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玫瑰：「冒險」是一個老牌樂隊該有的態度｜專訪

在綜藝《樂隊的夏天3》（下文簡稱節目為《樂夏》）中，二手玫瑰成為這一季的「Hot 1」樂隊。這個結果幾乎在所有人意料之中。這支樂隊成軍二十四年，海內外載譽無數，是諸多音樂人的「前輩」「引路人」；但更重要的是，「東北搖滾」似乎有著令人欲罷不能、永遠和時代「趕得上趟兒」的魅力，無論是不是二手玫瑰的樂迷，嗩呐一響，梁龍喊出熟悉的「大哥你玩兒搖滾，你玩兒它有什麼用啊」的開場白，所有人就像通了電一樣，被洶湧的舞台表現力燃到沸騰。

然而，二手玫瑰持續為樂迷帶來的歡樂與喧囂，似乎讓很多人忘卻了，這支樂隊的成員們已大多過了不惑之年。成了家，上有老下有小，已不再是當年為了理想和一腔熱愛摸爬滾打的年紀。其中年齡最長的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龍，也調侃自己「都快奔五張（50歲）了」。近年來，圈內也不乏一種論調：二手玫瑰似乎很難再回到巔峰狀態。比如《樂夏3》亮相舞台的歌曲《伎倆》，梁龍直接降了調；2021年，二手玫瑰發行的專輯《冰城之夏》一改過往戲謔調侃的風格，娓娓道來對家鄉的思念，卻掉了不少粉絲。「好多人說‘老嘍！您瞅這一天天故鄉、故鄉的，人到中年咋的了？戀家了？’」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梁龍笑著說。

二手玫瑰完成《樂夏3》演唱會演出。 圖/受訪者微博

壓力來自於是否能給觀眾「新鮮感」

為何馬東「三顧茅廬」,二手玫瑰才決定來參加《樂夏3》？在不同採訪中，梁龍總會不厭其煩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和節目組開了一個友善的玩笑。當年不參加的原因一點兒不複雜，今年選擇來參加也沒那麼複雜。」實際上，二手玫瑰以個人或樂隊形式參加過很多音樂綜藝，有擔任音樂導師的，有作為合作嘉賓的。但真正在樂隊「盤子」里以音樂作品和「同僚們」競爭高低，這對二手玫瑰而言是一件更為嚴肅的事。

2019年，第一季《樂夏》橫空出世，二手玫瑰是呼聲最高的樂隊之一。但一檔樂隊節目究竟會如何呈現？陌生和未知感讓他們決定婉拒觀望。2020年，在第一季節目爆火的光環下，第二季《樂夏》成為樂隊市場最炙手可熱的通告，「如果是一個非得咋樣的（舞台），可能就不是二手玫瑰的選擇。」直到2023年，樂隊們都不缺演出了，大家不求名利，只想自由表演作品，「這對於我們來講可能也沒那麼多顧慮了。」梁龍坦言。

在《樂夏3》公佈陣容後，幾乎絕大多數樂迷都順理成章地認定「二手玫瑰是冠軍」。「其實你拿第幾，大家都不覺得新鮮。二手玫瑰進前五，沒有人覺得驚訝；反而如果表現不好，就變成‘哎呀老炮兒不過如此’。」相較名次，二手玫瑰的壓力更多在於是否能給觀眾帶來新鮮感。包括面對節目中一眾年輕樂隊，梁龍突然發現，二手玫瑰竟「無歌可演」。選歌時腦海中出現了《仙兒》《我要開花》《火車快開》等無數樂迷耳熟能詳的歌曲，梁龍卻抽冷了一下，「難道我們還要演這些音樂節常用的歌，過來跟年青人刷一刷存在感嗎？好無趣。」

梁龍認為，「冒險」，才是一個老牌樂隊該有的態度。

二手玫瑰的舞台有強烈的自我風格。 圖/受訪者微博

於是第一場亮相演出，二手玫瑰選擇了《伎倆》——這首歌上次作為二手玫瑰的開場曲，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看那藝術像個天生的啞巴，它必須想出別的辦法說話……」梁龍一張口，資深樂迷就感覺出了哪裡不對，梁龍在排練時也發現了。無論他演唱多少遍，都唱不上去原來的調——不是高音的問題，而是狀態。「你現在的嗓子唱習慣了這些年的節奏，再唱以前的老作品是有壓力的，其實一點兒都不佔便宜。」直到演出當天，梁龍才覺得自己能將將夠上這首歌。

第二場改編賽，二手玫瑰選擇改編歌曲《偶遇》，這是他們從未嘗試過的抒情曲風。「不一定非得是二手玫瑰的風格」，樂隊達成共識。此前，二手玫瑰有一段最為大家津津樂道的故事，上台前吉他手姚瀾對貝斯手李自強說，「強子，一會兒上台了，趕緊熱身！」李自強應允著，然後點了一根菸，「是說彈琴熱身！」但在《偶遇》排練期間，李自強把調整後的內容發到群裡已是淩晨，梁龍調侃，「過去這都是強哥睡得最香的時候，樂隊二十多年都沒這麼認真過」。包括第三場「女神合作賽」，二手玫瑰選擇了發行後就沒有演出過的歌曲《小紅小綠》，成員們連節奏型、歌詞都記不住，包括舞台設計也是從未嘗試過的戲劇衝突感，「讓一個他們所謂的‘紅白喜事樂隊’突然端著紅酒杯，走進一個高雅的環境，畫面感會有不適，但我們還是堅持這麼去做。」梁龍說。

在梁龍看來，如今的二手玫瑰已經不再需要「揚長避短」或「挑戰自我」，但處於對生命理應感到「不惑」的年紀，卻也是梁龍認為最危險的時刻——看似樂隊以前有過點兒小光彩，在圈里也算有點兒地位，那明天呢？他不斷問自己，「很有可能你就這樣了。絕大部分可能性是這樣的。但我起碼現在不想‘就這樣’。所以藉著《樂夏3》這麼一個機會也好，有一個讓我們挑戰自己的環境，這是參加這個節目很大的意義。」

二手玫瑰《小紅小綠》舞台合作黃齡。

不必都鉚著年輕勁兒，但不能有舒適區

2021年，二手玫瑰發行了第五張專輯《冰城之夏》。暌違三年，樂迷狂喜。但專輯發行後業內外評價卻褒貶不一：「二手玫瑰老了，沒有棱角了」，有樂迷遺憾地感慨。

最受爭議的是專輯同名主打歌《冰城之夏》，其一改過往二手玫瑰戲謔調侃的風格，娓娓道來的是對家鄉的思念：「中央大街上有很多故事和漂亮的女生，防洪紀念塔上刻著那年大水的模樣，大橋上的鐵網有望眼欲穿的憂傷，鬆花江水照著我們變與不變的流淌……」

「我們一直都有爭議啊」，梁龍笑道。

千禧年之際，二手玫瑰樂隊成立之初，外界對其批判的聲音大多是不純粹、博眼球，是「化了妝的搖滾」。後來，二十四年發行五張專輯，不止是《冰城之夏》，每一張都吸引了不少新樂迷，但也都曾被評價不如過去的作品。二手玫瑰的成員們經常會看樂迷的批評，「有的確實罵得不夠準確，沒在點兒上了。我們欣賞罵得高級的，瞎罵就沒勁了。」鼓手孫權調侃。也有正經懂音樂的，「一看那評論你就能知道，還真能聽出東西來。」

在爭議與堅持中徘徊行走，樂隊成員們從憤慨不羈的青年，步入通達沉穩的中年。如今，民樂手吳澤琨已經把這種「脫粉」和「路轉粉」視為正常的「新陳代謝」過程，「畢竟我們的音樂（表達）不一樣了。」

像《冰城之夏》，其所展現的正是二手玫瑰當下人生階段最真實的思考。音樂是表達的一面鏡子，沒必要粉飾中年困惑，也不必所有音樂都鉚著年輕時那股勁兒。正如2003年，二手玫瑰的首張專輯《二手玫瑰》以搖滾的自由呐喊中和東北二人轉的通俗講述，以荒誕反諷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一夜間為中國搖滾圈帶來另類色彩。三年後，二手玫瑰推出第二張專輯《娛樂江湖》，市場卻充斥著「痛罵」的聲音，「第一張專輯那麼犀利，第二張就‘娛樂江湖’了。」但梁龍並不認為有何錯誤，「我們那個年代就是挺娛樂的，樂隊出了點兒小名，有人請你泡酒吧了，認識幾個大明星……那個年代就是自己不知道每天在幹嗎。那我們當時寫的音樂就記錄這個‘不知道幹嗎’的狀態。」

二手玫瑰專輯《冰城之夏》展現了樂隊當下最真實的思考。

如今，中年的二手玫瑰需要直面很多變化：人生狀態的改變、樂隊市場的新老更替、樂迷審美的先鋒化……但在他們看來，唯一能夠應對變化的，只能是「變化」本身——這也是二手玫瑰成立二十餘年來「不變」的內核：音樂絕不能「舒適」，不要迎合，就要折騰，要出新。

反映到演出上，2023年樂隊實現演出井噴，二手玫瑰更是連續幾個月每週末都要在全國各地演出多場。「一開始覺得正常演唄，後來發現有點兒不適應，可能是年紀到了（笑）。也因為唱的都是那些歌，歌迷也覺得我們是不是糊弄。」梁龍說。後來二手玫瑰接連換了三輪歌單，力求每輪演出都能帶來不一樣的歌曲改編。包括，所有樂隊中只有二手玫瑰的行李箱巨大，裡面總是揣著多套不同風格的演出服；即便演出「背靠背」（連續演），他們也要求每一場都以全新裝扮亮相。「音樂對我們來說是快樂的事。最後為了多揣著點兒錢，不停地重覆，你演得快感都沒有了，那你在幹嗎呢？」

在創作上，二手玫瑰也會研究當下年青人喜歡什麼樣的音樂風格，姚瀾更是對市場流行如數家珍。但每次得出研究結論後，樂隊又總會往相反的方向走。「我們研究市場只是怕別今天弄出一個東西，我們覺得真好！結果人都潮流好幾年了。」姚瀾坦言。

梁龍也想過整點兒大家一聽就「賊上勁」的音樂，但迎合市場思考，永遠不是二手玫瑰的風格，「我們從出發那天就讓人感覺是邊緣的或者另類的。我這半輩子也沒趕上過潮流，這時候想趕也費勁了。」

對話梁龍：「創作就是場苦旅」

新京報：二手玫瑰剛成立時候的音樂市場和當下年青人看到的是否有很大差別？

梁龍：簡而言之，那會兒是「有車無路」，或者這條路就那麼點兒，大家都排不上。那個時候全國有幾家Livehouse？一年有幾場音樂節？甚至都沒有音樂節。2002年崔健和《新週刊》孫冕發起了第一屆雪山音樂節，才算是有這種概念存在。慢慢到2008年才開始所謂的音樂節變成一個市場。你想在這之前，我們都在幹嗎？巡演每一站都不知道在哪兒。今天在酒吧，明天擱飯店頂樓餐廳，後天到夜店；到點了，保安就開始轟我們，嚇得我們演完出趕緊往外跑。但現在完全不同了，現在只要是你的樂隊具備了基本的作品積累和表演水準，你就可以去演出。這在我們看來是很幸福的。

新京報：早年二手玫瑰的一些歌曲，比如《允許部分藝術家先富起來》《採花》，覺得那時候的二手玫瑰是銳利的，心裡包著一股子氣兒，再通過荒誕、嘲諷的方式表達出來。彼時二手玫瑰的這股心氣兒來源於何處？

梁龍：無論是搖滾樂，還是繪畫、電影等等，其實都是表達手段，搖滾樂是那個年代最貼近我們能去說話的一個東西。我記得上初中前，孩子都開始有個性了，我爸給我一句寄語「千萬別當班長」。我說「你怎麼那麼自信你兒子就能當班長！」他說，「大家都有個性了，你不要總想著去管誰，別幹這種事，你也管不住誰。」後來我發現，那個年代大家確實都有個性，你也不知道從哪兒發泄，然後搖滾出現了，挺自然而然的。很感謝搖滾樂，不然真不知道我們現在在幹啥。

新京報：二手玫瑰成立了二十四年，是什麼讓大家堅持一起玩音樂到現在？

李自強：就是熱愛這個事。反正（當時）我也在上班，就週六、週日出來玩（樂隊），一直堅持到現在。

姚瀾：對我來說，做樂隊沒有什麼壓力，不會因為幹這個就無法生活了，交不起房租了。可能很多樂隊都是「北漂」，有些為了生存後來就不幹了。這玩意兒對我沒什麼壓力，玩得比較放鬆，也沒考慮什麼行不行、好不好。

吳澤琨：我也是北京的。其實你也得生活有保證才能創作。第二個可能跟性格有關係，我21歲就進樂隊了，好多事總覺得不撞南牆不回頭，老得看看結果。樂隊確實每一段時間都在進步，每一段時間都有變化，不會讓你覺得很枯燥，你的生活也會因為音樂本身一直在變化，所以你總有新鮮感。

孫權：我和梁龍都是東北齊齊哈爾的。（年輕時候）那個年代信息比較閉塞，我又不想墨守成規地去廠子、礦上上班，對外面的世界也比較有新鮮感。而且那時候十七八歲的年青人，你得有表達的出口。後來我在報紙上發現了很多樂隊方面的事，感覺這是一個能夠讓我跟世界說話、瞭解世界的形式。我也能走出東北老家這個圈子，通過搖滾樂看看外面的世界。

新京報：若不談外界對二手玫瑰作品的爭議，其實樂隊的音樂發展之路是相對順遂的。二十多年身在樂隊之中，是否也有過迷茫的階段？

梁龍：我有那麼兩年突然不會說話了，不知道該說什麼，無論是對著鏡頭還是跟朋友之間。我還是挺愛說的一個人，突然就沒有趣味點了，就感覺自己活得都沒有包袱了，特別沒勁。後來想，其實是那時候有點兒價值崩塌，也是在考慮到底能不能把樂隊當事業？

別的樂隊可能看我們覺得挺好，一直都算在線，還有什麼可矯情的事，但在遊戲里的人跟遊戲外的人，感受是不一樣的。所以後來我就開始「瞎」干，做畫廊、直播、美妝博主……結果（價值）徹底崩塌了（笑）。幹啥都賠個叮咣三響，然後就老實了。

像小吳（吳澤琨）就覺得玩樂隊可能挺順的，但對我來講，就沒有順的時候。創作這事就是場苦旅，你不可能「我的創作只有幸福」。幸福本身就是個虛設。創作者就像苦行僧一樣，發現問題，發現矛盾，但又不是為瞭解決。因為有些東西是解決不了的，於是你就把這些變成音樂語言去表達。可能有人有共振了，有人沒有共振，你一看不喜歡你的人的話，還氣個不行，因為他們的不喜歡也根本不在點兒上。這時候你就安慰自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笑）。

你活著就要跟這個社會去對話，雖然有時候對話多了也沒有用。就像那天《樂夏3》舞台上瓦依那的十八說的：「我要跟你爭辯，我就變成爭辯了，可是我不說，就覺得好像我不表達……」這裡面其實是很矛盾的。所以別指望在創作上得到終身幸福，這不可能。

新京報：那幾年「跨界」幹了很多所謂「亂七八糟」的事業，有因此豐富二手玫瑰的創作嗎？

梁龍：都是活該的安排（笑）。我記得有一次跟人特別細地聊這個過程，我怎麼失敗、賠錢、臭嘚瑟，然後朋友在旁邊突然就說，「你看老梁，聊這段時候他還一臉自己特牛的幸福」（笑）。因為我不覺得這是很悲哀的事，也不覺得賠錢、搭精力，甚至於搭口碑。你不覺得那很難過，因為你在幹你喜歡幹的事情。如果我就是為了把這一塊值5分錢的磚，從老家搬到北京倒手變成5分5,單純只是這個「結果論」的話，那可能失敗是痛苦的，成功是享福的。但如果你只是想讓別人知道，東北有這麼一塊磚，它只值5分錢，那這種感受可能就不一樣。

新京報：這幾年看到二手玫瑰以個人或樂隊形式做了很多「跨界」，比如參加綜藝、演網大、做導演、拍電影等等。這些嘗試對樂隊而言有什麼意義？

梁龍：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就多體驗，包括拍情景喜劇《黏人球會》我們都去了，大家演得都挺好。說實話，剛開始有點兒擔心，因為我們樂隊沒有機會集體演過。後來導演剪完之後一看，都是「影帝」（笑）。起碼鏡頭感是自然的，我覺得還挺意外的。要是有這樣好的機會，我覺得大家都去玩一玩，挺好。

其實參加綜藝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很舒適的狀態，但是這些年我願意去接觸，去嘗試。我記得去年有一檔節目《時光音樂會2》讓我翻唱歌曲《達拉崩吧》，我當時在機場聽完這首歌，連行李都不想拿了。我說我真整不了，記都記不住歌詞。但最後，你完成那個作品，大家覺得很好玩，包括父母看完之後也說，這不整挺好嗎？其實我要是不去，可能就沒有這段你認為很生澀但其實還挺好玩的一個過程。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