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大學做什麼

「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1936年，剛上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向新生拋出了兩個問題。

一問誌向，二問行動。88年過去了，竺可楨「兩問」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一校一地。作為提問者的竺可楨，又是如何回答這兩個問題的呢？

近期，部分高校紛紛開學，一批大一新生已經報到，開始憧憬大學生活。我們來品讀這「兩問」。

一

成為浙江大學校長之前，竺可楨是一位醉心於氣象學研究的學者。對於校長的職務，竺可楨一開始是抗拒的，幾經勸說才勉強答應，他在日記中寫道：「餘亦願犧牲於一時，但不願放棄氣象研究所事。」但他沒有想到，浙大校長一做就是13年。

彼時的中國，憂患重重，日寇四處挑起事端，戰爭一觸即發。在這樣的緊張形勢下，對身處大學校園里的青年來說，未卜的前途是擺在他們面前最現實的問題。

類似的困惑，身為校長的竺可楨同樣也在思索。大學要如何教育學生？大學生的責任又是什麼？從1936年4月到9月，竺可楨不停地自我發問，又不停地作答。

自稱一演講就會緊張的竺可楨，卻在上任後多次對學生發表演講。本文開頭的「兩問」，便發生在1936年9月18日晚。經歷了5個月思考和實踐後的竺可楨，圍繞這兩個問題，闡述了他的教育思想。

關於上大學做什麼？竺可楨說：「教育不僅使學生謀得求生之道，單學一種技術，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謀生之道很多，不一定要到大學來。

因此，求學除了學科中的知識外，竺可楨認為最重要的是正確地訓練自己的思想、有一個清醒的頭腦：以科學的方法來分析，使複雜的變成簡單；以公正的態度來計劃；以果斷的決心來執行。

關於大學畢業後做什麼樣的人？面對風雨飄搖中的祖國，竺可楨從孔孟、諸葛亮等人的觀點出發，認為在當時的世界形勢之下，在國家深陷危難之時，「如果一個民族還是一味以享受為目的，不肯以服務為目的，必歸失敗」。

「我們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務，而不在享受」。在演講的最後，竺可楨給出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為社會服務。

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對深受浙學影響的竺可楨而言可謂是「水到渠成」。當年4月到浙江大學的第一次演講中，竺可楨就列舉了黃宗羲等人的事蹟，鼓勵大家一方面要為學問而努力，一方面要為民族而奮鬥。

二

上大學做什麼？進入大學後做怎樣一個人？當1936年的竺可楨提問青年學生時，望過去滿滿都是自己年輕時候的影子。

1910年8月，20歲的竺可楨考取了第二期庚款留學美國的資格。從上海到美國，青年竺可楨站在橫渡太平洋的輪船上，一邊眺望著逐漸遠去的故土，一邊思考著自己的未來。

此次遠行，抱著「科學救國」的想法，竺可楨放棄了原本的土木工程專業，而改學農業。他覺得，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學好農科可以改善中國農業。

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的3年間，學習與考察讓竺可楨覺得，美國農業的知識和經驗，與中國農業完全不同，無法直接套用。獲取學士學位後，竺可楨決定再學一門與農業相關的專業，他選擇了氣象學專業，從此終生未改。

竺可楨對氣象學注入了全部的熱情，教室、圖書館、氣象台，他在與時間賽跑。1918年，竺可楨獲得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

學成後，又該何去何從？雖然有眾多選項，但竺可楨毅然選擇了回國。已經28歲的他，正面臨著第二個問題：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

他培養出一大批人才。1921年，竺可楨在《吾國地理家之責任》中寫道，中國的氣象機構被外國人掌握，日本人研究中國地理的書籍，比中國人自己的還多，他深以為恥。

為了培養中國自己的地學人才，竺可楨先後在武昌、南京、天津任教。特別是在南京的東南大學，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地學系，包含了地理、氣象、地質、礦物等學科，聘請知名教授講課，竺可楨自己主講「地學通論」，慕名而來的學生日益增多，胡煥庸等著名科學家也成長於此。

他拉開了中國人主導中國氣象事業的帷幕。當竺可楨回到國內時，整個中國竟然還沒有自己的氣象台，現在看似尋常的氣象預報，也是被外國人控制並發佈的，特別是當時的日本人，正在研究著中國的氣象、地理與水文信息。

1928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竺可楨籌建了氣象研究所，並在8年時間里主持建立了40多個氣象站和100多個雨量測量站。從1930年1月1日起，氣象研究所正式對外發佈天氣預報與颱風預報，並將溫度的標準單位定為攝氏度。

對於氣象研究，竺可楨可謂一往情深，他以畢生的精力投入其中，即使是在浙大西遷跋涉的路上，也沒有停歇。他最重要的論文之一——《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完成出版時，他已是八旬高齡。

1949年7月，竺可楨（前排左4）參加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議的合照‍ 圖源：「共青團中央」微信公眾號

三

對於「兩問」，人到中年的學者竺可楨無疑是有自己答案的。但對作為校長的竺可楨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幫助青年學子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答案。

遍尋良師。「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為了尋找傳道授業解惑的良師，竺可楨四處努力，使浙大彙聚了王季梁、胡剛複、蘇步青、貝時璋等知名教授。

為了邀請隱居的國學大師馬一浮出山，竺可楨一次又一次上門，直到1938年浙大西遷時，馬一浮才答應到浙大講課。馬一浮的第一課便是北桑治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鼓勵學生在非常時期樹起脊樑、勇猛擔當。

的「求是精神」 圖源：「浙大檔案館」微信公眾號

言傳身教。在浙大的13年，竺可楨經歷了浙大的西遷和遷回杭州，時局動盪，他以所思所行，幫助年輕一代釐清對個人前途、家國命運以及時代變幻的觀念看法。在1938年的畢業典禮上，竺可楨說：「現在諸位離校以後，每個人也應該以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不能滅亡與不可滅亡之民族為職誌。」

1947年10月，愛國學生於子三被捕犧牲，國民黨政府要求竺可楨向社會說明於子三「自殺身死」。在現場查驗後，竺可楨堅決拒絕了這一要求，並以辭職相抗議。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於子三作為一個學生是一個好學生，此事將成為千古奇冤！」

「以天下為己任，以真理為依歸」。「求是」，這是由竺可楨提出的浙大校訓，而他，始終是「求是精神」的實踐者。

88年後，再次溫習竺可楨的「兩問」，其意義，不止於將要入學的大學生們。人生誰無迷茫時，當前路尚不清晰之時，叩問一下自己的初心：你想做什麼樣的人？你要怎樣去做？在小徑分岔的花園里，回望來時的路，找到前行的勇氣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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