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爾維婭·費代里奇 看見“過渡時期”的婦女

意大利學者西爾維婭·費代里奇（Silvia Federici）是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1974年前後）的創始成員之一。在隨後的三十多年間，她一直從事馬克思主義女權運動與寫作，在該領域影響重大。

那麼，在系統性研究獵巫問題之前，青年的費代里奇是如何加入到當時的女權運動中去的？她又如何參與了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思想的辯論？以及這些辯論對當代的全球女權運動又有哪些影響和啟示？

從小鎮女兒走向女性浪潮中心

1942年，費代里奇出生於意大利帕爾馬。在人生的頭幾年，她成長的小鎮每晚都遭到轟炸。而這座小鎮曾經是意大利反法西斯鬥爭的中心。費代里奇從小目睹了大量的居民被法西斯折磨殺害，也目睹了法西斯種種厭惡女性、重男輕女的行為。大學畢業後，她開始攻讀哲學學位。由於當時意大利經濟正經曆著戰後短暫繁榮後的衰退，婦女的失業問題變得嚴峻起來。1959年，意大利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比重是33.3%。1969年，婦女只占了總勞動人口的25.1%。費代里奇也只能找到一份臨時的教學工作，並一直住在家裡，受到重男輕女家庭的種種束縛。為了逃離當時的環境，她選擇赴美留學，並申請到了全額獎學金。她去到美國時，正值反越戰運動的高峰期，而底特律黑人社區的反抗運動剛剛結束不久。於是，在美國，她加入了當時反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學生運動。

1968年，她開始在一份激進的草根期刊《街頭公告員》（TOWN CRIER）發表英文作品，並同時參與了布法羅大學研究生雜誌《目的》（TELOS）的工作。大學期間，她創立了女權小組。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外出打工是婦女解放的必經之路。只有這樣，婦女才能加入工人階級，擺脫家庭主婦的束縛，成為一個有自己事業的獨立女性。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二戰後，部分歐美工人階級家庭（往往是居住在工業中心的白人家庭）的確在一段時期內享受到了“家庭工資（Family Wage）”的待遇——一個男性外出工作足以養活全家。同時，在冷戰和工會力量壯大的背景下，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更多的社會福利來解決大規模失業和振興經濟。國家開始投入教育、醫療、養老和社會服務，從而產生更多的高素質勞動力大軍參與大規模生產。家庭進一步固化成一個生產勞動力的私人空間，來消費大規模生產的日用品。然而福特主義和福利國家所帶來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上升是極其有限的。

即便在發達國家，也只有核心區域的產業工人才能享受到家庭工資的待遇，但這一待遇是以剝削邊緣地區和殖民地為基礎的。那些只能做家庭主婦的婦女，她們被隔離在有限的家庭空間內，價值得不到認可，她們也缺乏平等的就業機會。此外，更多的工人階級家庭（尤其是有色人種家庭）、農村家庭獲得的勞動報酬並不足以養活全家。這些家庭中的婦女一直都需要外出工作，並同時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勞動。於是，隨著19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放緩、福利國家的衰弱，風起雲湧的全球女權運動也在不同階級和思想脈絡的女性中產生了不同的策略和側重點。

以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為代表的美國女權主義者抨擊家務勞動和家庭主婦身份給婦女帶來的肉體與精神壓迫。家庭主婦們被孤立在家中，長時間做著不被社會認可的家務事。她於 1963 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成為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的奠基之作之一。在這本著作中，她以美國社會中“無以名狀的問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作為切入點，分析了1950-1960年代美國家庭主婦感到壓抑的原因。弗里丹認為，20世紀中的美國盛行的性別觀念強調女性的生育責任和家庭職務，同時限制了女性在更廣闊的世界中有所作為。女性的唯一追求就是去找男人，圍繞著丈夫和孩子生活，而忽略了自身也是一個完整的人，需要成長和發展。同時，由於女人整日獨自在家，她們這部分經驗是不可見的。她們等著丈夫回家，告訴他今天家裡發生的一切，卻始終得不到理解。

弗里丹的理論引發了大量女性的共鳴，同時也激發了女權運動內部的辯論。例如，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批評弗里丹把特定人群的女性經曆當成是普遍現象。弗里丹的寫作只專注於白人中產和上層階級家庭主婦的困境，忽略了下層階級和有色人種女性。成為一名家庭主婦從來不是底層女性的選項。她們一直都需要在外打工，同時完成所有的家務和照料工作。而對於黑人和貧困婦女而言，家務勞動是她們外出謀生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全家人的經濟來源，而與家人相處反而是一種奢望。

因此，以弗里丹為代表的白人女權主義並沒有充分瞭解工人階級婦女的需要，尤其是有色人種婦女和工人階級婦女的需要。同時，許多基於階級與性別交叉視角的女權主義者提出了她們的疑問。費代里奇也在這時讀到了意大利女權活動家瑪麗亞羅莎·達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與英國女權活動家薩爾瑪·詹姆斯（Selma James）合著的《婦女與社會翻轉》（Women and Subversion of Community），從而加入了這場論戰當中。這本小冊子成為了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的基礎文件，也啟發了費代里奇將家務勞動、性別的勞動分工置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分析。

讓婦女的勞動不再隱形

《婦女與社會翻轉》介紹了二戰後意大利女性面臨的雙重負擔：既要照顧家庭，又要成為一個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大量婦女外出打工後，家務勞動仍然主要由婦女承擔。這種勞動依然被忽視、被貶低。由於家務勞動被認為是女性的天職，婦女在外面的工作被認為是次要的，因此，女性在職場上依然面臨著歧視。

當意大利在戰後恢復後開始經濟下行時，女性首當其衝被要求回家。失業的意大利婦女不但承擔著家務勞動，還需要做一些食品加工、縫紉來補貼家用。這時，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女權主義者都認為只從事家務勞動和家庭生產的婦女不是真正的勞動者。對於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生產力的發展將最終消除家務勞動，那麼婦女的家庭負擔將迎刃而解。

《婦女與社會翻轉》從階級與性別的交叉視角，系統性地論證了家務勞動、婦女受壓迫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為何這些無償勞動對於資本主義的維繫是必要的。達拉·科斯塔指出了資本主義父權製的兩個互相關聯的核心問題：性別的勞動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和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首先，資本家要賺錢需要剝削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因此，社會需要不斷生產符合資本家要求的工人。於是，資本主義徵用了女性的身體來為其生育和撫養下一代的勞動力。同時，社會再生產同樣意味著勞動力生命的維繫與修復。男性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後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這些全部變成了女性的勞動，而這些勞動對於資本家而言都是免費的。

“婦女是僱傭奴隸的奴隸，而正是對婦女的奴役確保了對男性的奴役，”科斯塔在《婦女與社會翻轉》中寫道。

在科斯塔等意大利女權主義者論著的基礎上，世界各地強調馬克思主義和階級分析的女權主義者開展了名為“家務有償化”的運動。而費代里奇則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共同創辦了當地的“家務勞動有償化”行動，同意大利、英國、加拿大、瑞士的行動者一起推動這項國際倡議行動。

1972年夏天，費代里奇開始嚐試在紐約活動。然而，家務勞動有償化的主張在當時的女權主義者中並不受歡迎。儘管許多女權主義者對社會再生產的分析方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但是她們大多拒絕家務勞動有償化的主張。對主流的女權主義者來說，女權就是要和男人一樣外出工作，有同等的就業和受教育機會，而“家務有償”卻把我們帶回了廚房。

“你想把這種墮落賦予女性嗎？”費代里奇被問道。

面對種種質疑，費代里奇在1975年寫下了《以工資反對家務勞動》。這本小冊子的標題源自“家務勞動有償化”的英文——為家務勞動掙取工資（Wage for Housework）。費代里奇將這一訴求中的“為了”（for）改成“反對”（against），這也揭示出家務勞動有償化的政治意義——爭取工資是為了反對無償的家務勞動，讓整個社會看到家務勞動作為一項為資本服務工作的價值。“通過提出這一要求，我們（女性）的本性結束了，我們的鬥爭開始了。”她寫道。

長期以來，家庭被視為保護婦女的港灣，是充滿了愛的地方。而女性則是這種家庭之愛的主體。作為妻子和母親，她們需要被動、溫順、勤勞、隱忍。而這樣的女性氣質對於資本主義降低再生產勞動力的成本尤為重要。費代里奇表示，“男性在工作中受到的打擊越多，妻子就越得吸收這種打擊，男性就越會以妻子為代價恢復自尊。”逆來順受的婦女是男性在家外受壓迫的最佳出氣筒。而以男子氣概為包裝的家庭暴力則將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轉化成了家庭性別矛盾。婦女無償的順從和家務勞動對於資本來說就是金錢，“資本已經並且正在從我們的烹飪、微笑和做愛中謀利。”

可一旦給婦女的家務勞動發工資，男性難道不會希望婦女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嗎？家庭主婦會不會成為女性的刻板印象？面對這些質疑，費代里奇認為女性承擔了大量家務勞動正是因為她們的勞動是免費的。人們認為家務勞動是女人的事，她們樂在其中且不需要花費太多精力，因而女性在家做家務被認為是對女性的一種保護。而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能讓男性發現妻子、母親、女兒所做的家務是一種工作，她們的逆來順受是一種工作，她們的愛更是一種工作。要求家務勞動工資並不意味著女性得到了工資會繼續做家務。恰恰相反，要求工資是拒絕家務勞動的第一步，因為工資讓婦女的勞動不再隱形。

中世紀女巫與當代家庭主婦

費代里奇是如何從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轉向研究歐洲中世紀的獵巫運動的呢？現代的家庭主婦和中世紀的女巫有什麼關係？實際上，費代里奇的女巫研究起源於她自1970年代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時便開展的關於“過渡時期”的婦女研究。

儘管當時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已經將“性別勞動分工”作為重要的分析範疇來解釋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然而許多人還是認為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是一種千百年人類實踐出來的最優解。即便是當時的激進女權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也都傾向於將父權製視為跨曆史的文化結構，獨立於階級關係運作。因此，當時流行一種父權製疊加資本主義的二元理論。然而二元理論延續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中的性別盲點，也不能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為何推崇特定的二元性別關係，以及性別不平等與資本主義運作之間的內在關係。

因此，費代里奇和眾多女權理論家想要在曆史中尋找答案，尤其是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性別關係是如何變化的，性別關係的改變與生產關係的改變有何種聯繫。這項研究於1984年發表為《偉大的凱列班》一書，分析了在 16-17世紀的歐洲，家務勞動、性別關係以及生產關係的再造。同時期，費代里奇離開美國前往尼日利亞任教，目睹了當地的公共財產與社區被摧毀，國家對勞動力施行更嚴格的規訓，以及日益加劇的針對婦女的暴力。這一切都和資本主義圈地運動時期的歐洲極為類似——資本主義在擴張的過程中把個體變成馴服的勞動力時，也挑起了性別對立，讓女性在性別暴力中接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勞動分工。

由此，費代里奇產生了進一步挖掘這段過渡時期的婦女史的想法。1980年代，許多女權學者開始從性別的角度重新書寫婦女史，尤其是長時間不可見的中世紀婦女史。費代里奇正是在同時代女權學者的基礎上收穫了豐富的女巫史料，寫成了《凱列班與女巫》一書。

費代里奇憑藉生動的史料和紮實的分析向讀者揭示了現代的性別角色、性別分工和家務勞動是如何以殘暴的手段貶低婦女的勞動與身體實現的。在馬克思關於圈地運動的經典論述中，資本主義的擴張需要不停製造失去土地、失去其他謀生手段的工人階級。人們無法自主養活自己只能投身僱傭勞動中。但這部分僅僅是男性工人的故事。馬克思並沒有關注到此時的女性經曆。

和男性一樣，中世紀的女性曾經擁有自己的謀生手段，自己的社群，甚至組建了反抗封建領主的力量。但與男性工人的故事不同，當統治者利用宗教裁判所來懲戒那些不遵守勞動紀律的男性時，統治者同時利用了底層男性來馴服女性。國家賦予丈夫對妻子的絕對權威，放任男性對下層婦女進行虐待和強姦，刻意製造了性別對立來轉移階級矛盾。在國家的支持下，一半男性曾在城鎮中公開輪姦外出打工的無產婦女（娼妓、女傭或洗衣女工）。男性認為他們正在奪回那些被富人強走的原本屬於自己的女人。通俗的文藝作品開始大量描繪毆打丈夫、欺淩男性的潑婦形象，開始將暴力侵害婦女合理化。社會濃烈的厭女文化和性等級，不但為後續的獵巫運動提供了文化基礎，同時也分裂了無產階級。

獵巫是一場長達300年針對婦女的施暴，所有擁有一技之長、不相夫教子的、或者具有反叛精神的平民女性都可能被指控為女巫。這場社會變革將人的身體變為工作機器，也將婦女變成勞動力再生產的機器。心靈與身體分離，由心靈控製身體；生產與再生產分離，由生產統治再生產。婦女由此被禁錮在家務勞動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成為神話，而這段性別分工源起的曆史被遺忘。

重新發現再生產勞動

《零點革命》一書是費代里奇在《凱列班與女巫》後另一部重要的著作。這本書集結了她在三個不同時期的重要論文，從再生產勞動的角度總結了自己從女權運動到反全球化運動的政治曆程。在這部作品中，費代里奇借用了“再生產勞動”的概念，來囊括當今社會更多的勞動形式和社會抗議。再生產勞動包括了一切用於勞動力（即人類）再生產的勞動，從母親的無償勞動到自給自足的農業，再到報酬極低的護理服務。

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反資本主義動員並不主要是由馬克思所預測的革命主體——僱傭產業工人。相反，農村人、原住民、反殖民主義、反種族隔離已經成為了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力。今天，在非洲、印度、拉丁美洲，自給自足的農民、城市棚戶區居民和產業工人也在同資本主義的擴張進行鬥爭。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鬥爭很多是由婦女發起的，即使資本家宣佈她們作為勞動力毫無用處。因為，從事再生產性勞動的勞動者，明明做著人類社會最必不可少的工作（清潔、照料），但是他們的勞動被一再貶低。從事再生產勞動的工人長期處在低工資、超時和臨時的勞動條件中。而一旦這些低工資甚至是無償的再生產性勞動消失，資本主義將無法運轉。

費代里奇堅持認為，我們不能脫離全球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物質生產條件來理解或反抗壓迫。同時，如果不承認無償勞動在再生產領域產生的巨大賸餘和關鍵意義，我們也無法理解或推翻全球資本主義。因此，費代里奇認為在再生產勞動中，關於異化勞動的矛盾是最具爆炸性的。這就是為什麼它是革命性實踐的零點，即便它不是唯一的零點。

同時，再生產性勞動也為資本主義之外的社會模式提供了靈感。我們為之奮鬥的社會已經存在於現在和過去的社會中。正如她在《凱列班與女巫》中發現，資本主義並非成功支配了所有人。在被圍獵的三百年里，面對國家散播巫術恐懼從而鎮壓婦女的行為，無產婦女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她們組織和領導了各地的“反圈地”起義，在社會的邊緣實踐著強調共產、合作和自治的社群生活。

她將這樣的政治形式稱為“公共地政治”（Politics of the Commons）。這樣的反抗行動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向全球擴張時一直在世界各地發生。費代里奇在長期參與並記錄當今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鬥爭時發現，曾被資本主義所擊敗的社區精神，現在正以更大的規模和更高的成功率，在與全球化的對抗中重新崛起。

在這些資本主義外圍的公共地上，人們財富共享、集體決策、重塑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關係。受壓迫的人們透過自己賴以生存的日常活動發展出了合作的能力。這些行動不僅抵製了資本主義匠人“非人化”，同時重建世界，使之成為一個孕育、創造和關愛的空間。□龔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