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大學生期待怎樣的「社會課堂」

    「櫻花的花瓣有一個缺口，山桃花沒有，這樣就可以區分兩種花了。」作為北京林業大學「綠洲」誌願服務團的一員，今年春天，佟健菘把自己的閑暇時間都留在了櫻花樹下，「北京玉淵潭公園的櫻花很有名，每年都有不少遊客前來觀賞，我就負責解答他們的疑問。」如今，暑假到來，他將繼續自己的科普誌願服務，為天南海北的遊客解讀植物的密碼。

    「週一早上安排晨讀、早操，上午上語文、地理、數學課，下午上繪畫課，週末科普信息技術知識，體驗計算機……」這個暑假，加入了滁州學院蒲公英支教團的楊健民將再度前往安徽省安慶市嶽西縣毛尖山鄉板舍村開展為期20天的支教服務。出發前，身為隊長的他和隊員們一起做好了每個孩子的假期安排。「既要做好日常功課的輔導，也要增加一些拓展訓練、興趣課程。」楊健民說道。

    近期，中國青年報·中青校媒就社會實踐的話題面向大學生發起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948份。結果顯示，83.93%的受訪大學生參與過社會實踐活動。其中，85.51%對曾參與過的社會實踐活動表示滿意，12.42%持中立態度，2.08%不滿意曾參與過的社會實踐活動。

    行萬里路，受訪大學生積極投身暑期社會實踐

    這是滁州學院蒲公英支教團前往安徽省安慶市嶽西縣開展支教活動的第11年。接過11年傳遞的「接力棒」，楊健民覺得自己身上的責任又重了一些。不同於一般支教活動多在課堂開展，他與隊員們需要分別住在當地不同的學生家中，接下來的20天，他們和學生的吃住行都在一起。「不只是陪他們學習，還會幫著打掃衛生、做做飯、聊聊天。」楊健民表示，這裏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兒童，常年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駐家支教」的方式能幫助他們更好地瞭解當地的孩子，給予他們多一些陪伴。

    與楊健民一樣，就讀於暨南大學商務英語專業的陳逸也決定在這個暑假「下鄉去」。作為非科班出身的攝影愛好者，她卻在這個暑假為許多貴州老人拍下了「人生照片」。她是暨南大學「映像」青年誌願服務隊的隊長，7月12日以來，她和團隊成員在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漢陽街道金銀田社區為749位老人拍攝了898張相片，並在後期處理後打印裝框，親手送到老人們手裡。2013年至今，服務隊已經走過9個省市的鄉村，定格下超過7000名老人的笑容。

    中青校媒調查發現，在曾參與社會實踐的受訪大學生中，83.24%曾體驗過誌願服務、社區工作等社會服務；36.51%前往企業實習；31.56%參與過文化節、民俗活動等文化體驗活動，17.80%參加過調研項目、學術競賽等學術研究類活動。

    「學生對誌願服務類的實踐活動最感興趣。」江西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團委書記蔡敏茜說，「在這類活動中，同學們可以深入瞭解國情、民情，還可以發揮自身專業特長，幫助基層和群眾解決實際困難。」今年暑期，作為學院「紅領」黨史學習教育團的帶隊教師之一，她組織學生前往江西瑞金開展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隊員們走進沙洲壩敬老院，與老人們拉家常；在沙洲壩鎮杉山村「童心港灣」里，為當地的孩子們講故事、唱紅歌……蔡敏茜提到，誌願服務的收穫是雙向的：「同學們在誌願服務過程中幫助了別人，同時自身也得到了鍛鍊，提升了素質和能力。」

    來到廣東省茂名市高州市柏橋村調研的第一天，中山大學學生張芃林就遇到一個大挑戰：「柏橋村下轄的18個自然村，衛星地圖上少標記了6個。」為了瞭解清楚情況，她和隊員們分頭打電話找村委會主任一一確認村子的位置，還畫了一張村落分佈「地圖」。第二天，由她擔任組長的23人小隊分成了6個小組，分頭紮進了各個村。據張芃林介紹，自2013年起，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便開始組織學生利用暑假深入廣東農村展開調研活動，瞭解農戶的經濟、生活等情況，並將採集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撰寫調研報告。

    西南石油大學法學專業的張芷涵則將目光放在了專業相關的實習上。大一剛結束，她便早早開始了她的第一份實習——在家鄉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的檢察院擔任實習助理。現在，張芷涵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卷宗、檢查起訴書等。有時，檢察長會帶她去聽庭審，這對她來說是寶貴的學習機會。每天，張芷涵會把實習心得記在筆記本和社交帳號上，每看到一些罪名，她都要回顧之前所學的刑法，加深自己的理解。

    學以致用，受訪大學生在「社會課堂」收穫與成長

    張芷涵認為，有誌在公檢法工作的法學生很需要一段基層工作經歷。在實習中，她打破了自己原本「法學就是需要死記硬背」的認知。「在學校學習的時候，為了考試，我只能強迫自己硬背下那些法條，但沒有充分理解。」張芷涵表示，「而在工作中，我可以擺脫應試思維，在庭審中具體理解一些曾在課本上提及的罪名現實中是如何量刑的。」

    中青校媒調查發現，70.64%的受訪大學生希望社會實踐活動可以涵蓋專業相關的實踐項目和案例研究；62.11%期待設置企業實習和行業體驗；61.29%希望包含社會問題調研和社會服務活動；52.21%更看重跨文化交流和國際視野拓展，48.10%更青睞創新和創業項目的實踐機會。

    張芃林也在這次實踐中重新思考了社會實踐於自己的收穫和意義。「以前的我沒能深入接觸科研，也沒有想好未來的方向，但這次調研讓我明白了研究的價值所在。」張芃林提到，通過走訪，她發現村民們對醫療保險的認識普遍不足，不少人認為醫療保險是「騙錢的」或「理財產品」，「這就為未來想要深耕保險或是醫療行業的同學們補充了現實受眾的視角。他們實地瞭解了村民的想法和需求，未來或許就能更好地設計出一個他們能負擔得起、又方便他們理解的產品。」她說。

    中青校媒調查發現，針對社會實踐活動的助益，70.34%的受訪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活動提供了實際應用知識的機會；66.91%表示可以增強社會責任感；65.99%表示其豐富了課餘生活，增加了人際交往；60.98%表示有助於個人職業發展和職業技能提升；60.49%表示可以幫助自己瞭解社會現實，拓寬視野。

    朱傳奇是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今年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帶隊老師之一，據他介紹，學院希望通過調研活動增進他們對中國國情和農村情況的瞭解，將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和現實結合起來，促進他們的思考。「此外，學生們如果未來作為鄉村振興的政策設計者、參與者，這次調研也能給他們帶來一定啟發和參考。」朱傳奇說。

    在佟健菘看來，參與社會實踐的過程，就像把日常學習到的課堂知識搬到了實戰「練兵場」。回顧自己參與社會實踐的經歷，佟健菘總結了自己認為最重要的3個關鍵點：「專業知識得到充分利用，自身社會經驗得到提升，溝通能力、組織協調能力等得到鍛鍊。」在佟健菘看來，大學生身處「象牙塔」，缺乏社會生活經驗，通過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大學生有機會接觸校園外的世界，「為將來進入社會提前積累經驗」。

    不過，社會實踐在受訪大學生眼中也並非「盡善盡美」。關於社會實踐活動存在的不足，中青校媒調查顯示，57.19%的受訪大學生表示實踐機會有限、競爭激烈；49.79%認為缺乏與專業課程的緊密結合；同時，形式主義、缺乏深度和實質性內容（41.16%），指導和反饋不夠充分（33.76%），安全和權益保障不足（14.68%）等，也是受訪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活動亟待解決的問題。

    期待各界支持，受訪大學生願意社會實踐走實走心

    在楊健民看來，目前給予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名額和機會有限。「我們支教團只能容納十多位同學，但想來參與活動的人有很多。」此外，楊健民期待有更多社會組織的加入和幫助，「我們上課用的教具、玩遊戲過程中準備的小道具都有限，如果能有社會資源支援，讓每位同學上課的體驗更好，就可以避免他們覺得自己被區別對待了。」楊健民說。

    同樣的問題，佟健菘也深有同感。他希望社會各界多為大學生提供社會實踐的崗位：「像今年，服務隊共收到了80多份報名簡曆，但由於場地、人數等限制，最終只能選定12位同學。」佟健菘希望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彙入社會實踐的浪潮中，幫助大學生更好地成長曆練。

    中青校媒調查發現，針對社會實踐活動現存的問題，76.69%的受訪者希望社會提供更多的實習和實踐崗位，68.94%期待社會實踐活動得到更多資金和政策支持；60.93%希望建立社會實踐的法律保障和權益保護；59.55%鼓勵企業和組織發起或參與社會實踐項目；49.02%建議通過媒體宣傳提高社會實踐的社會認可度。

    與此同時，佟健菘還期待高校可以為大學生的社會實踐「補補課」。「身邊一些同學有很好的社會實踐創意，但創意落地的過程並不順暢，原因大多是缺乏社會經驗，對於如何聯絡社會實踐場地，如何與校外企業、人員溝通方面出了問題。」針對類似的情況，佟健菘建議高校開展「社會實踐課」，邀請有社會實踐經歷的學長學姐分享真實案例，「以自己的故事現身說法」。中青校媒也在調查中發現，74.49%的受訪大學生期待高校加強與企業和社會機構的合作；74.02%希望學校能夠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和資源，54.31%期待強化實踐前的培訓和指導。

    學校在出行前組織的培訓，就曾給張芃林幫了大忙。「如今，正處在龍眼收穫的關鍵時期，村民們很忙，我們要調查的內容又非常多，再加上這裏大部分村民講客家話，因為聽不懂，我們經常遭到拒絕。」指導老師告訴她，調研中要把問卷的書面語改成口頭語，比如別問農民「您家勞動收入多少」，要直接問「你們家荔枝賣多少錢」。成功走進第一戶農民家之後，張芃林逐漸自信起來，現在他們已經收集了30份問卷，為後續的分析研究積累了一定基礎。

    朱傳奇表示，真正好的調研並不是「看幾個展板」，而是讓學生實地深入農村。通過真實的走訪，不管是對人生的思考、對世界的認識，還是學習動力，都「有些東西能夠進入頭腦里」。他希望學生們不要沉迷在數據里，而要記得廣袤的土地上，有一個個認真生活的人。

    這已經是陳逸第4次下鄉，在畢節市赫章縣的街道上，她遇到了許多彝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老人。「他們經常問我，能不能等他們換一身民族服飾再來拍，還有更多老人邊拍邊感歎，自己一輩子沒怎麼拍過像樣的照片。」最讓陳逸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遠道而來的奶奶，一直說著她聽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她的家住在赫章縣的山上，下來一趟非常不容易，所以她反復對我們說著‘謝謝’。」

    楊健民第一年支教結束的時候，與他對接的小男孩哭了很久。那個平日裡被球砸到臉都不會哭的男孩，小聲詢問楊健民，明年還能不能再來。楊健民說：「能！」並在第二年兌現了自己的承諾。楊健民知道，自己能為這些孩子做的事並不多，但就像支教團的名字「蒲公英」一樣，哪怕只是「一點點」，他也想出一份力，盡一份責，讓蒲公英的種子能在更多角落生根發芽。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羅希 記者 程思 實習生 陳宇龍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8月26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