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守護人｜孫猛：又見故城

2024年8月14日，路縣故城考古工作站，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通州區路縣故城遺址考古工作負責人孫猛。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北京文化守護人孫猛，1979年12月出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曾先後參加過金代皇家陵寢、圓明園等的考古發掘。2016年開始負責通州區路縣故城遺址考古工作。2017年4月，路縣故城遺址榮獲「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所編寫的《盛世調吉水 古都遺博珍：南水北調中期一線工程北京段出土文物》獲北京市南水北調工程優秀成果二等獎，《北京考古史·元代卷》獲北京市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通州考古工作站位於兆善大街附近，周邊一棟棟嶄新建築正拔地而起，卻與在此工作多年的孫猛沒能形成強關聯。孫猛忙碌在通州的歷史光影里，「活」在劉邦、王莽、劉秀的年代，確切地說，他的目光，始終鎖定在「路縣故城」。

今年是路縣故城遺址考古項目進行的第九年，2016年，城市副中心建設前期考古勘探時發現了西漢古城遺址，通州的建城史由此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考古研究工作同年啟動，孫猛常駐通州。

路縣考古中發現的文物，不像諸侯帝王陵寢勘探那般閃耀吸睛，很多是挺「生活」的發現，一百五十多座兩漢水井、戰國時期水稻遺存，3年前剛發現的魏晉時期銅熨鬥、鐵農具。提起這些，孫猛津津樂道，「文物沒有高低之分，越普通的東西，越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真實生活。」

發掘與整理仍在繼續，路縣故城遺址公園二期年底完工，會與園內博物館同步開放，將結合考古現場，打造成公眾全過程參與考古的遺址公園。這座曾活躍在兩漢時期的古城，穿過兩千年歷史塵煙，再次被公眾看見與感知，孫猛覺得，那是副中心城市文化的「根與魂」。

找城牆

孫猛被曬得很黑，那是長期露天工作的標誌，他右手臂上有如魚鱗般脫皮的痕跡，曬傷剛剛痊癒。7月份北京最熱的時候，他在考古工地上發掘，總愛備著藿香正氣水，辛辣的口感，能讓自己舒緩一些。

從考古工作站出來，穿過一大片空地，再向前走七八百米，遠遠地看到土黃色的城牆矗立，「我們到了，穿過這個城牆，就是路縣故城的城內。」孫猛話語間有種「到家」的得意。 

這個點位對孫猛很重要，8年多以前剛到路縣故城的時候，他面臨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找城牆」。

路縣故城位於通州區潞城鎮古城村，是目前所知通州地區最早且唯一的秦漢時期城池。西漢劉邦年間，設路縣並建城，屬漁陽郡；王莽改路縣為通路亭；東漢恢復西漢舊稱，但改「路」為「潞」，始稱潞縣。如今考古勘探的城址，就是兩漢時期路（潞）縣的遺存。

「大家都知道，這片範圍內有個古城，可具體在哪兒，誰也不知道，因為整座城都埋在地下。」城牆是確定古城位置最基本的標誌，「如果你跟北京市民說，這裏有個路縣故城，起碼要有城牆。」

古城到底還存不存在？孫猛當時對此有些擔心。

此前同事黃興、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長郭京寧等人已找到一段東西向城牆，但需要確定是南城牆還是北城牆。「城牆的北邊是運潮減河，如果這段城牆是南城牆，那麼整座城有一大半在河裡，基本被破壞了，沒必要再進行整體保護了。」孫猛說。

2016年7月，孫猛作為路縣故城考古項目負責人，正式進入路縣故城考古工作站，和2015年底到達的第一批隊員會合。那時，他們在村里輾轉居住了一年多。十平方米不到的空間內，平均要住五個人，每天早上5點起來煮一鍋雞蛋，6點他們就來到工地幹活。

城牆的位置和當時副中心的規劃息息相關，太多目光聚焦在這片工地上，等待一個明確的結果。

「心裡確實著急。」孫猛說，「給了你時間，讓你去做這件事，假如地下明明有古城，你沒有找到，規劃確定以後，開工建設又發現了，這算失職，直接影響後續的文物保護。」

那時，路縣故城上的古城村剛剛搬走，工地上覆蓋著大量建築、生活垃圾。孫猛等人艱難撥開雜物，用手中的洛陽鏟，一點點探進土層，尋找城牆的夯土遺蹟。考古清理工作沒用機械，全靠人工，遇到洛陽鏟探不下去的地方，他們就換個位置再探。如此反復，經過兩三天，終於在東面找到一段南北走向的城牆。

「找到兩面牆後，南城牆和西城牆的勘探就順利多了，最終讓四面城牆閉合就可以。」孫猛說。至此，深埋於地下的路縣故城輪廓終於浮現。

大遺址

城牆找到了，邊長近600米，光城址本體就相當於142個足球場，這還不算城外遺址區與墓葬區，這是一個真正的「大遺址」。北京通州發現了一座典型的漢代中等城池，孫猛為此鬆了一口氣。

但是，找到城牆之後呢？他有些迷茫。來路縣之前，孫猛從未接手過大遺址項目。「大遺址包含的內容太複雜，不像單純的墓葬區，工作量很大，需要有整體意識。」因此，他只能邊問、邊干、邊學習。

諮詢了專家意見後，他帶領隊伍著手開始尋找城的其他必要附件——城壕、護城河、漢代人類活動層。經過兩個月的努力，城的年代、形製終於大體確定。一年多的時間，孫猛等人共勘探122萬平方米，發掘4萬餘平方米，發現了漢代路縣故城城址及其周邊的墓葬群，填補了漢代縣級城址考古的學術空白。

2017年，「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北京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項目從25個終評項目中成功入選。那時，除了路縣，還有其他考古工地同時開工，孫猛忙得焦頭爛額，沒有想到真能夠獲獎。在他看來，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自己「沾了最終彙報的光」。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區，能夠進行這麼大規模的考古，而且能把原址整體保護下來，對以後北京甚至全國的考古工作，都能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孫猛說。

文物沒有高低之分

1979年出生的孫猛，大學是歷史文博專業，2002年，正趕上北京文物研究所（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招人，孫猛應聘進入該所，真正成為一名考古人員。這些年，他先後參加了北京奧運場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等重大項目的基建考古工作，並參加了圓明園、香山靜宜園、琉璃河西周燕國墓葬、房山金代皇家陵寢等的發掘。而更多人知道孫猛這個名字，是從路縣故城開始。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勘探與研究工作，讓一座古城得以用最直觀的方式展現在公眾面前。漢代路縣故城遺址被發現後，政府部門隨即決定在這裏建設遺址公園，出於遺址保護和公園建設的考慮，位於遺址西側、原計劃建設的京唐鐵路和城際聯絡線鐵路規劃被緊急修改。

規劃中的鐵路線從西南貫向東北方向，而這裏正是路縣故城城牆的勘探位置。為了保留住掩埋在地下的古城牆，原本在地上建造的鐵路線被改為地下，深度達到19米以上，從而繞過並遠離古城牆。

此後，路縣故城的發掘仍在持續，不時帶給人驚喜。2020年，路縣故城城外西南部，較為集中地出土了一定數量的煉渣、爐壁殘塊等冶鑄相關遺物，這是首次在路縣故城遺址周邊發現大規模的冶煉相關手工業遺存，為研究漢代路城地區手工業及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

「最明顯的就是鐵器，漢代冶鑄鐵器的水平是很高的，如出土的鐵軸承、棘輪等，可以看出當時漢代在世界上的冶鐵水平是一流的。木材的加工水平也很高，但北京的氣候、水土很難保存下來。」孫猛說。

最令孫猛驚歎的是一百多座水井的發現，水井又多又密，有土井、木井、磚井等，部分出土陶罐。2021年，孫猛等人還首次發現了魏晉時期的最大規模窖藏，出土一百多件器物，包含鐵器、銅器等。「光銅鏡就有8件，還有銅熨鬥、鐵燭台、鐵農具等，很有意思。這些器物擺放整齊，給人感覺是有意識地埋藏，可能跟時代戰亂有關。」

「路，是縣一級的城市。它不一定像當時的核心地區那麼發達，但處在農牧民族的交彙地帶，地理位置很重要。」孫猛說，「文獻記載顯示，漢代的城市跟唐桑治以後的開放型城市很不一樣，城裡面有軍隊、倉庫、衙署、市場、學校，官員或有錢人可能會住進來，但普通的居民都不住在城里，漢代城市還是以政治功能為主。」

路縣考古，並不像皇陵或更早的商周時期那般，出土的文物總能吸引公眾好奇的目光。更多時候，孫猛和同事是和普通的陶片瓦罐打交道，默默無聞地進行記錄、修復、研究。

在孫猛看來，文物沒有高低之分。「越普通的東西，其實更能反映出真實的生活面貌，考古要得出的，還是對當時社會整體的普遍認知。」孫猛說，「等級高、精緻的文物，能反映當時最發達、最頂尖的工藝，但這代表的只是處於社會金字塔尖的那部分人，這也是社會關注點和考古研究關注點的區別。」

今年是路縣故城考古發掘的第九年，孫猛將和同事把遺址東區一千平方米的城址區揭露出來。「大遺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都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比如，殷墟考古和研究已經持續了近百年。只有通過持續考古和研究，才能不斷補充、完善認知。」

新京報記者 展聖潔

編輯 樊一婧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