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商環境建設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餘宗良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自貿創新中心、城鄉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副研究員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營商環境最優、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2022年，大灣區GDP約為130440億元人民幣，人均GDP 約為15.09萬元，以不到全國1%的國土面積、5%的人口總數，創造出全國11%的經濟總量。2023年12月25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公佈《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助推大灣區營商環境再升級。

綜觀國內外各個營商環境榜單可以發現，營商環境越好，經濟就越繁榮。這也說明，營商環境建設是國家、區域、城市走向繁榮的重要支撐，是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因此，《行動計劃》開宗明義，營商環境建設要「為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提供支撐」。

從微觀上理解，營商環境主要是促進發展要素便利流動和優化組合創新，圍繞企業全生命週期，真刀實槍降低企業體制性成本的改革創新。從改革側看，聚焦降低制度性成本的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行動計劃》在指導思想中明確「實施更多創造型、引領型改革」，在基本原則上強調「政府職能轉變」。營商環境建設是「刀刃向內」的體制機制改革，在於「鬆綁」，屬於上層建築的軟環境建設。從全球側看，聚焦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制度型開放。《行動計劃》以世界為坐標，明確「營商環境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在全球範圍集聚和配置各類資源要素的能力明顯增強，營商環境國際競爭力居全球前列」的發展目標，並將開放作為原則，要求「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吸收借鑒國際先進理念和經驗，在制度型開放上邁出更大步伐」。從需求側看，聚焦企業全生命週期的切實需求。《行動計劃》在指導思想中要求「聚焦經營主體關切」。「營商」的關鍵是服務好商事主體，從企業的「出生、成長到死亡」全生命週期看，要以企業的獲得感、滿意度為依歸，惠及相關居民。

粵港澳大灣區營商環境建設瞄向國際一流， 需要處理好六大關係：

一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和有機社會的關係。營商環境是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的善治，不是政府的「單兵作戰」，是多元共治的制度變遷。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係，有為的政府、有效的市場、有機的社會不可或缺。因此《行動計劃》專門對社會組織、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信用建設等進行部署。

二是試驗創新與複製推廣的關係。營商環境的各項改革舉措不是長期特別配置的專享政策，而是旨在通過改革試驗形成可複製推廣的制度創新。因此，《行動計劃》在工作原則中要求「探索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並在全文中多處強調推廣、複製、示範、先行先試、試驗等理念。

三是微改革的小點切入、小步快走與引領性、系統集成性創新的關係。營商環境改革是破舊除新的刀刃向內改革，需要創造型、引領型、系統集成式改革。因此，《行動計劃》在指導思想中要求「實施更多創造型、引領型改革」，在工作原則上強調「注重做好改革系統集成」「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協同性，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營商環境整體提升」。改革需要具體的場景，在細微處見功夫。說破千言萬語，不如幹成實事一樁。強化獲得感，從需求側的細微處尋找改革的切入點，堅持人民至上，聚焦解決人民群眾最急最憂最盼的問題，率先創新以切口小、見效快的「微改革」，小步快走，進而形成引領性、系統性營商環境建設的舉措。

四是地方勇於改革創新和中央制度保障的關係。 《行動計劃》工作原則要求「推動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上位頂層設計自高處進行總體構想和戰略設計，把握的是方向、關鍵、重點以及難點問題，不是面面俱到、細緻入微。春江水暖鴨先知，地方基層貼近市場、更加瞭解經營主體對營商環境的具體需求，所以應授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權。當下改革涉及很多中央事權，尤其是大灣區的跨境性，更需要中央賦能。大國治理也需要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

五是政策試驗和法治支撐的關係。《行動計劃》在第二十四節加強組織實施中要求「及時推動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的立改廢釋，確保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夯實改革的合法性，提升營商環境改革的預期性、確定性。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是投資者對不確定的未來作出預判的基準。規則越清晰、越可信，財產安全、交易安全越有保障， 投資者也越敢於挑戰、樂於投資，市場就越繁榮 。

六是港澳與大灣區內地九市之間的關係。大灣區有「‘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套法律體系、三種貨幣」的特殊性。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必然要求港澳+內地九市+中央的多元推進，順應國際經貿規則發展趨勢，突破邊境開放措施的路徑依賴，在自貿區發展形勢中求同存異，謀劃實施互惠共贏的方略。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豔玲

【責任編輯：申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