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刑法增設「暴力傷醫罪」，有必要嗎？

7月20日淩晨1時，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發佈通告顯示，7月19日13時許，該院心血管內科李晟醫生在門診診療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傷害，致多處嚴重損傷，經搶救無效，於當日21時許不幸去世。

據媒體不完全統計，自2000年以來，公開報導的傷醫事件就超過400起，其中數十起案件致醫生死亡。

針對暴力傷醫的刑法規製，有分析認為，根據司法球證現狀，對於故意傷害醫務人員的行為法定刑較輕，導致對醫護人員保護不足。

還有觀點建議，立法機關加大對暴力傷醫行為的規製力度，對不同類型的暴力傷醫行為製定專門的法律條款，進行懲處。如在刑法中增設「醫療暴力罪」或「暴力傷醫罪」等專門罪名，將暴力傷醫的行為作為定罪量刑的從重處罰情節予以考量。

這些建言，在情緒傳遞和價值取向上高度一致，在技術方案上卻頗有不同。前者是基於現行立法的司法判斷，落點在依法嚴懲；後者是基於醫生的特殊身份，指出現行立法尚存短板，落點在修法以補強對暴力傷醫的打擊。

個案影響立法的例證，並不鮮見。事實上，十餘年來，每次輿論對傷醫案的聚焦，都多多少少在為制度的修正助力。

如2012年4月30日，衛生部、公安部聯合發出《關於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明確警方將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對醫鬧等擾亂醫院正常秩序的七種行為予以處罰。

2015年8月，借刑法修正案（九），輿論呼籲日久的「醫鬧」入刑獲通過。依據該修正案，對「醫鬧」的首要分子，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製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暴力傷醫事件，不僅關係到醫務人員的人身安全，也關係到整個醫療體系的穩定和正常的醫療秩序。若從侵害人身權利罪觀察，在法律性質上，傷醫案與傷警案、傷師案、傷親案等並沒有本質的不同。針對任何一個職業的暴力行為，都需要我們重視；任何一個群體的恐慌，都需要制度的關懷來安撫。

換言之，雖然目前並沒有專門針對侵犯醫生權益的刑事個罪，但現有的法律條款，如故意傷害罪等，已經足夠用來嚴懲暴力傷醫行為。若暴力傷醫是群體所為，還可能觸及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對主犯可數罪並罰。只要正確運用現行法律，確保對犯罪行為不枉不縱、依法嚴懲，就可以確保司法公正與社會公正的統一。

事實上，立法並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矛盾，即便專門設立「暴力傷醫罪」，也難以預防極端個案的發生。醫患關係從緊張到正常化，無論司法還是立法，單兵突進都註定收效甚微。

這既需要醫保政策、兜底措施發揮效力，避免患者及其家屬因病致貧甚至人財兩空的情形，也要進一步推進醫改，強化醫生權益保障。尤其是，醫院或科室經營任務，不應該成為醫生的任務或負擔。

輿情喧囂，但價值指向多元。醫患矛盾，在輿論場上延宕多年，多元化表達早已形成。情緒渲泄有之、理性建議有之、站隊吃瓜有之、司法對策亦有之。專設「暴力傷醫罪」的呼聲背後，更多是對極端個案的憤懣情緒疊加，輿情應予充分尊重並經理性分析研判，將之轉化為司法決策和立法建言。若盲目迎合，反而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患者與醫生，今日無冤往日無仇。讓患者或患者家屬對一個陌生人起了「殺」心的，很多時候並不是醫生醫德不正或醫術不精。相當數量的暴力傷醫案，還在於醫患之間缺乏有效溝通和理解，且患者一方又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中立第三方來解疑釋惑、定分止爭。

一個充分有效的溝通機制，一個便捷有效的救濟渠道，當為舒緩醫患關係、化解醫患矛盾所必需。

而解決暴力傷醫問題，也應回歸系統工程之中，需要法律、政策、醫療改革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通過綜合治理，才能真正保障醫務人員的權益，營造一個和諧有序的醫療環境。這不僅有利於醫務人員，也有利於患者，更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撰稿 / 王琳（法律學者）

編輯 / 徐秋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