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為何曾名「腰鼓城」

前不久，「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於是許多網民紛紛將打卡所在城市的中軸線作為Citywalk的首選。

同時，也有網民指出，中國的幾大古都中，唯一不能明顯體現中軸線設計理念的，似乎只有杭州——既沒有夾著天子禦道向遠處延伸的中軸，也沒有規模宏大左右對稱的建設佈局。第一個在杭州建都的是吳越國，當時杭州城「南北展而東西縮」，形似腰鼓。

那麼，杭州「腰鼓城」的城市格局，是怎樣形成的？

一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曾記載秦始皇在巡遊浙江時，「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據說這是歷史上對「錢唐」也就是杭州最早的記錄。

這樣的地理環境，跟龍盤虎踞的都城地位並不沾邊。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屬於會稽郡及吳郡邊緣屬縣的錢唐（杭州），發展較為緩慢。

直到進入隋朝，杭州才由吳越兩郡的城鄉「結合部」，完成從縣到州（市）的「二級跳」。特別是大業六年（610年），江南運河正式通航，這座城市才更快速地發展湧動起來。

而真正將杭州的風景與「流量」優勢變現的，則是吳越。在五代十國戰亂未歇的背景下，錢鏐在此建立地方政權。他選擇將鳳凰山麓的州治舊址作為吳越國首府，並開啟了在杭州建都的歷史。

在城建方面，錢鏐啟動了三次大規模外拓，決定了這座城市的基本輪廓與發展形態。如果以時間順序展開，三拓杭州城主要是指先後修建了用於軍事防禦的夾城、「為百姓計」的羅城，以及作為吳越王府的子城。

可就在修完夾城後的第二年（891年），黃巢的殘將孫儒南下入侵，在不遠處更為強大的南唐經濟中心蘇州一帶，大肆燒殺搶掠。這也讓錢鏐開始檢討修建夾城的「失誤」：「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為百姓計」，也就是說雖然夾城建好了，但在安全上更多考慮守衛子城，卻沒有很好地顧及百姓安危。

因此，兩年後，錢鏐決定為自己的「任性」買單，一鼓作氣發動吳越十三州軍民，在夾城的基礎上集中修築羅城，進一步保衛杭城的南北區域，據《杭州誌》記載：「由是複興十三郡，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南北兩頭大、中間細的「腰鼓城」也正式形成。

二

至此，從隋唐之際「縣」「州」身份演變而來的杭州，終於迎來作為王朝之都的「高光時刻」。而對於當時杭州為何成為「腰鼓城」，不妨從空間與時間這兩條線上來一探究竟。

空間上，杭州城的東區和南邊受製於錢塘江，定期起伏的海潮成為人們長期的「灰色記憶」；轉向西面，西湖群山與西溪濕地又聯手「封鎖」了城市的發育走向；而吳山腳下的吳越國王宮主要依鳳凰山而建，建築本身無法完全對稱。

因此，在實際操作層面，只能以一種傾斜逶迤的腰鼓姿態，順勢將城市格局進一步北拓南延。如杭州北部的夾城巷（長板巷），東西相距300米之內，南北方向卻十分狹長，沿著運河拓展，長達10餘里。這也讓一直向中原和北方致敬的都城建製，在山水江南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生長脈絡。

時間上，早在隋唐之前，靠南的江干與北邊的武林就分別發展為杭州城市的中心，這也成為其「狀如腰鼓」獨特形製的前導。隨著大運河的全線貫通，更是將原本較為獨立的錢塘水系，納入全國交通網，杭州也隨之升格為其中的集散樞紐。

因此，這一時期的大型城建，均將保護並拓展水運通道作為重要目標，這也再次決定了其所謂的「中軸」——即「腰鼓線」需沿水道的方向次第展開，這也是杭城區別於其他古都的一點。

其實，在隋唐時期，杭州雖然取得了一定發展，但在江南地區算不上「龍頭」城市。直到錢鏐三代的大力建設，才逐漸超越了蘇州、越州（紹興）。

早在1930年，地理學家張其昀出版《中國地理大綱》，就將杭州作為中國的「六大古都」之一。然而，無論是作為吳越國的都城，還是南桑治的都城，杭州都是區域性的政治中心，而非真正意義上大一統王朝的都城，但這絲毫沒有撼動杭州的古都地位。可見吳越國時期完成的城市規劃建設，意義不可小覷。

三

那麼，吳越國的杭州城建有何深層意味？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

一是「道法自然」的城建理念。吳越國時期的三次大規模築城，無不是在適應杭州山水形態的基礎上，對城市做出因勢利導的合理營建。特別是聯通西湖、運河及錢塘江水系，並把其中的幾處製高點都囊括入內。這樣設置的巧妙之處在於，大體上讓子城處在南北方向的居中地位，彌補了整個城市在形製上的缺陷。

顯然，這一看似「順其自然」的設計與規劃，與《周禮》規定的國都建設——「匠人營國」需「中正平直」的要求並不相符，卻是管子城建理念的鮮活實操。《管子·乘馬》記載：「凡立國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二是「城建為民」的價值取向。錢鏐認為：「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從最初修建夾城開始，他就考慮框定大運河北段的重要關口，後續兩次城建，都高度契合「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的價值取向。據史料記載，經歷吳越國時期的杭州城戶數，由唐元和年間的51276戶，增長到北桑治之初的170457戶。

此外，錢鏐傾注頗多心力的水利工程，讓杭州的水運交通迅速發展，海內外商業貿易持續繁榮。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的評價是：「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台館。由是錢唐富庶盛於東南。」

三是「適當留白」的路徑方法。如果說三擴杭州、大興水利、堅固城池，都是極為務實的城建舉措，那麼，在較為狹小的腰鼓城之內，保護好西湖及群山作為留白之地，也引導著人們得以觸摸「三面雲山一面城」的自然脈動。其實，吳越國定都杭州之初，在修建吳越王府時，就有人提議把西湖填平。或許，這一「腦洞大開」的操作，恰好是看到了吳山腳下的空間太過侷促。

所幸錢鏐始終保持應有的「人間清醒」，至今西湖還是那個人見人愛的西湖。而且歷經三代，最終將「腰鼓城」的建設提到了新高度，並開創了中國和平統一的先河，使得歷史上另一個宏大時代——南桑治得以在此開啟。

北桑治鹹平六年(1003年)，距離吳越國「納土歸桑治」僅20餘年，青年詩人柳永揮別故鄉的武夷山，途經杭州前往汴京參加科舉，醉心於湖山美好和都市盛景，創作了著名的《望海潮·東南形勝》。他大筆一揮：「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

其實錢塘自古並不繁華，只因一代代人孜孜不懈，讓她千百年來持續「輸出」獨特魅力與風華，也才讓杭城成為了今天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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