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如何善用“兩隻手”？經濟學家：升級政府行為到4.0版本，建設高質量市場經濟

封面新聞記者歐陽宏宇

近期，多項經濟數據公佈，中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態勢不斷鞏固。成績的背後，宏觀政策調控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如何理解當前政府與市場這“兩隻手”的關係？要提振經濟，“兩隻手”又該如何協作？

4月29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五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研討會上，多位經濟學家表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問題既具中國特色，又要兼容世界。專家同時建議，政府要多對市場主體的動態競爭能力進行中立普惠賦能，建設對市場友好、創新增進的賦能型政府。

為何要釐清“兩隻手”的關係？

專家：更好建設高質量市場經濟

與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到的“看不見的手”相對應，“有形的手”同樣作為一項經濟學的重要概念，泛指經濟政策法規等從外部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的各種宏觀調控手段。

在SAGE國際學會聯合主席、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有形的手”已變得越來越重要。一方面，是由於政府已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行為主體，不僅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另一方面，政府的行為取決於自身的機構和激勵設計，並直接決定著現代市場經濟的表現。

SAGE國際學會聯合主席、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

政府為何要介入調控市場？內羅畢大學教授卡布伯·瑪利亞拉認為，主要是兩方面原因，一是減少市場失靈；二是應對不平等。但她同時提醒，政府失靈的情況同樣存在，因此需要警惕尋租行為、庇護主義等情況發生。

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董誌勇以電梯安裝項目中的政府與市場關係演變為例，分享了自己關於兩者傳統關係的思考。相關政策出台後，政府強製推進電梯安裝，涉及政府、企業和居民三方博弈：政府提供補貼、企業墊付缺口、居民享受服務。然而，隨著近年來遊戲規則的變化，補貼減少、企業退出、招標流產。“這場博弈體現出政府在引導市場中的作用和邊界問題。”

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董誌勇

在多為經濟學家看來，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意味著能更好地發揮市場的作用，建設高質量市場經濟。

“新一輪改革的‘新’，首要指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央財經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用經濟學學科評儀組秘書長馬海濤認為，在“三新一高”的框架下去思考如何進行新一輪的財政體制改革，是改革的核心問題，尤其是新一輪改革的邏輯起點是否聚焦在政府和市場關繫上，必須要釐清。“因此，下一輪的改革方向，首先要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調整力度，其次要考慮整個財政資源的統籌問題，全盤協調新使命、新要求和改革措施的系統性。”

中央財經大學校長馬海濤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兼顧市場和政府優勢，破解經濟學上的難題。”董誌勇也認為，從新時代改革開放的經驗，就是政府逐步歸位，釋放市場活力的過程，即應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鼓勵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

如何處理好“兩隻手”的關係？

專家：建設賦能型政府，正確看待增長潛力

那麼，應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這“兩隻手”的關係？

浙江大學副校長、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黃先海認為，這二者的關係既是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國處理與世界關係的基本問題。他建議，在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第三次迭代中，建設賦能型政府，將政府行為升級到4.0版本。

浙江大學副校長、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黃先海

所謂賦能型政府，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的動態競爭能力進行中立、普惠的賦能，實現市場友好、創新增進的政府行為。“也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進行機會、能力、條件的賦能，對市場行為主體進一步的增強。”黃先海由此建議，相對於傳統發展型政府的選擇型干預，賦能型政府的介入應聚焦於對市場主體在新興經濟領域的發展機會、條件和平台的中立支援。

在落實路徑上和舉措上，賦能型政府有四個方面值得關註：一是新賽道產業的發現，基於短、長專利生命週期領域的相機介入；二是發揮好政府引導基金來推進產業創新；三是培育新型創新組織，特別是鏈主型和平台型創新綜合體；四是圍繞推動科技產業創新探索“賦權-轉讓-收益”的成果轉化新模式。

圍繞賦能型政府職能，又該如何提振經濟？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劉培林表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力：第一，構建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拓展技術來源和外部需求空間；第二，深化改革，為企業的長期主義創新和投資活動，提供可預期的長期主義營商環境；第三，引導全社會正確看待增長潛力，避免低估潛在增速。與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相比，預期引導不用動用真金白銀，對經濟活動扭曲也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