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晉茅獎得主祖葉：寫作的本質是回憶，命中註定要寫《寶水》

8月11日，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在北京揭曉，楊誌軍的《雪山大地》、祖葉的《寶水》、劉亮程的《本巴》、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東西的《迴響》五部作品獲獎。

五人之中，祖葉是唯一的70後，她也是中國第一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70後女作家。

一時間，祖葉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祝賀，媒體採訪接踵而至。她直言，自己正在努力適應目前的生活。對於「第一位獲得茅獎的70後女作家」這個稱號，她不以為意，「作家永遠要拿作品說話，‘代際’和‘性別’只是一種媒體化的標籤，從更大的時間跨度去看，不具備本質意義。」

《寶水》出版於2022年底，被視為祖葉的長篇突圍之作。該小說講述了太行山深處的寶水村正在由傳統型鄉村轉變為以文旅為特色的新型鄉村，生機和活力重新煥發出來，塑造了主人公「地青萍」、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奶、村支書大英、婦女主任秀梅、鄉建專家孟鬍子等許多個性鮮明的角色。

在長達三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她寫小說寫了二十年。她說，《寶水》是自己寫得最有耐性的一部小說，用了七八年來「跑村」和「泡村」。在她看來，「寫作的本質是‘回憶’，好像命中註定要寫這部小說」，同時她也認識到了鄉村的複雜性。

8月24日晚，新京報記者專訪了新晉茅獎得主、北京老舍文學院專業作家、北京作協副主席祖葉。她從獲獎，聊到鄉村寫作，聊到小說角色的塑造，再到她的老家河南與新家北京。

⿻ 談獲獎：

感覺茅獎離自己很遙遠

新京報：《寶水》之前就深受讀者青睞，登上多個文學好書榜，有想過自己能獲獎嗎？

祖葉：沒敢想，畢竟是國家級重磅獎項，感覺離自己很遙遠。評選過程中因為經常被朋友們問起，多少還是有些焦慮的。為了轉移和化解這種焦慮，這期間我還寫了個短篇小說。寫作可以讓我高度集中精力，不被其他念頭干擾。一直以來我都認為，獲獎是寫作之外的事情。寫作本身就能帶給我很大的滿足，這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新京報：距離你獲獎已經過去十幾天了，獲獎以後，你的生活有哪些變化？

祖葉：媒體採訪會比較多，節奏有些被打亂，目前正在適應。寫作者如果沒有節奏感，會很難進入狀態。

新京報：你自己如何看待「中國第一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70後女作家’」這個稱號？

祖葉：我自己沒這麼說過，應該是一些比較關注文學界的媒體提出的，實際情況可能確實是這樣。70後作家裡第一位獲得茅獎的是徐則臣，我是第二位獲獎的70後作家，同時又是一位女性，但我自己不會把這個標籤放在簡介里。「代際」和「性別」是一種媒體化的標籤，從更大的時間跨度去看，不具備本質意義，因為作家永遠是拿作品說話。

⿻ 談鄉村寫作：

現代社會的情感倫理基底，依然很「鄉土」

新京報：為什麼寫一部鄉村題材的小說？有什麼樣的靈感和契機？

祖葉：動因很複雜。我是在鄉村長大的孩子，20歲之前，相當一部分生活經歷都在鄉村，後來隨著工作的調動，我逐漸遠離了鄉村。我們常說，「寫作的本質是‘回憶’」，即不斷回望自己走過的路，用文學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很多作家的寫作都源於童年。對我來說也是這樣。童年的情感一直在發酵，這是寫《寶水》的隱性原因，好像命中註定要寫這部作品。

顯性原因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鄉村經驗，我一直不知道該如何動用它，它一直處於被封存的狀態。直到2014年，我去河南信陽的一個村子參加活動，突然被觸動，有點像是打開了封印。信陽位於河南最南部，產信陽毛尖，山清水秀。在採風時我發現，村民們在賣荷葉茶、賣荷花骨朵，還做民宿、餐飲，種稻田，把商業經營和鄉村生活結合得很好。這其實就是傳統鄉村向文旅鄉村轉型的典型樣態，既傳統又現代。這種鄉村和我童年記憶里那種封閉、保守的鄉村很不相同，也不是後來青壯年都外出打工、留守兒童在家的「空心化鄉村」。

當時我也做了調研，聽當地領導講他們鄉村建設的思路，說要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而不是「把農村建設得更像城市」，也就是說，外在要保持鄉村田園風情，內在的生活硬件又不輸城市，也不一味地跟風城市，我覺得特別有意思，也很認可這種想法。

那兩年我經常去信陽這個村莊，當時就想寫小說，但發現寫不深入。後來意識到，我是豫北人，豫北和豫南風土人情差異其實非常大,寫散文沒有問題，也確實寫了散文，但寫小說要知道人情世故的內部肌理，比如大家吵架的時候是什麼樣，為利益紛爭的時候是什麼樣，相親相愛的時候又是什麼樣等。當時就覺得「進不去」，有一層東西堵著，人情世故這條線貫穿不下來。

後來我想，我最熟悉的地方應該是老家修武縣，那就回到老家焦作修武。修武地名的由來是當年武王伐紂，遇到大雨在我們那裡修兵三日。老家有一個著名的雲台山景區，是典型的北方山水，同時是5A級景區、世界地質公園。山裡面的鄉村正好也在開始轉型，因為我從小就生活在那裡，在風土人情各個方面都比較如魚得水，知道那些人怎麼走路、說話、行事、交際，這是小說特別重要的部分。

之後，我就著力於回老家，一有空就深入村莊，和村民保持長期的聯繫。從2014年到2022年小說完成，大概花了七八年時間，最終以三個村子作為深度觀察的點。當然，我也盡力參加全國各地的鄉村採風活動，希望瞭解更廣泛的鄉村樣態，讓看到的東西發生複雜的化學反應，最終融進小說里的寶水村。

新京報：小說里有大量的方言土語，讓人讀來感到親切，這些都是怎麼來的？

祖葉：主要靠我自己的方言記憶。回老家以後，這種方言記憶就被激活了。但並不是所有方言都適合進入小說。作為一個寫作者，我需要重新去觀察這些語言，要有所選擇，要選擇那些非本地人也能聽懂、看懂的方言，必要時進行適度改良、調和處理。比如，「卓」這個字，是很好、很棒的意思，讀者能夠理解。大英說村民「該嬌就嬌，該敲就敲」，我們老家的原話是「該嬌嬌，該敲敲」，我加了個「就」字，這樣大家都能聽懂，我覺得這才是比較有效的文學性。

新京報：為什麼耗費這麼大的精力，寫這樣一部題材的小說？

祖葉：我很早就認識到，鄉村太複雜了，哪怕作為最小的行政單位，也包含千絲萬縷、非常豐富。正如一位前輩所言：儘管寫的是一個最小的鄉村，你面臨的也是整個世界。所以，要做的寫作準備也特別多。

比如學術準備。我覺得一方面，要到村子裡看現場的、最鮮活的東西；另一方面，我通過紙上資料的途徑去做案頭準備，比如我買了溫鐵軍、賀雪峰等長期從事農村調研的專家的很多著作，還收集了其他學者和大學生在農村做田野調查的資料，也訂閱了很多公眾號，比如鄉建類、支教類的，我都會看。這些閱讀可能在我的小說里一個字也用不著，但我覺得自己應該瞭解這些大的背景。拿「鄉村建設」來舉例，這是近幾年鄉村振興里很關鍵的一個詞。在瞭解「鄉建史」的過程中我發現，「鄉建」在約百年前就已經有了，比如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先生都做過鄉村實踐、鄉村建設。當下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鄉建」又出現了另外的局面和景象。你會發現，這個詞不是憑空、孤立產生的，而是有漫長的前世。這些都是需要做的學術準備。

另外，我也特別愛改稿，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就會不斷改。因為我覺得一旦定稿，就沒有改的餘地了。我不覺得改稿是折磨，我覺得這是發表前完善文本的寶貴機會。

新京報：你覺得鄉村和現代生活存在哪些聯繫？

祖葉：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上世紀40年代的社會學經典著作，現在我們依然會提「鄉土中國」。哪怕現在的社會科技很發達、現代感很強，但仍未擺脫「鄉土中國」的影子。那種差序格局、情感倫理的基底，依然非常「鄉土」。

比如，我們現在看直播，主播經常會說「家人們」，能夠讓人產生一種暫時的虛擬的親情。為什麼我們會認同這種感覺？這是一種非常中國式的、對血緣親情關係的重視。這和我們打招呼時常說的「李哥、王姐」等稱呼類似，通過虛擬的血緣關係，就能迅速拉近社交距離。人們認這個，其實這種情感模式是相當鄉土的。

⿻ 談作品：

回歸女性寫作，塑造大量女性角色

新京報：小說名字叫《寶水》，除了描寫寶水村，還有什麼特殊的含義？

祖葉：寶水村是《寶水》實的層面，我希望這個書名也有虛的層面。在小說里，我寫了村裡面很多村民做民宿、做餐飲、做適合自己的小生意，每家每戶都在通過自身努力將傳統鄉村轉變為文旅型鄉村。大家雖然日子很辛苦，但很有奔頭，心中充滿了熱望，獲得感很強，這都是很寶貴的。裡面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蘊藏的智慧和力量，就像山間的泉水、溪水一樣，流到最後就能彙集成江河。後來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老師說「生活是創作的寶水」，我覺得對《寶水》的這種闡釋也很有他的角度和道理。

新京報：小說通過「我」這樣一名記者的視角來展開敘述，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祖葉：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特別容易帶給讀者真實感，讀者很容易跟隨你進入敘事現場。地青萍「我」這個身份經過了精心的設置，她帶著舊的鄉村記憶，來到了一個不熟悉的鄉村，因為福田莊而有的往日心靈傷痛，漸漸在寶水村得到了治癒。這是一個既「內」且「外」的人，好像冷眼旁觀，在現場又很主觀，她貫穿著村莊的歷史和現在。另外，小說的語言除了大量的方言土語，還充滿濃厚的知識分子氣息，要讓知識分子氣息的語言合理化，這個人就要具備文化身份，我覺得記者是一個比較合適的角色。當然，我也把我的很多想法、思考附到了她的身上。

新京報：小說中塑造了很多鮮活的人物，在生活中存在原型嗎？你最喜歡哪個角色？

祖葉：沒有簡單的原型。生活中很少有現成的原型讓你馬上可以拿來用。可能10個原型能湊出一個人物就不錯了。比如我採訪了很多鄉建專家，最後只出來孟鬍子這一個鄉建專家。很多有趣的東西，但我覺得不適合用到小說里，那就不用了。

裡面的人物我都很喜歡，作家們往往對筆下的人物飽含感情。比如裡面有一個很精明、特別不招人喜歡的人物大曹，但他也有值得心疼的地方。如果非要說出前三名，我很喜歡村支書大英、九奶和地青萍。

新京報：身為女性作家，在塑造角色時會有哪些特點？

祖葉：小說裡面的女性角色很多，《寶水》整個小說也是偏女性視角的。就整體氛圍而言，也偏女性化。《寶水》寫的是鄉村，我們不是常聽到「鄉村母親」「大地母親」這種比喻嗎？我覺得這是一個自然選擇。另外就人物設置而言，地青萍是女性，這也決定了小說的女性比重。因為她是女性，那麼村幹部大英也必須是一名女性，如此她們才能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地青萍也才有充分的理由深入鄉村的核心。我在生活中也的確接觸到了很多鄉村女幹部，她們特別聰明、能幹、潑辣、強悍，很有特點。還有村莊裡面拍抖音的「三梅」小團體——香梅、秀梅、雪梅，青萍和親奶奶、九奶的關係，都體現了女性不同年齡階段的精神特徵。我很愛她們，每一個。

在寫作歷程上，我其實也經歷了一個漫長反復的過程。很年輕時我覺得女性身份是一個局限和捆綁，同行中有一種流行論調，「雌雄同體的寫作才是一種高級的寫作」，所以我總想讓自己有一些中性或男性的視角，挺擰巴的。這些年，我也在不斷回歸女性寫作，中長篇、短篇小說中都採用了女性視角。

我覺得，性別不是一個坑，而是非常寶貴的寫作資源庫。他們說女性是「第二性」，我覺得不管是「第一性」「第二性」，對我來說就是「唯一性」，我非常珍視這個「唯一性」。

新京報：你在北京生活了三年，老家河南和新家北京，分別在你的生活里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祖葉：寫作素材來自於四面八方，但老家河南提供了小說里最重要的生活體驗和情感基因。河南是農業大省，鄉土文學很發達，有著深厚的傳統。而北京是文化高地，文學資源優質且非常集中，大家探討文學的深度和廣度也和我在地方上很不一樣，比如我以前對素材的處理可能只會從A面看，但現在我也會從B面、C面來看，能夠從更多維度認識寫作，提高對於寫作的認知。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好的學習和滋養。

新京報記者 展聖潔

編輯 陳靜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