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性別」：近代廣東女界聯合會爭取婦女參政權的鬥爭

在1919年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時，一些以「女界聯合會」命名的婦女團體成立。這些團體成立的背景很顯然是因為在政治分裂的情況下出現的。這些團體關於省立自治的討論為婦女在省級層面贏得參政權創造了機會。

婦女參政運動將婦女作為一個具有統一政治利益的政治類別，實現這種觀念轉型的典型例子是女界聯合會廣東省分會的成立。廣東省分會在1919年只不過是「良家婦女」球會，那些道德品德可疑的婦女們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到了1921年，它的成員已經參與到備受社會關注的發生在省立議會的暴力活動中了。

廣東女界聯合會成立於1919年12月23日，當時一群廣東婦女活動家組織了一個會議，並大膽地冠以「婦女參議院」的名稱。會議在天馬巷女子體育學校舉行，大約有一千多名婦女參加了這次會議。伍智梅醫生在會議上建議成立廣東女界聯合會。被選為領導這個分會的委員會成員包括伍智梅、唐允恭、程弈立、李蓮和莊漢翹。莊是1912年曾經短暫存在的廣州省立議會女議員之一。伍智梅是一位醫學教育家，她「畢業於美國一所醫學院，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接受訓練」。國民黨在1923年改組後，她成為一個非常活躍的國民黨員。

廣東女界聯合會將促進婦女運動發展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認為這將會捍衛婦女在孫中山南方軍政府統治下的權利。參政權在女界聯合會創立階段沒有被提及，只是到數個月以後才成為女界聯合會的關注點。相反，廣東女界聯合會起初特別提出了以下它所關注的領域：（1）為建立普及婦女教育的機制；（2）改善婦女的工作和促進事業發展；（3）為失業婦女提供救濟；（4）為消除受壓迫婦女的苦難而奮鬥；（5）促進婦女體育文化；（6）提高婦女的道德。在這些關注點中，廣東省女界聯合會沒有明確地提出對婦女參政的要求，因而引起了爭議。莊漢翹指出，這項事業是極其迫切的，但是女界聯合會的創始成員中沒有足夠的共識將它包括進去。她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女界聯合會需要成為一個更有組織性的團體，然後再去著手處理這些「難題」。這個團體努力強調其成員的良好品德，提出了實現這項使命的機制：

（1）喚醒婦女們的意識，培養一種新的思維方式；（2）確保婦女在商業和工業改革中的經濟獨立；（3）建立更多的大學、中學和小學，特別注意對貧困婦女進行工業教育，使她們有知識，促進她們的解放；（4）關注品德培養，防止誤入歧途，任何品格上的墮落將會在以後造成更多的麻煩。

逐漸的，像莊漢翹這樣在政治上活躍的成員試圖把要求直接進行政治改革的主張加入女界聯合會中。在1919年12月27日召開閉幕式上，廣東省女界聯合會草擬題為《呈國會要求婦女參政權》的提案呈交給孫中山的「國會」。她們在提案的開頭部分提出，女性生來具有和男性平等的天賦權利。採用1911年婦女活動家們所採用的措辭，她們指出拒絕給予婦女參政的權利，剝奪她們的天賦權利。婦女參政被認為是為國家未來進步建立強大基礎的關鍵。為取得團結一致，這份提案被轉發到新成立的上海女界聯合會。從這次會議開始，之後所有的廣東女界聯合會的會議都強調婦女參政。女界聯合會的會堂中也張貼著有關國際婦女參政的勝利消息提醒其成員，在全世界範圍內性別平等被越來越快地得到了承認。

然而，當激進主義者試圖將婦女參政明確地列入她們團體的章程中，保守派仍舊是挑起辯論的反對勢力。實際上，關於性道德的話題給廣東婦女參政事業帶來了分裂的危險。在1920年1月底，女界聯合會內部就是否允許小妾成為會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儘管她們承認失業婦女以及貧困婦女的特別需要，廣東女界聯合會的許多成員很明確地對小妾不表示同情。一些女界聯合會會員認為聯合會的使命是「提高婦女道德」，而小妾被認為是道德低下的，聯合會將會因為小妾的加入而在名聲上受到損害。很顯然，小妾比貧苦婦女和工廠女工對女界聯合會帶來更多問題和威脅，而且畢竟只有她們的丈夫這樣的社會階層才有實力納妾。

1920年1月20日，女界聯合會在一次正式會議上就「維護會員個人高尚品格」的重要性展開討論。伍智梅提出，聯合會應該把小妾排除在外，理由是這些婦女品德值得懷疑。程立卿對伍的觀點表示反對，指出婦女的解放應該是代表所有婦女的，而不應考慮她們所處的社會階層。她問道，女界聯合會是真正的婦女組織還是「太太小姐們」的組織？程說，是不是伍和她的支持者認為這些小妾不是女人？而且，她指出應該受到譴責的是這個納妾制度，而不是那些遭受這個體制壓迫的婦女。在最後的投票中，李蓮為首的20位會員反對限制小妾入會，而以伍智梅為首的另外10位會員則投票禁止接納這些小妾成為會員。這次激烈的討論最後結束，沒有改變原先的允許年齡在16歲以上，由兩名現任會員提名即可入會的規定。這場辯論是婦女活動家們這個時候發生的意識轉型的最佳例子。獲勝的團體清楚地說明，無論在性道德等級中的社會地位和立場如何，所有婦女共同的弱勢地位仍舊是形成婦女政治集體意識的基礎。

在女界聯合會內部關於小妾入會問題的討論也吸引了媒體的關注。但同時女界聯合會在省立憲法中關於性別平等問題所採取的行動也吸引了廣泛的公眾注意力。廣東女界聯合會從1921年開始直接參與省立憲法的改革。女界聯合會提出議案，要求在省立憲法中確保婦女參政條款。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在1921年2月19日，大約有700名婦女在7位婦女代表的率領下向國會進發，這七人其中包括丹恩惠芳（1912年省立議會的議員）、伍智梅醫生以及學生曾素賢。隊伍在下午1點達到議會，她們呈上議案，並在議會審議這項議案時在那裡等待。她們的請願書要求省立議會與國家憲法保持一致（南方政府採用的1912年憲法），這個憲法將主權賦予「全體人民」。其中第五款宣稱：「人人平等。」女界聯合會提出的理由是，1921年不同於1912年，在「婦女也是人」這個概念上應該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因而，現在排除「非男性」是不恰當的。這份請願書挑釁道，如果這項法案不能通過，那麼省政府和北方無法無天的軍閥有什麼不同呢？具有諷刺意義的是，1920年代的女權活動家們試圖將1912年婦女參政活動家們主張的「人人平等」添加到省立憲法中去。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轉型確保婦女參政活動家們不再特別擔心被認為是「非國民」或者「不平等」的人。而且，她們提出婦女是有「特殊」政治利益的人，她們需要「特別」的政治代表，而這些代表需要承認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差異。

按照議會程序，請願書需要經過審閱以後才能進入討論議程。在起初的辯論中，議會的保守派議員馮和清與林超南斷然反對這個請願書，似乎這個請願書根本就沒有資格提請議會全面討論。這個時候，婦女代表率領等候在窗戶外面的支持者們進入大廳。丹恩惠芳提問，婦女們是否可以站在台上陳述請願書的主要內容。左翼報紙《勞動與婦女》在報導這個事件時描述說，保守議員馮和清和林超南大聲喧鬧、傲慢無禮，他們用拳頭敲著桌子，指責婦女們是來找麻煩。但是這些並沒有恐嚇住婦女們，林和馮兩人開始向她們扔墨水瓶，頓時情況大亂。在混亂中，丹恩惠芳的臉和左手被抓傷，程弈立左腳受傷。受傷最嚴重的是曾素賢，她被一把椅子砸中而不省人事。看到屋內的混亂場面後，等在門口的婦女們衝進房間。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吵鬧和爭辯之後，議員們離開，議會開始休會。

這些婦女們沒有為反對派的暴力和形勢所威懾，她們向南方護法政府所在地進發，因為孫中山在那裡有辦公室。即使是剛剛恢復知覺的曾素賢也加入了隊伍中。孫中山向這些婦女們發表了講話，指出婦女參政是他原先創立的《臨時約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並沒有有意識地將婦女排除在外，而且這部憲法明確規定所有國民平等。陳炯明是省主席和南方軍閥，在他的庇護下，孫中山才得以在廣州維持他的地位。在婦女參政問題上，陳炯明在講話中也表示支持將婦女參政條款寫入憲法的任何修正案中。陳建議婦女們不要對這個問題過於擔心，並且指出他會遇到來自省立議會的阻力。陳指出：「自治政府的有關條款並沒有規定婦女不能擁有參政權。如果議會決定反對給予婦女參政權，我當然會對他們的決定表示反對。」有了這樣的高層政治人物的支持，婦女們歡呼勝利，並在次日召開會議。然而，在最後實現勝利之前，她們將面臨更嚴厲的反擊。

婦女參政者的暴力行為使得婦女們更謹慎和克製。其中一位被毆打得最嚴重的一位婦女，黃碧魂於4月7日在左翼報紙《廣東群報》上發表文章闡述她的感受。她寫道，儘管她可以根據法律起訴林超南對她的襲擊，但是她不想這樣做。她說，這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首先，她指出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為婦女們贏得參政權，任何起訴林超男的法律官司將分散她們投入這項運動的精力。第二，她指出，這個事件表明儘管行兇者是製定法律的男性，但是他們對權利的濫用表明法律對他們產生不了任何作用。她說，發表一個關於這些男性所作所為的報告將會在某種程度上實現正義，因為這將使他們的名譽受損。借這個機會，黃闡述了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異，使公眾對婦女參政辯論有了進一步瞭解。她指出，通常反對婦女參政的理由是婦女們的生育角色，以及她們不能參軍保衛國家。她說，反對者們一直認為婦女們沒有冒著生命危險在戰場上參加戰鬥，所以她們不應該享有投票權。她接著問道，有多少位現任議員曾經目睹過戰爭場面，並指出甚至大多數人並沒有參軍保家衛國的經歷。黃繼續批評根據女性和男性在生育和軍事中的不同性別角色來規定她們在國家建設過程中的不同作用。她指出軍事行動涉及「（1）殺人；（2）殘暴；（3）並不是所有男性都參與其中；（4）這不一定是危險的；（5）這不一定帶來苦難；（6）它削弱了國家活力」。她把這些與生育做了對比，指出生育「（1）創造生命；（2）有愛和激情；（3）幾乎所有婦女都經歷過的；（4）經常伴隨著風險；（5）通常伴隨著苦難；（6）給國家注入活力」。她總結說，在中國還沒有哪一個男性不是從娘胎中生出來的，而同時還有許多女性參軍保家衛國。

這樣的媒體報導支持了更多的婦女們的直接行動。3月29日，廣東女界聯合會在廣西會館三樓召開全體會議。大約有一千多人出席會議，一些人甚至佩戴一些標語，諸如「孫陳萬歲」「男女平權」「議員馮和清打傷婦女代表」。會議舉手錶決一致通過決議，支持婦女應該享有參與政治的權利。下午兩點鍾，一千多名婦女向議會進發。她們在出發前拍的集體照後來刊發在一份重要的上海婦女雜誌——《婦女雜誌》上。大會向省立議會主席提出兩項請求。第一，將毆打女代表的議員從議會開除；第二，頒布承認婦女參政權的法令。議會主席接受了女界聯合會的請願書，並表達了他就這個問題「達成理解」的誠摯願望。他進一步向請願者保證他將盡全力確保婦女參政法案獲得議會通過。但是在關於處分「打人者」的問題上，他就沒有這樣直截了當。他指出，雙方都出手打人。因為這個問題很複雜，需要很長時間去考慮，所以這個問題最好要留到稍後考慮比較妥當。婦女們熱情地歡呼他這種支持性的表態。圍集在他辦公室外面的婦女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勝利，在高呼「勝利」之後離開。

面對來自女界聯合會的不斷施壓，議會在4月1日就《臨時約法》中與性別平等有關的條款展開激烈辯論。在議會中，保守派佔據大多數，他們堅持婦女應該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刪除了關於平等享受投票權的國民性別的模糊規定。新法案規定，「年齡在20歲以上男子」有選舉和被選舉權，而以前的法案僅僅規定「年齡20歲以上國民」。這個修正案最後以50票對32票通過。廣東的婦女再次無法獲得她們在1912年被賦予的參與政治的權利，儘管她們已經得到孫中山和陳炯明的支持。反對婦女參政者所提出的理由主要是婦女教育水平太低，大多數婦女是文盲，而且事實上婦女並沒有參軍，不能保衛國家。婦女們駁斥後面一個觀點，提醒議員們注意，婦女們在過去建立民國的辛亥革命中積極參加爆炸以及正式的軍事戰鬥。但是，婦女們在民國成立以後被明確地禁止參軍。

然而，這個修正案的通過表明越來越難以證明婦女不是被稱為「人民」的一部分。如果原先指「男子」的「國民」的舊概念仍舊有意義的話，那麼就沒有理由在憲法條文中特指男性。保守派有意識地講「國民」特指「男子」，這引起了軒然大波。1912年3月的事件重演——唯一的區別是她們在廣東，而不是在南京。孫中山對她們的保證和1912年的保證同樣證明是沒有實際效果的。

在「無論性別」這樣的詞語被添加進去之前，「男子」這樣的詞語必須要刪除。隨後婦女活動家們開始了長達數個星期的遊說。《廣東群報》對這場運動做了定期報導。這包括重覆女界聯合會的請願內容以及個別婦女請陳炯明主席干預。劉少璧在給陳的請願書中寫道，權力由國民體現，不管她們是男性還是女性，省立憲法將會很好地反映這個事實。她們持續的施壓最終在5月底使得她們實現願望。

《大公報》在1921年5月20日報導，「廣東婦女參政運動取得勝利。」文章概述了3月和4月發生的那些事件，指出到5月底省議會主席宣佈婦女可以參加選舉，「男子」這個詞被去掉。在1921年12月2日通過的廣東省立憲法最終正式承認婦女與男性的平等政治權利。

（本文選摘自《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澳]李木蘭著，方小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