身泥水的張洪等來的是父親的責罵，嗬斥聲引來了圍觀的村民，在人們議論紛紛中，一顆怨恨的種子就此埋下，「為什麼我是盲人的兒子？」

後來，張洪考上了高中，但沒有條件上。他按照家人的建議去了成都，學按摩。在那裡，他結識了同樣學習護理的夏瓊，兩人談起了戀愛，那時的一切看起來都充滿希望。

但命運似乎沒有給他特別的垂青。21歲時，由於青光眼，張洪在短短三個月內完全失明。光明的未來突然墜入深淵，張洪變得暴躁易怒，他把自己關在房間，摔碎了幾個收音機，也想過結束生命。

夏瓊沒有離開，而是一次次阻止張洪自殺。當時他們在成都，沒有固定工作。夏瓊去批發小商品，擺起地攤。收攤後，她回家給張洪做飯，因為做飯口味問題，張洪發過脾氣；因為看不見，坐下的時候膝蓋碰觸到桌子，張洪怒吼過，把盛飯菜的碗碟摔碎。「看不見，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

夏瓊的委屈往心裡藏，她默默收拾完飯菜，躲到沒人的地方流淚。接受失明這一現實張洪用了近一年時間，日子在反復的暴躁內疚道歉中度過。在一片反對聲中，夏瓊依然選擇和張洪結婚。

婚後，他們開了按摩店，張洪手藝好，日日勤懇經營，生活漸漸安頓。他們買了房子，生了孩子，生活本可以一直這樣平靜下去。但張洪不願被盲人這一標籤限定人生邊界。

他把按摩店轉讓，帶著夏瓊輾轉昆明、上海，打工、繼續開按摩店、賣保險、做直銷，什麼都想去嘗試，要找到那一件「具體的事」。

因為孩子到了上學的年紀，張洪和夏瓊不得不離開上海，回到成都。2012年，張洪被西藏大學附屬阜康醫院聘為臨床理療科醫生。

不久後，他們舉家遷往拉薩，一個離雪山近的地方。

在拉薩，張洪結識了登山家洛則。洛則成功登頂了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在見面以前，張洪覺得登山家是偶像級的人物，他抱著崇拜的心情前往。在喝茶的過程中，洛則聊起登山的點滴，垂直的冰壁、危險的冰崩、遇難的隊友，這些遙遠而陌生的詞語，開始在張洪心裡留下印記。

他突然發問，「有沒有盲人登上珠穆朗瑪峰？」洛則回答，「有，一個叫Eric的美國人。」「我可以嘗試嗎？」就是這一句隨意的玩笑話，成為張洪人生中一個特殊的起點。

那是2016年，不喜歡運動的張洪，40歲的年紀開始出發。

40歲開始登山

張洪後來才知道，那位登頂珠峰的盲人Eric，從小就是運動健將，擅長摔跤、攀岩。相比之下，沒有運動經驗的他顯得「不知天高地厚」。

玩笑話說完的兩週以後，從徒步開始，洛則帶著張洪去拉薩周邊的山上練習。

張洪不知道有登山鞋、登山杖，他穿了一雙普通運動鞋，拿了一根盲杖，拽著洛則的胳膊，興致衝衝向上爬。因為海拔高，路上全是砂石，走路容易打滑，經常走幾步就會摔倒，張洪身上有了許多小擦傷。儘管如此，洛則肯定了他的反應力、平衡力、協調力。

就這樣，爬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張洪找到了登山的樂趣。雖然看不見，但是離開城市喧囂後的大自然，空曠、安靜，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讓他感到放鬆、開闊。「你有足夠的時間和自己對話，也可以和大自然對話。」因為登山，他也逐漸打開自己封閉的生活圈，開始主動結識山友。

5800米的雪古拉峰是他第一次登頂的山峰。站在峰頂，山風呼嘯而過，吹得旗子招展，一種乾淨俐落的聲音。張洪更加確定了，登山，就是那個抽像的方向，那個一直在尋找的「具體的事」。

他不只是為自己，也想為夏瓊和兒子做點什麼。從夏瓊決定和張洪結婚那時起，她似乎和原生家庭漸行漸遠，失去了娘家的尊重和支持。張洪也比任何人都瞭解作為盲人的兒子會面臨什麼，他不願意兒子一直經受外界的輕視。

張洪想要證明夏瓊的選擇沒有錯，想給兒子樹立榜樣。但這種贏得尊重的方式一定是登珠峰嗎？

夏瓊沒有這樣的遠大理想，她更願意平靜安穩地相守。張洪為她去做的，是她想要的嗎？以可能付出生命的方式去向別人證明自己？有這個必要嗎？也許這樣的追問在兩個人的內心深處不一定有同樣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夏瓊再一次在擔憂、不安中選擇了支持。

2016年7月，張洪在一次登頂珠峰的分享會中主動結識了澤龍。登山家澤龍曾經在下山途中出現雪盲，在什麼也看不見的情況下，安全下山，這給張洪莫大鼓舞，他覺得，看不見，也是可以登珠峰的。

此後幾年，張洪陸續登頂了幾座海拔7000米的雪山。

但並不是一帆風順。2017年12月，澤龍帶領張洪攀登卓木拉日康的峰頂。下山途中，時間很緊，澤龍讓張洪坐在滑雪板上，他在後面用繩子拽住來控制方向和速度。突然，張洪感到腳碰到了一塊硬硬的邊緣，但他不知道是什麼。

澤龍指導他右腳踩住雪地，慢慢向右轉身，再上前幾步把他扶起來。等張洪站穩以後才知道，剛才，他已經滑到一個冰裂縫的邊上，左腳已經懸空，如果再向前半步，後果不堪設想。

這是張洪與死神的一次親密接觸。

有些微妙的情緒也在這時開始滋生出來。張洪開始反問自己，「我為什麼要來這裏呢？別人登山可以欣賞無與倫比的美景，也可以拍出很棒很酷的照片，那我的收穫是什麼呢？」

問歸問，問完之後，這依然是他那時為止能找到的目標。

「你一個瞎子，你認為真有人支持你嗎？」

普通人從尼泊爾攀登珠峰大概需要5萬美元。

一個盲人呢？

交通、帳篷、物資、餐飲、保險，比普通人需要更多的卡積亞巴嚮導，因為這些後勤保障，盲人攀登需要的費用常常是普通人的三四倍，大約是15萬-20萬美元。張洪面臨的首個困境是，錢從哪裡來？

不花這麼多錢的時候，張洪可以憑藉自身的毅力去登山。但珠峰不同，靠自己一個人走不通了。張洪曾放下面子，跟親戚朋友借，「我要去登珠峰」，這在農村百姓看來是「瘋子」行為，既沒有冒險的必要，更不值得花錢，他收穫的往往是陰陽怪氣的嘲諷。「你一個瞎子，你認為真有人支持你嗎？無非是同情你、可憐你，不願意傷害你而已，你還是老老實實做你的按摩養活自己吧。」

但夏瓊支持，她和親戚說，「他都已經看不見了，我們沒有理由阻止他追求夢想。」她陪著張洪訓練體能，去健身房，去爬樓梯。張洪常常四點鍾、五點鍾爬起來，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薩，穿著高山靴負重30多公斤，爬12層的樓梯，來回20多趟。

張洪的嚮導也換了。嚮導名叫強子，擁有十多年的高山攀登經驗，從這個時候起，攀登珠峰的團隊算正式組建了——只有他們兩個人。一個是登山經驗較少的新手，一個是沒有與盲人相處經驗的教練。

他一邊幫張洪做體能訓練，一邊總是發出最直接的靈魂拷問。「你都不會攀冰，要怎樣通過飄忽不定的隨時可能崩塌的昆布冰川，怎樣爬上垂直的冰壁，還有縱橫交錯的冰裂縫。這些對常人來說都很睏難，你怎麼過得去？你怎樣面對長達數百米的洛子壁，又怎樣躲避掉下來的石頭和冰塊？還有每一年都有人遇難的希拉利台階，你怎麼上？」

在出發之前，包括張洪在內，沒有人確定能籌到錢，更沒有人能確定他的身體做好了準備。

一邊體能訓練不能放鬆，一邊籌錢，張洪的心理壓力很大。強子常常說張洪繃得太緊，好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那座山上。張洪也緊張，紀錄片團隊已經介入了，正在跟拍，「如果最後去不成，對別人來說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在出發前一年，他還沒有籌到一分錢。為了借款，他會為一些商店開業的活動站台，他向朋友開口，頻頻喝白酒碰杯，最後吐得不省人事，朋友卻在電話的頻繁催促中離開了，當然好在最後對方為他提供了幫助。除了自己籌集的部分，基金會幫忙，企業贊助，他所在的西藏阜康醫院也幫忙，五千美元五千美元的累加，在低頭、放下自尊、拋開別人的重重疑慮之後，錢終於湊夠了。

錢夠了身體可以嗎？一路上關於成功和失敗的可能性，頻繁在他心裡膠著，如果攀登不成功，餘生該怎麼生活？在爬樓梯，在四女生山集訓，這種成敗的想法每天都在心裡出現，並且隨著時間的臨近沒有任何緩解。

他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努力過了仍然失敗，也許就接受，「我只能過這樣的生活。」

在出發尼泊爾之前，他帶妻子夏瓊去了海邊。這是一場告別之旅，之前相伴數十年，去看大海的夢想夏瓊常在他耳邊念叨，但是過去張洪對遊玩沒有心思，只想埋頭做那件「特別的事」。

直到要出發去攀登珠峰，不知道去了能不能回來，也許是生離，也許是死別，他心想，如果回不來，至少帶妻子實現一個簡單的願望。

夏瓊在海邊，說了一句讓他大為驚訝的話，「你的夢想是嚮往高山，我的夢想是嚮往大海，事實證明，高山和大海是可以在一起的。」

兩天后，3月30日，張洪坐上了去往尼泊爾的飛機，正式開始他的珠峰挑戰。

「生命是被動的」

海拔5943米的珠峰南坡大本營，彩色帳篷綿延一兩公里，四周冰川遍佈。能看到日照金山，也能聽到「轟隆隆」的雪崩聲。

大本營像一個地球村，彙聚了上千人，有登山者、嚮導、醫生、廚師等。這裏設施相對完善，餐室、廁所、充電板一應俱全，還能吃上麻辣火鍋。每天，直升機在山頭來回穿梭，運送物資，幫助救援。

張洪在這裏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做完了行前準備、和卡積亞巴嚮導磨合、進行高海拔適應訓練、登山裝備的適應性訓練等。

他們先是在崩塌的地面上走，耳邊不時傳來冰崩和雪崩的聲音，張洪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本能反應是快跑。因為看不見，總覺得崩塌的聲音就在附近。強子會提醒他冰崩離得很遠，可以放輕鬆。強子還說，因為看不見，張洪的刺激點應該比普通人更高。在訓練初期，強子似乎還不能對「看不見」感同身受，不能理解聲音帶來的恐懼。

當張洪在隊伍中停下來調整呼吸，他會毫不客氣地催促，「後面所有人都在等著你」。如果速度太慢，大大拉長到下一個營地的時間，將對體能造成極大消耗，快速通過才能降低風險。「珠峰不會因為你一個盲人給你大開綠燈。」這樣直接而坦誠的交鋒在他們登山過程中並不少見。

當張洪因為攀冰集訓受挫，想要減少集訓保存體能，降低風險的時候，兩人曾經發生過爭吵，張洪幾乎是脫口而出，「你叫個直升機，我今天就回去。」「你之前沒有攀過冰嗎？你翻臉不能比翻書還快！」

直到強子蒙著眼睛在碎石地裡走了一圈。他每邁一步都小心翼翼，伴隨著遲疑和慌張，最後腳步停下的地方，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摘掉眼罩後，他和張洪的微小芥蒂似乎也破解了，他多了幾分理解。「確實不應該催他，可能我以前認為這裡面缺少了信任，其實，在他的世界裡面，可能這個信任已經給到了最多，或者給到了極限。」

準備一個多月後，剩下的就是靜待登頂的窗口期了。每年，攀登珠峰的窗口期集中在五月下旬那十多天，需要天氣足夠晴朗、風力足夠溫和。因為連日大雪，氣候惡劣，張洪推遲了兩次出發日期，錯過窗口期，前期的所有努力將付諸東流，內心的焦慮和無助蔓延到團隊每個人身上。

等待期間沒有任何事可做，張洪的膽囊炎還復發了。他側身躺在帳篷的床上，隆起的橙色蓋被微微抖動，隱隱聽得到幾聲輕微的嗚咽，極寒、缺氧、病痛、不可預估的窗口期，種種困苦細密交織在一起，他蜷縮在被子裡哭，吃不下強子端來的任何食物。事後張洪感慨，「生命是被動的，有再多的錢再強的團隊都左右不了天氣。」

2021年5月19日，也就是當年最後一個攀登珠峰的窗口期，夜裡，張洪、強子、攝影師以及其他幾個卡積亞巴嚮導出發了。之所以選擇夜裡，是因為夜裡氣溫低，冰川穩定。

沿途縱橫交錯不計其數的冰裂縫是危險的存在。強子指揮，張洪用腳來回反復試探，再用登山杖確定位置和穩定重心，有時張洪需要幾分鐘甚至十幾分鐘，才能跨過別人一步就能過去的冰裂縫。

更長一些的裂縫，則需要借助橫梯。

梯子的寬度剛好能放下兩隻併攏的腳掌，兩根橫樑之間的距離，剛好能容納冰爪腳尖和腳後跟卡進齒縫間，跨一步，插進縫裡面，提起腳，再跨一步。橫梯一次只能通行一人，兩頭用冰錐和繩子固定在岩冰上，走起來搖搖晃晃，兩邊只有繩子作為輔助保護。

這就要求張洪每跨出一步都必須全神貫注、準確無誤，落腳稍微有偏差或者是跨步過大過小，哪怕只是一釐米，就可能掉落冰縫。「那個時候你靠不了任何人。」

冰縫下面往往是幾十米甚至幾百米的裂縫，看得見的人雖然利於卡準橫梯的齒縫，但夜晚低頭行進的時候，看著腳下白色冰壁中透出一股冰藍的幽暗深淵更令人害怕。

張洪隊伍里的卡積亞巴就曾發生過意外，掉進了10多米深的冰縫裡，團隊合力用繩子把他拉上來，幸好沒有大礙。他們也曾在路上遇到登山者屍體，強子會瞞住張洪，讓他誤以為只是在和迎面相遇的人讓路。

四天之後，他們終於來到了海拔8000米的四號營地，等待最後衝頂的時刻。

登頂之後

在珠峰攀登史上，超過90%的死亡事故是從海拔8000米開始的。

位於尼泊爾的珠峰南坡4號營地，海拔8000米，被攀登者們稱為死亡地帶，真正的生命禁區。

2021年5月23日晚，衝頂出發前，強子再一次彎腰幫張洪緊了緊卡在高山靴中的冰爪。直到攀登十個小時後，氧氣瓶泄漏，剩下的旅程強子退出。

第二天上午11點，張洪登頂。他記得，出發前，營地指揮沃吉達·艾迪對他說過，「頂峰不是最終的目標，登頂只是一半路程，你的最終目標是回到大本營。很多人只想著登頂，他們一直使勁往上，用盡了所有力氣，登頂後他們欣喜若狂，也耗盡了最後的力氣，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事故都是在登頂之後發生。」

張洪牢記這番話，他簡單拍完幾張照片以後，就催促嚮導趕快下撤。

下撤的路上，風雪猛烈，張洪不記得摔了多少次，有一次摔倒之後，他筋疲力盡，甚至陷入了短暫失溫，「眼睛剛剛閉上就一下子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舒服。」不冷了，外面的狂風也聽不到了，全身細胞放鬆了，身體好像飄起來。

沒有沉浸幾秒，張洪被卡積亞巴喚醒，睜開眼依然是暴風雪，身體依然發冷，張洪意識到，一旦閉眼，可能不會再醒過來。在卡積亞巴的幫忙下，張洪強忍著極致的疲憊起身，繼續前行。

5月27日張洪終於回到了出發的地方——南坡大本營。那一天，他吃了很多東西，餅乾、奶茶，直到脫去冰爪，雙腳徹底回歸大地。

在拉薩的夏瓊也在第一時間接到登頂成功的電話。回想告別前，她曾和張洪拉鉤蓋章，她在車下，張洪坐在車上。隔著車門，她聲音哽咽，流著淚對張洪說，「不管上不上得去，都要平安回來，你自己的老媽你自己回來養，你自己的兒子你自己回來教！」

張洪戴著墨鏡，臉上看不出表情，沉默。關上車窗，行駛百米後，他在車上默默流淚。

他的承諾，做到了。

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