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傑姆奧盧：揭開制度與增長之謎的經濟學巨匠
文|《比較》研究部主管 陳永偉
2024年盧保經濟學獎花落三位美國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的Daron Acemoglu（
達龍·阿傑姆奧盧）、Simon Johnson（西蒙·莊臣）與芝加哥大學的James A. Robinson（占士·羅賓遜）。他們憑藉對「制度如何塑造並影響國家繁榮」的深刻洞察共享此殊榮，這一理論為我們揭示了國家貧富差距的根源。
「高產」的經濟學家
阿傑姆奧盧，這位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傑出經濟學家，自青年時代起便展現出非凡的學術潛力。他在1989年獲得學士學位後，遠赴倫敦經濟學院深造，並於1990年和1992年分別獲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短暫留校任教，隨後加入麻省理工學院，成為該校助理教授，並在此後的職業生涯中一直深耕這片學術沃土。
在麻省理工學院，阿傑姆奧盧的學術才華如泉湧般湧現，他在經濟增長、技術演化、收入分配、社會網絡、契約理論以及民主政治等多個領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論文頻繁亮相於各大頂級期刊，成為經濟學家們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
哈佛大學教授曼昆甚至曾在博客中打趣道：「阿傑姆奧盧一定有個孿生兄弟在幫他寫東西，否則我無法想像一個人能有如此高產！」
阿傑姆奧盧的傑出貢獻為他贏得了無數榮譽，包括美國勞動經濟學會的最高獎「沙爾文·羅森獎」、貝茨·克拉克獎以及芝加哥大學設立的首屆「舒爾茨獎」。而他的入室弟子、《政治經濟學雜誌》主編西摩亞教授，正是為他頒發舒爾茨獎的芝加哥大學教授。
從制度看經濟增長源泉
在經濟學領域，阿傑姆奧盧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獨到見解。
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增長就是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問題。究竟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什麼？早期的經濟學家們傾向於從物質原因來解釋經濟增長，即認為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增加帶動了經濟增長。他打破了傳統經濟學對經濟增長源泉的片面解釋，如資本和勞動力增加、技術研發和人力資本投資等，轉而深入探究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
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經濟史學家」就開始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各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並試圖將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歸因於保護私人產權的制度。盧保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但是，早期「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大多還是停留在「講故事」的層面上，雖然他們引述了大量的史料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但由於較少使用現代經濟學中通常使用的計量研究方法，因此其分析思路就顯得不甚嚴謹，一些觀點也難以驗證。
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通過巧妙的方法，驗證了制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他們查閱了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殖民記錄，統計了殖民者的疾病死亡率，並據此推斷出殖民地的制度類型。通過精密的統計分析，他們發現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與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從而有力證明了制度的重要性。
制度本身怎麼演化?
在證明了好的制度有助於經濟增長後，阿傑姆奧盧並未止步，而是繼續探索制度本身的演化規律。
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朗奴·科斯曾經提出過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產權清晰界定且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產權的初始分配不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交易的雙方可以通過談判來實現產出的最大化並將新增收入在交易雙方間分配。如果把科斯定理推廣到政治領域，便會得到如下觀點：當一項制度使一部分人獲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損時，雙方可以通過談判來達成協議，選擇最有效率的制度然後由制度的獲益者補償受損者，這就是有效制度論，也即阿傑姆奧盧所稱的「政治科斯定理」。
阿傑姆奧盧不同意「政治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在他看來，制度變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團政治力量的變化，如果在舊制度中受損的階層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實現制度變遷，那麼有效率的制度就不會出現。針對諾斯關於莊園製興起的例子，阿傑姆奧盧指出，幾乎是在西歐莊園製興起的同時，東歐出現了更為嚴酷的農奴製。這很明顯地說明，並不能從效率的變動來解釋制度的變化。因此，造成西歐莊園製興起的根本原因並不是效率的改變，而是西歐勞動力價格的提高讓勞動者的相對地位得以提升。
他強調，制度變遷是各集團矛盾鬥爭的產物，而勝利者選擇的制度標準往往是最大化本集團利益而非國家或全體人民的利益。
呼籲對AI技術進行更民主化的控制
近年來，阿傑姆奧盧對AI技術的蓬勃發展也給予了密切關注。然而，與許多對AI樂觀的學者不同，他持謹慎態度。他指出，技術具有雙重潛力，既可能改善社會福利，也可能加劇不平等。他擔心AI技術會成為一種「濫用技術」，通過自動化排擠人類勞動來提高利潤率，從而加劇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分化。因此，他呼籲對AI技術進行更民主化的控制，並製定適當的規製和政策進行管製。
阿傑姆奧盧的學術生涯充滿了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對現實的深刻洞察。他的研究成果不僅為我們揭示了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神秘聯繫，也為我們提供了思考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寶貴啟示。
編輯 陳莉 校對 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