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禮卿：要以結構性改革應對經濟增長放緩壓力

2024年已經開啟，和經濟恢復發展的2023年相比，今年經濟形勢有何不同？如何緩解預期轉弱？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應如何發力？人民幣彙率如何走？

針對這些問題，近期，澎湃新聞專訪了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張禮卿。

張禮卿認為，在居民消費基本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狀態之後，繼續提升將受製於可支配收入增長、教育、醫療和社保制度等中長期結構性因素，同時，今年的出口形勢依然難以樂觀。因此，2024年的經濟增長能否實現預定目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投資是否能恢復。

「當前的市場信心不足和預期轉弱，既有週期性原因，也有結構性原因。」張禮卿說，對於因制度性和結構性原因引發的信心不足和預期轉弱，通過貨幣政策推高通脹率這種做法不可能產生效果，反而可能導致「滯脹」局面。只有通過廣泛和深入的結構性改革，不斷完善法治化，公平透明和投資營商環境，特別是加強對民營企業家的產權和權益保護，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有效恢復企業的投資信心，有效實現預期轉強。

要以結構性改革應對經濟增長放緩壓力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當前經濟運行情況？相較於2023年，您認為2024年經濟形勢會有哪些不同？

張禮卿：2024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不乏政策性機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其中，「以進促穩」、「先立後破」是新的提法，預示著今年政府將以更加積極的政策去促進經濟增長，通過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去化解房地產和金融等重點領域的風險。「先立後破」意味著在新的增長動能沒有確立之前，還將繼續支持傳統的增長動能。

從驅動增長的三駕馬車看，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全年的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分別拉動經濟增長4.3、1.5、-0.6個百分點。得益於疫後消費活動的正常化，去年消費支出貢獻了經濟增長的83%。這種情況在今年將難以持續，因為有利的衝擊已經結束。在居民消費基本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狀態之後，繼續提升將受製於可支配收入增長、教育、醫療和社保制度等中長期結構性因素。由於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加上複雜的外部環境，特別是有些國家針對我國實施的「友岸外包」、「去風險化」和「小院高牆」等，今年的出口形勢依然難以樂觀。2024年的經濟增長能否實現預定目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投資是否能恢復。

澎湃新聞：預期轉弱、信心不足，是當前社會面臨的突出問題，甚至進而導致了消費、投資的收縮，有觀點建議要推高通脹率，對此，您如何看待？對緩解預期轉弱，您有何建議？

張禮卿：當前的市場信心不足和預期轉弱，既有週期性原因，也有結構性原因。經濟增速減緩、價格持續下跌以及通貨緊縮風險上升，導致消費和投資計劃推遲，從而導致生產過剩和訂單缺乏。對於這種情形，實施大規模貨幣擴張以推高通貨膨脹率，進而誘導消費和投資預期改變，同時降低實際融資成本，確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內需並促進增長。但是，對於因制度性和結構性原因引發的信心不足和預期轉弱，通過貨幣政策推高通脹率這種做法不可能產生效果，反而可能導致「滯脹」局面。只有通過廣泛和深入的結構性改革，不斷完善法治化、公平透明和投資營商環境，特別是加強對民營企業家的產權和權益保護，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有效恢復企業的投資信心，有效實現預期轉強。

值得強調的是，應對經濟增長放緩壓力，僅僅依靠宏觀政策是不夠的。如果沒有成功的結構性改革，僅僅依靠擴張性刺激，不僅不會有好的效果，而且會對未來的增長和發展造成巨大的負擔。

進一步降準和降息必需且緊迫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4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表述分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以及「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您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發力空間哪個更大？

張禮卿：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政策基調，今年的宏觀政策需要比去年更加寬鬆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均有一定的空間，而且兩者需要協調配合。

財政赤字率應維持3.8%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長期以來，除了個別年份，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一些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沉重甚至瀕臨危機。作為應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通過提高財政赤字率來獲取更多的財政資源是有必要的。只要經濟能夠保持增長，未來還本付息就有來源，就不會成為問題。

長期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往往通過大規模增加政府投資來實施，最常見的做法是利用專項債發行來擴大基礎設施建設規模。這個思路需要有所轉變，因為大規模基建的受益者主要是大中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如果更多地通過減稅降費來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那麼中小微和民營企業可以更多地從中獲益，也能更好地促進就業。另外，財政支出應更多地用於對製造業下遊企業和小微企業的階段性補貼，包括對它們的房租、水電甚至薪金補貼。再有，應更多地用於加強社保體系、醫療健康和養老設施等民生項目的支持。這些支持，對於減少預防性儲蓄、擴大消費具有重要的意義。

穩健的貨幣政策應該繼續合理寬鬆。在價格持續走低，通縮風險上升的情況下，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往往遠高於名義利率所顯示的水平。相比大型國有企業，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成本更高。另外，今年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也需要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給予支持，否則，特別債和專項債的擴大發行，就有可能通過抬高市場利率而對企業（特別是中小微和民營企業）產生「擠出效應」。總之，在通貨緊縮風險消失之前，進一步降準和降息已經成為一項必需而且緊迫的政策選擇。

澎湃新聞：2023年以來，人民幣彙率波動起伏較大，您如何看待波動原因及未來走勢？

張禮卿：2023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彙率雖有波動起伏，但總體上呈現貶值態勢，從年初的高點6.69元貶值至9月上旬的7.35元。導致人民幣貶值的原因包括：受多種因素影響，貨物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雙雙出現負增長；出於消化過剩產能和供應鏈保障的需要，一些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明顯；美聯儲激進加息和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等因素造成短期資本淨流出增加。

今年穩外貿和外資的壓力依然比較大，導致人民幣貶值的上述原因在不同程度上仍會存在。由於美國的通脹水平依然高於其2%的目標值，美聯儲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會維持現有的政策利率不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銀行的進一步降息有可能導致短期資本流出增多和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大。作為對策，在必要時可適當加強宏觀審慎管理，以減輕利差擴大所帶來的衝擊。不過，應該看到，面對出口放緩、通貨緊縮風險上升，容忍人民幣適當貶值並非沒有積極意義，畢竟貶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出口企業的利潤。只要不出現恐慌性貶值，外彙管理部門應該不需要進行過多的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