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40歲,她們去實習
週六早上7點22分,從唐山出發的D8802次列車停靠北京站,早已在車門口等待的陶佳妍努力將身體前移,第一個邁出車廂,以最快的速度穿越人群坐上北京地鐵2號線。
她要在8點左右抵達學校,協助老師完成學員簽到、遞送話筒、維持課堂秩序等工作。
在北京師範大學,44歲的陶佳妍是一名在讀碩士研究生,為了「蹭」到學校週末開設的家庭教育培訓課,她每週通勤,從唐山家裡趕到北京,做「實習助教」。
走在北師大的校園里,陶佳妍所遇到的大多數同學,年齡可能連她的一半都不到,這些年青人的人生剛剛開啟,而她正在努力「重啟」。
中央財經大學展開的一項調研顯示,到2021年,我國城鎮勞動力平均年齡達到39.16歲。像陶佳妍這樣超過40歲、通過求職、培訓、職業資格考試尋求職場「重啟」的女性,並不罕見。
「覺得對不起孩子和家人,沒給他們最好的支持」
今年元旦剛過,47歲的衛薇安頂著一頭漂染成亞麻灰色的頭髮,踏進上海一家律師事務所。像其他20多歲、大學剛畢業的年輕實習律師一樣,她接受指導律師的安排、起草法律文書、坐在法院的旁聽席上聽庭審。
8個月以前,她還在一家主營服裝零售的外企擔任運營總監,忙碌在銷售一線。
「帶過十幾人、上百人的團隊,我更能感受到領導想要什麼樣的實習生,那就是儘量做好自己的事情。」衛薇安說。成為大齡實習生確實令她有點尷尬,但她更難忘4年前的挫敗感。
她從小就是優等生,自認為前20年的職場生涯一帆風順。2019年,她跳槽剛4個月,就被迫離職,一度陷入強烈的自我否定情緒中。
經歷人生中第一次失業,衛薇安想不通一直優秀的自己為何「沒有接住」,也擔心女兒國際學校的學費和家裡的房貸,「覺得對不起孩子和家人,沒法給他們最好的支持」。
她至今記得,白天在父母孩子面前強裝鎮定,夜裡睡不著,甚至產生過極端絕望的想法,曾兩次撥打「心理求助熱線」。
幾個月後,衛薇安報名了國家司法考試。20多年前,她從法學專業本科畢業,如今想借助「老本行」爭取一份「能幹到70歲的工作」。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陶佳妍正在經歷頻繁的失眠。為了畢業論文開題,她每天看文獻看到深夜兩三點,借助藥物才能睡著。兩個月後,她的月經遲到了。檢查結果顯示雌激素低,醫生安慰她:「如果以後月經不來,你也別太緊張。」
陶佳妍在工作上一向拚命,但這次身體的反應還是超出了她的預料。最近兩年多的時間里,為了上課和當助教,她往返北京和唐山五六十次,為了節約成本住青年旅社,也沒覺得多苦。然而,畢業論文帶來的焦慮正在超過她的承受能力。
在畢業這件事上,陶佳妍自認為沒退路。3年前,她剛入學,因為「課程方向和當初想像的不一樣」申請過一次休學。後來,她在丈夫和兒子的鼓勵下重新返校,「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如果放棄就什麼都沒有了」。
她賣了一套房,還把女兒轉回了公立學校
陶佳妍說,5年前,自己還在一家央企工作,文筆出色,受領導重視。由於工作關係,她到訪過國內不少城市,也獲得過多個獎項,「心氣兒很高」。
2018年年初,陶佳妍發現自己懷上二胎。恰逢單位有兩項重要工作,她決定忙完再休息,結果「任務結束的當天流產了」。
陶佳妍辭職了,她重新考慮工作和家庭之間「到底想要做什麼,靠哪頭」。
真正放鬆下來後,她又覺得閑不住,「並不是那樣的人」。她想著,還是要找一份工作,但不能找和以前一樣的。「得找一個更重的籌碼支撐自己,一份內心喜歡的工作。」
聽說年紀相仿的朋友在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陶佳妍也想去。她的想法獲得了丈夫和讀高中的兒子的認可,「我之前的經歷也給了我底氣,覺得可以試一試」。她記得,考研衝刺階段,自己天天熬夜,執行完學習計劃才上床睡覺。
佑潔今年43歲,原本和丈夫在上海工作,丈夫是程序員,她做市場銷售。2014 年,夫妻倆帶女兒遷至澳州墨爾本,丈夫還在編程,佑潔至今已換了3份工作。
沒生二胎前,她曾供職一家中國人創辦的企業。「市場營銷在澳州競爭很激烈,當時我的英語還不是太流利,薪金相對也比較低」,這份工她打得並不順心。
2018年,佑潔生下兒子後辭職,在家照顧兩個孩子。兒子兩歲大時,她開始留意一些招聘信息。
2020年年初,她關注到墨爾本對永久居民提供免費線上培訓課程,佑潔學習並獲得了學前兒童護理和教育文憑,隨後入職了當地的一家幼兒園,主要照顧兩歲以下的孩子,「接送兒子上幼兒園也比較方便」。
那時候,她必須每天6點前起床,7點不到趕到幼兒園開始上班,和其他兩名同事共同照顧十幾個孩子的吃喝拉撒。除了準備他們的一日5餐、陪伴午睡、每兩小時定點換紙尿褲以外,還要帶孩子們唱歌、跳舞、做遊戲、打掃衛生,每天都「接受著心靈和體力上的雙重考驗」。
孩子們從蹣跚學步到奔跑自如,佑潔內心的「不安分」也在反復湧動。「只要在教室里就停不下來」,每月拿到手的薪金也遠遠不及澳州的平均薪金。
嚐到免費培訓帶來的甜頭後,佑潔對相關信息保持關注。一天,一則澳州Victoria州政府為30歲以上人群提供免費數字培訓的信息吸引了她的注意。
養育兩個孩子的經濟壓力,讓佑潔不敢貿然「脫產」去學習。陸陸續續自學並獲得一些證書、通過培訓測試後,佑潔才敢再次辭職,接受為期3個月的全職培訓。
面對相似的經濟壓力,失業後,衛薇安賣掉了上海的一套住房,把另一套房的貸款還了,再把女兒從私立學校轉到公立學校。
托熟人介紹過面試、接觸過獵頭,2023年8月,衛薇安最終決定重拾20多年前學的法律專業知識。
2023年秋天的大多數時間,她都是在上海普陀區圖書館度過的。她狠心花5000元報名司法考試輔導班,「背了七八遍記不住的知識點,就打字過一遍再背一遍」。要是上午9點多搶不到座位,她會抱怨偌大的圖書館為何「人山人海」;遇到難以消化的知識點,她會在圖書館的連廊和電梯間來回踱步。
衛薇安找母親幫忙做家務並照顧10歲女兒的日常,她在圖書館待到晚上8點閉館,再去咖啡廳看書,家人睡了,她繼續看,看到半夜甚至淩晨。
在普陀區圖書館外,蘇州河靜靜流淌而過。這座城市的開放、繁華、時尚暫時與這個46歲的女人無關。
每個年齡段都有適合做的事情
在墨爾本的一家大型金融企業,佑潔成為IT雲計算實習生已經180多天了。沒有特殊情況的話,每週兩天,她安頓好10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後,都會坐著火車去市中心的辦公室上班。
現在,她對「產品」「環境」「項目」這類專業名詞的熟悉度增加了,能獨立修改雲計算領域簡單程序問題,也適應了偶爾與同事們線上加班到夜裡一兩點的節奏。即使尚未真正享受到轉正待遇,佑潔覺得,「彈性的工作方式和自由的辦公環境,挺適闔家里有小孩的女性」。
這名大齡實習生的轉行之路並不容易。澳州法律禁止職場年齡歧視,但佑潔簡曆上的「工作經歷」很清楚。眼下的這份工作,是她在3個月密集的培訓課程結束後,又投了很多份簡曆才被邀請面試的。
「培訓結束後就能進入這家規模較大的公司實習,對我來說是挺幸運的事情。」佑潔解釋,澳州的不少企業在招聘時會平衡男女僱員的比例,也試圖突出多元的文化背景。但就她所在的小組而言,目前的十幾名正式成員,基本都是男性。作為大齡實習生,佑潔還留意到公司有五六十歲的同事。
她眼下最擔心自己能否轉正。IT行業雖然薪資待遇好,但新冠疫情過後,全球經濟面臨普遍的增長放緩,相比招聘通知,企業的裁員信息出現得更為頻繁。今年,佑潔所在的公司對實習生轉正名額的發放變得吝嗇起來。「正常一年的實習期,已經有不少人延期到一年半了。」佑潔告訴記者。
入職的前兩個星期,實習生衛薇安經歷了不少挫折,比如「帶教老師給了資料,看不出問題」、感受不到「新行業里人與人之間的界限」等。這個性格大大咧咧的上海女人努力靜下來觀察環境,逐漸找回作為「學生」的狀態,成功加入了4個訴訟任務。
比不上年青人的記憶力,但衛薇安摸索出一些有效的學習辦法。為了盡快熟悉不同類型的案子,她把同事隨口說的案件分析用手機的備忘錄記下來儲存,還在系統日曆上標註了同事有閑暇聊天的時間,提醒自己去聽。
「生活經驗會幫忙。」衛薇安說,與從事法律工作20多年的帶教律師相比,自己還差得太遠,但在討論案件的過程中,過去在地產行業等不同領域積攢的工作經驗成為她的優勢。
去年年底,衛薇安的丈夫被公司告知工作合約不再續簽。「相比4年前,這次我慌了一會兒就定了神。」她說,再過幾天會讓母親搬來同住,空出的住房租出去補貼家裡的開支。
「面對風暴危機的時候,每個家庭成員都作出了犧牲和讓步。」她說。
雖然校園生活和想像中有差距,但陶佳妍的學術目標逐步清晰。她的碩士學位論文以家庭教育為題,她還將助教實習和研究方向結合起來。
陶佳妍觀察到,班里的老師、其他助教都比自己年輕,她對此並不在意,打掃衛生之類的工作也會第一時間去做。「我不會介意自己年紀大,做好應該做的,助教工作不存在年齡問題」。
擔任助教期間,陶佳妍的工作量不算大,每堂課有400元勞務收入。對她來說,這筆錢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她來一趟北京,往返火車票加週六晚住旅館,花費就接近400元了。
「做助教的話,我可以全程聽課,不用交學費。」課後,遇上愛聊天的老師,陶佳妍會努力和他們溝通課程內容和自己的想法。她認真計算過,上完全部課程,能聽到20位老師授課。
像陶佳妍期待的那樣,上課期間,有老師得知她文筆不錯,邀請她為課程寫培訓方案,還誇讚她是「筆杆子」。「我以前並沒有接觸過相關的內容,但是老師看出了我的用心。」
在受訪的3名母親中,陶佳妍是唯一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她20歲的兒子正在一所211高校讀大二,母子倆偶爾也會談到各自的校園生活和學習中的困惑。
雖然研一時投過的簡曆都石沉大海,但今年陶佳妍不再畏懼年齡增長了。「我最近找的工作都沒有年齡限制,每個年齡段都有適合做的事情。」
(文中陶佳妍、衛薇安、佑潔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亞雲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2月21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