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職季離開學術界，不狼狽
苦讀苦研多年，專於一個領域，臨近擇業之時卻發現找不到合適的科研工作，鬱悶、糾結，多次掙紮之後決定離開學術界。此處的主語，可能是曾經雄心勃勃的博士生，也可能是剛從博士後流動站出站的科研人員，還可能是在高校院系工作數年卻鬱鬱不得誌、無法留下來的非正式教職人員。
離開學術界，這是“這屆”博士畢業生與“天職”的一場決裂。
或許他們還記得當年讀到的馬克斯·韋伯關於“科學”、“天職”（或“感召”）的演講，那種心情能以“心潮澎湃”形容，為了這份學術職業苦修多年，喜歡它、在乎它，也追求它。但現在到了艱難的時刻，要麼接受一份勉強的、邊緣的科研崗位，要麼謀求新的行業，去開啟此前從未準備過的職業生涯，比如去一家企業、一家公益機構，無論如何，都將為未來焦慮。
《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讓我們聽個故事。
2019年4月，《大西洋月刊》雜誌講述了年輕學者西婭·亨特（Thea Hunter）的故事。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曆史學博士學位，按理說，她原本可以像過去無數從這畢業的學生一樣，藉著這所院校的高點自然而然地走上學術之路，但是，這不是她的職業版本，她在畢業後擔任了幾個臨時職位。在多個機構兼職，報酬才與全職教學相當。雖然她拚命工作，但每所學校都認為她是兼職的、臨時的教職工。她拿不到醫保，沒法在肺部不適時去看醫生。所以她只好用治療哮喘的方式治療肺疼，最終被癌症奪去生命。
不久，一位叫克里斯托弗·卡特林（Christopher L. Caterine）的古典學博士在雜誌上讀到這個故事。他雖然找到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但還是下定決心離開學術界，另謀職業。
當然我們會在互聯網上看到，總有人會毫不吝嗇地表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無論何種學曆、何種經曆，都有權利忽視或反對其他人的“評頭論足”。可這又談何容易。無數個日夜紮在學術訓練之中，忽然在某個夜晚得知如果不另找出路可能就得待業被救濟。這第一關便是對自己的否定：假如不做學術還能做什麼工作？去找其他工作，是否會被嘲笑“大材小用”（實則是把你定義為“失敗者”）？最關鍵的是，所謂另謀生路，彷彿只是狼狽逃離學術界的說辭。
實際上，在醫學和經濟學等少數幾個學科中，到企業或其他機構另謀生路已經比較常見了，甚者，最優秀的畢業生不是去科研院校。我們得承認，至少在當下，這個趨勢對其他學科尤其是人文學科的畢業生而言是遙遠的。當“離開學術界”在青年學者中開始蔓延，焦慮、懷疑、否定、悲傷、難過，仍然是最重要的感受。剛才提到的卡特林也同樣經受了這一過程。好在他沒有放棄，在掙紮之後離開了學術界。
下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離開學術界：實用指南》一書。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註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離開學術界：實用指南》，[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著，何嘯風 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2023年9月。
遇到了麻煩
正當馬洛里（摘編者註：作者伴侶）和我努力鑒別我們在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中想要什麼的時候，我們意識到，我們過去忽略了這個等式中的許多變量。這種條件反射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大多數學者，我們早就習慣了重大的生活選擇在我們的掌控之外。
雖然你可能早就明白這一點，但是，高等教育行業對在其中工作的學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實際上，學術界的就業市場非常奇怪。你是否還記得，你在節假日的晚餐上解釋招聘週期時家人們疑惑的眼神？不是因為你胡說八道，或者你沒有解釋清楚。這是因為學術界對你的限制截然不同於其他行業的從業者的經曆，它們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蒙娜麗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2003）劇照。
高等教育在五個方面阻礙了我們做出重要的人生選擇：
地點。論文答辯後五年之內你能找到什麼工作，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能在哪裡生活。
取捨。你能否拒絕一份工作，可能取決於你能否在一年內接到多份邀約。
時機。你只能在8月到11月期間申請長期工作，在11月到次年4月期間申請定期職位。
伴侶。如果你有伴侶，不管你在哪裡找到工作，伴侶都得跟著你——除非你們可以分居。
教席。你的合同類型決定了你能否繼續從事你擅長的工作；換句話說，你被聘為兼職教授、客座教授還是助理教授，比你的教學質量、學術成果或群體影響力更加重要。（編者註：在國內高校，是“講師”“助理教授”還是“特聘研究員”“特聘副研究員”往往更重要）
如果你想為高等教育對你的要求開脫，那麼接受這五種想法或許是說得通的。但這些限制不是正常的。一旦你決定離開學術界，就該拋棄這些態度了。對我和馬洛里來說，那所基督教學院的工作促成了這個拋棄的過程。它帶來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她發現終身教席不是她想要的學術道路，而我被迫承認徹底不當教授才是最好的。
《英文系主任》（The Chair，2021）劇照。
不管是什麼導致你準備離開學術界，這種局面都給了你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重新評估你想要的生活和價值。你不僅能夠回答這些問題，而且必須回答它們。當你把目光投向象牙塔之外時，保留那些對你的思維的舊限制，將阻礙你找到成功和幸福。
而擺脫最初對非學術工作的恐懼，會引導你進入一個鑒別期。
重獲選擇
一旦離開了學術界，你的個人和職業生活的五個方面就回到了你的掌控之下：地點、人際關係、職業軌跡、薪水、工作的意義感。評估這五個領域對你的重要性，是進入新行業的關鍵第一步。隨後，這些決定讓你可以更快、更堅定地對行業選擇進行優先排序。
我們先看看離開學術界後重獲的一項主要權利：決定住在哪裡。從基本層面看，這一選擇可能意味著在城區、郊區、農村之間選擇。你甚至可能把改行作為在外國生活的一次機會——或者在長期工作後回國的一次機會。
雖然理論上選擇是無限的，但大多數人的選擇實際上是有限的。生活成本或許決定了你能否負擔某個地區的定居費用，而想在外國生活的人可能要學會講當地的語言。地理環境也會限制你能從事的具體工作。畢竟，你可能更傾向於在家附近的某個機構找到工作。普普通通的數字也會讓你的求職變得更容易或更難：在你的居住地設立辦事處的政府部門、公司和慈善機構越多，你找工作就越容易。不過，這個普遍規律不是絕對的：你有可能找到某個遠程崗位，可以在任何能夠安全訪問互聯網的地方工作。
《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1997）劇照。
人際關係是你要自行考量的另一個因素。你想離兄弟姐妹或父母更近，還是更遠？這得由你說了算。你也可以如願居住在有一幫朋友的地方。這個地方可能是你長大、上大學或讀研究生的地方，不過它同樣可能是一幫朋友都找到工作的地方。他們具體在哪裡，並不重要。如果你覺得靠近所愛之人是重要的，那就把求職和這個優先事項關聯起來。
這種選擇自由，對於有伴侶的人來說尤其振奮人心。我知道與伴侶分隔兩地——並且擔憂彼此的工作會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的感覺。假如你目前遭遇了這種局面，那麼離開學術界將消除很大一部分焦慮。
你們有些人可能有更迫切的擔憂。如果學術界的不安全感和要求妨礙了你組建家庭，那麼你現在可以自行考量你是否想要組建家庭。如果你的答案為“是”，這就帶來了一系列次要的考量：哪個地區有最好的醫院或學校？在哪裡最容易找到長相廝守的伴侶？哪些地理環境讓你很容易適應？
職業軌跡轉向
你還可以把這種鑒別運用在職業軌跡上。不過，我指的不是你靠什麼謀生，而是你希望這份職業在你的前行路上如何發展。兩個簡單的例子就能說明這一區別。
讓我們從熟悉的路徑說起。大多數學者在他們的職業中遵循我所說的傑出模式（minencemodel），在某一領域奠定傑出的聲譽，然後努力成為該領域的領軍人物。晉陞更高級別雖然很常見，但它不會明顯改變你的日常工作。不管是助理教授還是正教授，你都要主持課程、實驗、研討班；開展研究；在各種論壇上展示你的成果。
《教授》（The Professor，2018）劇照。
這種職業弧線是最初吸引克里斯·帕帕佐普洛斯（摘編者註：受訪對象，下同）進入學術界的原因。他在成長過程中目睹了許多家庭成員從事醫學工作，這是一個專家通過不斷深化專業知識而進步的領域。因此，從事物理學的好處是二者有異曲同工之處——很容易向希臘的親友們解釋。只有到了這條路走不通的時候，克里斯才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他不再為粒子加速器搭建複雜的計算機模型，而是擔任卡瑪信用的數據科學家。
不過，其他職業道路也是可能的。邁克爾·齊姆希望利用他的曆史學博士學位獲得一個院長職位，成為一名教務長，甚至成為一位大學校長。他打算在各個級別上進行教學和開展研究，不過他認為自己的日常任務會隨著職業的演變而演變。不同於上文所說的傑出模式，我把這種模式叫作領導模式（leadership model）。在這種模式中，你在某個機構中立足，深入地瞭解它，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負責該機構的運作。
《圍城》（1990）劇照。
不同於在哪裡生活、和誰一起生活，鑒別理想的職業軌跡要做的是，把從事什麼工作和如何奠定職業聲譽區分開來。在這個更高的層次上思考可以幫助你想像研究和教學之外的工作——而且或許能讓你明白，學術界提供的職業弧線從來不是你想要的。
不過，這套框架有一定局限性。首先，職業軌跡的模式就像股票的類型。很少有人完全遵循其中一種模式，而且其他模式可能更好地反映了你的期待。如果你對其他模式感興趣，網上可以找到大量資源。其次，這些職業選擇不是絕對意義上“正確的”。你最終必須找出一條符合你個性的道路，找到可以把你帶到目的地的職業。
談薪水不可恥
薪水是你在改行過程中需要鑒別的又一個領域。找到教授教職之外的工作的人，會認為這個話題比幾乎其他所有話題都重要——而且他們明白這是學術界羞於啟齒之事。職業諮詢師證實了這種家喻戶曉的傳聞，並且表示這種態度尤其盛行於人文學科的學生之中。
《蒙娜麗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2003）劇照。
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是一個關於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的問題。研究生期間，老師教我們要熱愛我們研究的東西，而且告訴我們賺錢不是我們的天職。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觀點在我們的心中紮根，我們開始將一定程度的貧窮（至少不富有）與我們的工作本身聯繫起來。
這種信念會導致你遭受許多本不該容忍的屈辱。我們都認識這樣的人，他們為了搬到國外從事一年工作而花費不菲，或者在為出版社評審稿件時只得到“書面回報”而非金錢報酬。這些負擔甚至可以成為一個自豪的標誌，因為學者們試圖比同僚們更多地表現他們對使命的奉獻。
已經離開高等教育界的人的普遍共識是，一旦你拋棄這些信念，對你的職業和報酬採取更務實的態度，生活會變得更好。無論你最終認為財富不是你的首要關切，還是認為財富本身值得追求，你都無法迴避一個簡單的現實：金錢是我們社會用來幫助人們獲得想要或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的工具。無論你如何浪漫化你的賺錢方式，都無法改變這一基本事實。
與此同時，堅守一種貶低金錢價值的理想主義往往會適得其反，因為它允許學術機構剝削最在乎這些機構的人。雖然史蒂夫·喬布斯熱衷於用技術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但沒有人建議他應該無償工作。我提倡你用同樣的方式來思考金錢。想從你的工作中獲得合理的報酬，這沒什麼可恥的——我們沒理由嘲笑向僱主索要合理報酬的觀點。
你的學術背景必然會影響你對這個話題的看法。雖然大衛·恩格爾是一名學者，但他渴望過波希米亞式的生活，擺脫財務的煩惱，把精神生活放在首位。學習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給了他正式的語言和思想上的偽裝，來捍衛這一立場：他們指責為金錢而煩惱是自甘墮落，並呼籲追隨者重視真理和理性。
儘管有這種使命感，大衛在研究生期間依然與教授們共進晚餐，培養對葡萄酒的愛好，並學會欣賞一件優質羊毛夾克的做工。一開始，短視讓他對這些矛盾視而不見，幾年後才明白自己短視的原因：他的出身很像他研究的古代哲學家們。雖然他們堅信真理高於一切，但是他們個人處境的優越意味著他們沒必要工作——所以他們很容易宣稱金錢並不重要。
《錄取通知》（Accepted，2006）劇照。
但是，由物質構築的安全網對於預防心理崩潰是徒勞的。大衛在多年里一直把身份認同等同於思想上的使命感，但是對新行業的追求迫使他尋求新的自我意識。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他對於自我的舊看法沒有映射到現實中——他甚至因為愛慕虛榮而內疚。這種認識使得離開學術界對他而言愈發困難，尤其是當他在一家大銀行的數據錄入隔間里開始新的職業生涯時。
十多年過去了，大衛現在是富國諮詢的常務董事，金錢（有點諷刺地）成了他職業生活的核心。雖然改行帶來了挑戰，但是他過去研究的哲學中高尚的層面依然存在：大衛依然珍視智慧，定期參加職業論壇，給學者們提供建議來避開他年輕時踩過的陷阱。
克里斯蒂·洛奇的經曆則截然不同。因為被單親媽媽養大，所以她從小就知道有足夠的錢來付賬單是很重要的。因此，她在攻讀中世紀研究博士學位時，對所謂的精神生活沒有什麼情感依戀：她知道在金錢上不能妥協太多，現實中的財務困境是應該避免的。
延伸閱讀：《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曆史社會學》，[美]蘭德爾·柯林斯 著，劉冉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在大衛那裡“為更高理想犧牲自己”的個人敘事，在克里斯蒂這裏沒有份量。一旦接到新的工作邀約，她就會用她的生活成本和其他開支來衡量這份工作。這種計算不難，卻非常有力：因為她知道每個月現金流的收支平衡點，以及她想存多少錢，所以她能擦亮眼睛與對方談判——而且能站在更強有力的立場上為自己說話。
如今，克里斯蒂在財務安全和個人真誠之間取得了一個適合她的平衡點。她白天是俄勒岡大學倫奎斯特商學院的就業諮詢師，晚上則經營自己的公司，幫助學者在其他行業找工作。
上述故事展示了你離開崗位後看待金錢的幾種態度。當然了，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你可以決定你的薪水是至關重要的還是無足輕重的，或是介於兩個極端之間。在做出評估時，請誠實考慮你希望金錢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並由此進行優先排序。
重新理解“意義”
最後一個鑒別的領域，是工作的意義感。
許多學者認為他的職業生涯是一種天職。有了這種使命感，你就感覺你做的事在真實的、生存的意義上是重要的。無論你是在推進人類知識的極限，還是在塑造下一代公民，責任似乎都很重大——而且這項工作很值得做。
但更重要的是問問自己，通過為謀生而勞動來支付賬單有多重要。有些人滿足於從事“一份工作而已”，他們在愛好、家庭或慈善工作中找到更深層的滿足感。另一些人則不滿於職業與價值觀沒有緊密地結合起來。
在考慮你希望站在哪種立場時，請注意不要混淆一個機構的稅收結構與推動它工作的使命。通常，你會為這三類僱主工作：（營利性）企業、（非營利性）基金會和慈善機構、政府（公共部門）。雖然這三種稱號聽起來好像提供了關於該機構所做工作的有用信息（至少說明了該機構的優先事項），但是它們在實踐中幫助不大。
《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2006）劇照。
首先，許多營利性公司為世界做了大量貢獻。它們提供基本的服務，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支持與它們的企業使命、員工價值觀或它們所在社區的需求相一致的慈善機構。相反，很多非營利性基金會的存在是為了促進某種利益，而不是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直接援助。當我在2019年動筆寫初稿時，全球各地的政府項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政治化，它們的許多活動是由黨派狂熱而不是由需求和共識驅動的。
“社會創投”（social ventures）的出現讓這一局面愈發複雜。這類組織既旨在解決困擾社會的系統性問題，同時又屬於營利性機構。質疑者可能認為這種模式是在利用苦難，但它確實可以促進公共利益。採用營利性的稅收結構使社會企業能夠吸引投資者而不是捐贈者。獲得更大的資金池可以讓公司比慈善機構更容易資助創新，增加公司的問題解決方案。簡而言之，社會創投可以更快地產生更大的影響。賺錢依然是他們的目標之一，但利潤不是他們的主要動機。
我知道我有點避重就輕了，但我想表達的是一個明確的觀點：一個組織所做的工作類型更多地取決於其使命、文化和價值觀，而不是其法律結構。在判斷你有多關心你的工作對世界的影響時，這些屬性才是你需要考慮的。
我目前的討論都假設你會為他人工作，但是你們有些人將選擇創辦一家企業或非營利組織。雖然這條路有它的挑戰，但它的回報是你可以更好地掌控你做什麼、做多少、與誰合作。當你把工作與價值觀關聯起來時，你不得不成為意義的唯一決定者，以及如何追求意義的唯一決定者。
老實說，我在開始求職時並不瞭解這些區別。我認為非營利組織是好的，而公司是壞的，我很難想像我擔任的職位與教育毫不相干。有些工作我認為在形而上學層面是好的，我也很在乎這類工作——並且一想到要給企業賣命，我就驚慌不已。
今非昔比。如今，我的工作是為一個巨大的營利性組織招攬新業務。但是，不像你所預料的那樣，我不必在價值觀上做出妥協，來彌合過去的想法和現在的角色之間的反差。恰恰相反，我必須重新定義，利用我的職業為社會帶來影響意味著什麼。
改變我的視角的一個方法，是重新思考“重要性”這一概念。我一直假設我的學術工作比學術界外的人們試圖應對的挑戰更加複雜，而且錯誤地把困難等同於重要性。對其他行業的瞭解很快糾正了這一誤解。事實上，如今公司、非營利組織和政府所承擔的工作，與我在圖書館構想的那些最困難的項目一樣棘手，一樣需要深思熟慮。許多工作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一份工作事關重大時，你必然會感受到它有多麼不同。作為一名學者，我研究一位在全球讀者寥寥的冷門羅馬詩人。沒有人會因為我的見解而變得更好或更糟：我所做事的隻影響到“學術討論”。另一方面，我現在支持的項目卻塑造了諸多公司未來的經營方式，可能影響數萬人甚至數百萬人。幹好這份工作的壓力是令人振奮的——給我一種作為教師和學者時從未體驗到的腎上腺素激增。
“大材小用”的陷阱
再說找工作。
你在面試工作時可能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對方覺得，你對於無門檻工作來說是“大材小用”，對於高級職位來說是“小材大用”。這把雙刃劍威脅著大多數離開高等教育界的學者。想要避免這種困境，就需要知識和敏銳：一旦你瞭解它為何如此普遍，它何時會出現，你就可以輕鬆地應對它。
“……我感到自己是那麼狹隘。”漫畫來源於《唸書，還是工作？》([法]蒂菲娜·里維埃爾 著，潘霓 譯，拜德雅·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研究生院培養學者成為其他行業所謂的“主題專家”（SMEs，subject matter experts）——深入瞭解某個具體領域的人。主題專家通常為公司或項目組出謀劃策，以應對那些需要特殊關注、超出新手所能獲得的知識範圍的議題。例如，為一家全球性銀行設計財務系統的軟件公司，需要將銀行的內部流程數字化，以滿足該銀行覆蓋的所有地區的監管要求。由於軟件開發人員不是銀行法專家，所以他們求助主題專家幫助他們編寫符合法律約束的代碼。
如果你是博士畢業，大多數人都會把你視為某一主題的專家。你面臨的挑戰是，學院之外幾乎沒人能將維吉爾之後的羅馬詩歌知識，或18世紀法國小說中的性別建構進行變現。哪怕是科學家也無法避免這種困境：雖然你的技能在名義上能勝任各行業的工作，但由於研究生院的學習是高度專門化的，許多人仍然面臨招聘的偏見。
試圖說服非學術人士關注你研究的是什麼，可能是徒勞的。用上文的例子來說，一家軟件公司不會僱用一個研究全球銀行法的主題專家，讓她在鍵盤上敲代碼。即使她能勝任這份工作，她也不太可能是最佳人選——至少從招聘經理的角度看不是。
想要反駁這一點，明顯是不合理的。
擺脫這種簡單化的思路的一個辦法是，讓人們相信你不是一個主題專家。強調你如何研究，而非研究的是什麼。
把焦點放在方法論上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好辦法。每個學術領域都以獨特的方式考察問題——而且作為擁有高級學位的人，你很擅長用本學科的工具來理解、綜合和報告原始信息。對於非專家來說，強調你應用於曆史數據的統計理論，或者用來檢驗科學假說的策略，比你所分析的那些細節更好理解（而且往往更有趣）。
你還可以談談與你在高等教育行業的工作有關的活動。你可能管理過項目、組織過會議、領導過委員會——這些都多多少少涉及趕截止日期和有效分配工作的經驗。學者們通常認為這些技能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們是教授的“籌碼”。如果不在其他場合提到這些技能，你就大錯特錯了。這些才能是有價值的，但潛在僱主只有在你開口之後才能得知。
《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與此類似，你肯定有許多“軟技能”，畢竟你這麼多年都在跟青年、學者、行政人員打交道，他們都相信他們的利益是你的首要關切。雖然在向非學術人士介紹自己時，你首先可能不會展示這些屬性，但重要的是要證明在你自己的專業背景中，你擅長與職位低於你、相當於你、高於你的人共事。
有些人天生擅長概括他們的學術經驗，並以熱情和信念傳達他們的優勢。例如，邁克爾·齊姆能夠走進一間辦公室，找到CEO，向他要一份工作。這種方法無疑是不尋常的，而且需要一種特殊力量的性格。邁克爾的成功，是因為他讓新老闆相信，他能為公司不斷壯大的團隊帶來獨特的視角，幫助他們以不同於競爭對手的方式解決問題。他那百科全書式的曆史知識和隨機應變的能力，讓老闆做了這個決定：雖然CEO不知道邁克爾到底能為公司做什麼，但是他堅決發出了邀約。
雖然我的所有申請都沒有獲得面試機會，但是每次申請都促進了我對潛在行業的探索，幫助我鑒別自己的哪些經驗與我所在的地區中從事有趣工作的組織有關。我強烈建議你採取和我一樣的態度。如果一項獎學金看上去非常契合你的背景、興趣和個性，那就去申請吧。不過，不要因為申請格式是熟悉的，就花費太多精力強迫自己融入不合適的圈子。
《實習生》（The Intern，2015）劇照。
機會成本是很高的，而成功的可能性卻很低。
把你的學術經曆翻譯給新受眾的更可靠辦法，是寫一份高效的簡曆（résumé）。因為這份文件不同於你熟悉的履曆（curriculum vitae），所以，在說明如何把履曆翻譯成簡曆之前，我們最好先總結一下二者的區別。
履曆要一一列出你的專業資格和成果。它的結構是十分嚴格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曆、發表作品。雖然你在申請具體工作時可能會修改簡曆——比如改變你的研究和教學部分的順序——但其組成部分大致是不變的。所以求職信（cover letter）在學術界的求職申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可以向收件人說明來意，並且把簡曆中與本次機會特別相關的細節凸顯出來。
顯然，簡曆更具有選擇性。它是一份更有說服力的文件，凸顯相關的技能和成果來解釋你為什麼適合這份工作。今天，它通常被單獨提交，或者——在發送電子郵件的時候——附帶一個簡短的、一兩段話的說明。這種區別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你不可能帶著對方把你的簡曆從頭至尾瀏覽一遍，所以文件本身必須引導讀者獲得最有可能說服他們更深入瞭解你的那些信息。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離開學術界：實用指南》一書。
原文作者/[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摘編/羅東
編輯/羅東 張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