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一幫那些孩子們，也許就拉回來了

    「向陽花」未檢工作室的工作內容很龐雜。幫教涉罪錯未成年人、幫助未成年受害人只是未檢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團隊成員還到幼兒園、中小學上法治教育課，幫有需要的孩子聯繫公益心理諮詢師，等等。跟保護未成年人相關的事，他們都關心。受訪者供圖

    多年前的一起性侵案件一直縈繞在女檢察官計鴻的心頭。

    嫌疑人被繩之以法，判處有期徒刑10餘年，但陰影還長久地留在孩子心裡。

    那個小女孩原本活潑開朗、喜歡跳舞，受侵害後，小女孩變得沉默、不願見人。家人為了保護孩子，也拒絕讓檢察官繼續接觸孩子。

    計鴻2010年大學畢業後來到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人民檢察院工作，當時專門負責未成年人相關案件。面對這個孩子，計鴻既心疼又不知所措。她想幫幫這個孩子，卻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在後來的辦案經歷中，計鴻看到許多令人痛心的事實：在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案件中，性侵案件格外突出。她一次又一次體會到那種心疼與不知所措相交織的感覺。

    處理涉罪未成年人的案件也同樣棘手。

    2020年，這家位於西岸小城的基層檢察院成立了「向陽花未檢工作室」，開始嘗試用更多方式來幫助孩子們。

    從受害的孩子延伸開

    計鴻當了14年檢察官，她記得，2010年剛參加工作時，未成年人案件仍跟普通案件一同處理。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增設了「未成年人特別程序」，開始推進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司法措施，司法領域越來越重視對未成年人的保護。

    這一趨勢也層層傳導到這個基層檢察院。

    當時，未成年嫌疑人的案件由安順市另一家檢察院統一管轄，平壩區人民檢察院處理的均為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案件。

    在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案件中，性侵案件是不容忽視的一大類案件。計鴻發現，這些案件大多數是熟人所為。

    計鴻也感到，「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發生後，檢察官除了打擊犯罪嫌疑人，其他做不了什麼」。

    而跟打擊犯罪同樣重要的，是救助那些受害的孩子，讓他們儘早過上正常的生活。

    計鴻注意到，人社、婦聯、團委、關工委等多個部門都有救助未成年人的責任，但各部門互不瞭解，力量較為分散。她想，可以創辦一個專門的工作室，集合這些社會力量，給未成年人提供更專業、更全面的救助。這一想法得到平壩區人民檢察院的支持。

    2020年，平壩區人民檢察院在當地一所醫院建了「未成年人一站式救助中心」。跟醫院病房和傳統的詢問室相比，這裏佈置得更為活潑、更有童趣。救助中心有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避免不同辦案部門重覆詢問、給受侵害的未成年人造成二次傷害；醫生也可以在救助中心的檢查室里為孩子檢查身體。

    平壩區人民檢察院的辦公樓里也裝修了一個房間。陽光從寬敞的窗口射進來，照到明黃色的牆壁上。窗邊擺著幾十盆各種各樣的多肉植物，一面牆上貼著一張「頂天立地」的大樹貼紙，這是「許願樹」。牆上貼了許多彩色的便利貼，那是孩子們的願望。房間另一頭放著沙池，旁邊還擺了整面牆的沙池道具——這些都是心理諮詢師做心理疏導的工具。檢察官在這裏訊問、詢問未成年人，或跟孩子們談話。

    「只要是保護未成年人的事，我們就會去做」

    王曉瑤去年年初成為向陽花未檢工作室的負責人。這位有10餘年工作經歷的女檢察官過去辦案時，關注的主要是「技術問題」：程序是否合法、量刑是否精準、法律適用是否準確……

    但未檢工作的內容要龐雜得多。

    過去，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僅辦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2015年5月，最高檢出台《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八項措施》，要求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對象範圍全覆蓋。未檢工作的範疇逐步擴展到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以及其他權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

    2022年，當地一個男性持刀砍傷一名17歲女孩，導致女孩重傷。嫌疑人按照程序被逮捕、宣判，但他沒有賠償能力。受害女孩的家境也不富裕，母親到處借錢給孩子治療，後來因為欠費，女孩面臨停藥。

    計鴻和同事瞭解這一情況後，為女孩申請到5萬元的司法救助金。檢察官們還聯繫了當地紅十字會、民政局、團委等多個部門，又為女孩籌集了5萬元。

    女孩當時在學紋眉、美甲技術，全靠雙手工作。但在那場案件中，女孩出於自衛本能，用手護住頭，雙手受傷嚴重。再加上創傷後應激障礙，這個17歲女孩的頭上冒出了白髮。

    為了開導女孩，計鴻聯繫了心理諮詢師，希望幫女孩疏導內心壓抑的情緒。

    除此之外，計鴻還做了更多「外延」的工作。

    女孩當時在一家酒吧被砍傷，酒吧老闆明知嫌疑人持刀，卻沒有盡到安全義務。計鴻建議女孩向酒吧老闆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她作為檢察官，也履行了支持起訴的職責。

    計鴻在實地走訪時還發現，案發酒吧及轄區內很多酒吧都沒在門口張貼「未成年人禁止入內」的標識。她就此提起公益訴訟，並提出檢察建議，要求轄區市場監管部門履行職責。

    這一案件告一段落，計鴻因工作崗位調整，離開了向陽花未檢工作室，檢察官王曉瑤和檢察官助理錢平珍繼續關注這一案件。

    嫌疑人有兩個年幼的孩子，當時只有三四歲。錢平珍注意到，嫌疑人被判刑後，妻子也離家出走，奶奶照顧兩個孩子，爺爺到處打零工養家。

    錢平珍家訪時看到，老人帶著孩子住在簡陋的房子裡，沒有太多像樣的傢俱。家裡還用著老式的電視機，房間里繫了一根竹竿用來掛衣服。

    儘管兩個孩子生活如此艱難，但孩子母親拒絕履行撫養義務。

    錢平珍支持兩個孩子向母親提起訴訟，要求母親支付撫養費。法院支持了兩個孩子的訴訟請求，母親每月支付1200元的撫養費。錢平珍還將孩子的情況反映給當地民政部門、教育部門，為孩子提供低保和補助。

    這些年來，未檢工作的覆蓋面越來越廣泛，小到監督校園門口的小吃店，大到預防犯罪、法治教育，都歸他們管。

    「只要是保護未成年人的事，我們就會去做。」「向陽花」負責人王曉瑤說。

    「我是不是哪裡還沒做到位」

    家庭教育指導師夏朝陽見到小劉（化名）時，他才上小學五年級，長得又高又壯。

    小劉上課時被老師批評，一拳重重地砸向瘦瘦的老師。他還搬起凳子扔到樓下，險些砸到人。學校不敢留小劉繼續上學，又拿他沒辦法，只好給向陽花未檢工作室打了電話。

    這幾年，「向陽花」逐漸在當地有了名氣。「學校、社區遇到處理不了的未成年人難題，會想起‘向陽花’，給我們打電話求助。」計鴻說。

    向陽花未檢工作室將小劉的案例交給夏朝陽後，這位有十餘年諮詢經驗的家庭教育指導師照例先去做家訪。原來，小劉的父親坐牢、母親不知所終，小劉從小在福利院長大，缺乏父母的關愛。

    2021年，夏朝陽所在的安順市家庭教育協會跟向陽花未檢工作室合作，這些熟悉青少年心理特徵的專業人士開始介入未成年人的救助、心理疏導等工作。

    認識的頭三個月，夏朝陽見了小劉28次。他把手機號留給小劉，不時半夜被叫醒去「救火」：小劉偷了商店的錢，被店主抓個正著、報了警；小劉到廢品收購站偷紙箱子，又賣回收購站，老闆發現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接到警察的電話，夏朝陽客客氣氣地道歉，又講明孩子的情況。警察歎口氣，擺擺手讓他把小劉帶回去好好教育。

    夏朝陽把小劉帶回自己家。他看到，當這個孩子被人好好對待時，會變得不一樣：他會自己疊被子、洗碗、煮麵條，不惹事。夏朝陽出去講課，小劉給他當助理，打打下手、維持秩序。

    小劉原先不會笑，常常面無表情。與同齡人或成年人對視時，他急忙低頭躲避目光。他只敢盯著比他小的孩子，眼神凶狠。

    夏朝陽知道，這是因為小劉缺乏安全感。他耐性地陪著小劉，一起做事情、一起生活。慢慢地，小劉會笑了。

    夏朝陽關注小劉三年多，至今還在跟小劉保持聯繫——這是他關注最久的一個個案。他聽說，小劉現在跟同學的關係很好，老師還誇小劉自律。

    未檢工作中有很多充滿挫敗感的時刻，尤其是涉罪未成年人的工作。王曉瑤形容，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有時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個男孩因犯罪被檢察院附條件不起訴後，王曉瑤格外關注他，一週跟他影片聊天一次、一個月見一次。不到兩個月，男孩又因為盜竊被抓，數罪並罰，判了實刑。

    面對這些情況，王曉瑤常常陷入自我懷疑：「我是不是哪裡還沒做到位？」

    檢察官們希望最大可能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王曉瑤經常到公安部門瞭解轄區內的治安情況，分析哪些地區的未成年人犯罪較為突出。她不厭其煩地聯繫村委會、學校，帶著課件，去那裡講課。

    王曉瑤梳理案件情況時發現，在未成年嫌疑人和未成年受害人中，留守兒童的佔比都很高。辦案之餘，她和同事花了很多時間走訪偏遠的鄉村學校，給孩子們上法治教育課。

    王曉瑤談到，去年一年，向陽花未檢工作室做了100多場講座。每堂課結束，她都會留下自己的手機號碼、微信號。

    她總是期望，「我們幫一幫那些孩子們，也許就拉回來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雅娟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4月29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