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燮元逝世一週年｜唐雪康：記沈燮元先生的一次談論

按：2023年3月29日，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南京圖書館沈燮元先生逝世，享年一百歲。當晚草成輓聯云：

梁溪學人，江寧鉅子，功業傳天祿，太息謝家真盡矣；

金玉器質，鬆柏精神，知交結忘年，忍看遺墨痛何如。

後又憶及2021年夏，赴寧拜謁沈老時曾作長談，重溫錄音，感念無已，遂將談論內容大致整理，略誌鴻泥。今逢沈老週年祭辰，謹以此文，聊寄思存。並期同道君子，追懷遠逝風度，不斷向上追求。

倏忽之間，沈燮元先生仙逝已有半年多了。沈先生身體向無大礙，去年秋天通電話，知道他還能每日到南京圖書館工作。因此我也總是天真地認為，沈先生不會這麼早離去，至少能看到耗費數十年心血輯校的黃丕烈《士禮居題跋》順利出版。

初見沈先生，是2016年暑期在南京圖書館，不到七年的時間里，總共只見過四次面，三次在南圖，一次在蘇州。平日有事，偶爾會通過書信和電話聯繫。與沈先生結識的眾多前輩學人及忘年知交相比，我與沈先生的往來並不算十分密切。2021年7月16日，我由上海去南京，午後到南圖拜訪沈先生，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同沈先生見面。當時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尚未播出，沈先生也還沒有走進大眾視野。距我上一次拜訪，時間已過了兩年多，沈先生那日十分高興，談興頗濃，就在歷史文獻部那張他一直使用的辦公桌前，與我談了足足兩個多小時，天南地北，大體卻不離讀書與學問。杜詩云：「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湖奔」，我絕不敢稱是沈先生的知己，但沈先生這次的談論卻讓我感到有如淮湖之水奔湧而出，暢快淋漓。雖然是沒有任何準備的即興漫談，幸運的是，當時我也作了錄音。近來重溫，頗多感慨，現將談話主要內容略作整理，以存鴻爪，聊表對沈先生的懷念。

寒暄過後，我先將複旦大學許全勝老師托我轉交的新書《沈曾植書信集》上呈，是其歷經二十年蒐集整理的沈曾植書信，共計880通，且大半是根據信劄原稿釋文標點。我同沈先生講，這是「沈曾植著作集」第一種，目前許老師在進行沈曾植詩詞的整理工作，未來中華書局會陸續出版。沈先生聽完一邊翻閱一邊稱讚，圍繞沈曾植的話題講道：

沈曾植的東西，錢仲聯之前不是搞過一個《海日樓劄叢》，他的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近幾年出過。我以前買過一部詩集，錢仲聯校注的，錢仲聯是我的前輩同學，他學問很好的，之前我每年回家去看他一次，送點東西給他吃吃。

搞沈曾植詩有兩個難度，一個要懂佛經，不懂佛經不能瞎注，翻《佛學大辭典》是不解決問題的，要懂了才行的。一個要認字，沈曾植的章草不容易認。許全勝底子很好，根基比較好，像他這樣功底紮實的人不多，旁人不敢弄這個東西。

說到錢仲聯先生，我便說起之前看到一幅照片，錢先生站在當中，他出版的書籍摞成兩摞堆在兩旁，比他個子還高，以示「著作等身」。沈先生似也知道，聽完只是笑著說：「那個滑稽，用不著這樣的，沒得意思。」

沈先生當時雖已年過98歲，精力依然旺盛充沛，對任何自己感興趣，與學問有關的書籍，仍抱有瞭解、佔有的樂趣。他先是問到許老師之前出版的《沈曾植年譜長編》是否還有賸餘，表示想討一部。進而又詢及去年為我題寫書籤的「居貞草堂藏漢晉石刻輯考」是否已經出版？出版後送他一部書云云。接著又開心地對我講：

最近我寫了個了不得的東西，《中華再造善本》的圖章全都印出來了，他們讓我寫「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很長的一個簽，開本很大，不然印章印出來人家看不清楚。兩本很貴的，這樣他們會送給我，我就省得買了，現在買書買不起了。

問及備受矚目的黃丕烈題跋集的輯校工作，沈先生更是有說不完的話題：

現在稿子已經打好了，還在看校樣。這個弄的人太多了，從潘祖蔭開始，到王欣夫，有幾十個人參加這個工作。潘祖蔭搞的時候，有葉昌熾、汪鳴鑾等等幫他忙。後來繆荃孫搞的時候，章式之（鈺）和吳昌綬幫他忙。前前後後幾十個人。而且改得一塌糊塗，改的也不是一個人，莫名其妙改。

繆荃孫和王大隆弄的題跋是分開的，沒有並到一起，所以就有兩個頭，繆荃孫一個頭，經、史、子、集，王大隆一個頭，經、史、子、集，人家翻起來不方便。我現在要把兩個並在一起，把繆荃孫和王大隆沒有的做個記號，這樣人家看起來方便一點，我又發現了很多之前他們兩個人沒有看過的題跋。一共有八十多萬字，目前超過我的還沒有。

我現在條件好得不得了，我有幾百張書影，像北圖的書影，日本靜嘉堂給我的照片，還有就是影印出來的書影。以前人沒有辦法看，我現在幾分鐘就拿出來了，先期條件好，後期條件好。

現在還有個事情，講起來很笑話的，我不會計算機的，都是手抄，所以時間比較長，抄了幾十萬字了。

沈先生說完，順便指了指桌邊放著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出版的《黃丕烈藏書題跋集》，對我講：「這個不能看，一塌糊塗，兩個人搞的（點校者），一個稍微好一點，另一個更差，標點都點錯了，旁的不要談了，說明你沒有看懂這個東西。」

沈先生格外重視標點古書，認為這是很考驗功夫的學問，但在當下則易被輕視。沈先生每談到此，情緒即有些激動，還講了幾個例子：

我一直說搞古籍整理，特別是標點，是系統工程，包括一個人的名號等等，你不懂一樣東西就出毛病。要有基礎，要有興趣，現在很多學校中文系都沒有人了。現在年青人不肯下苦功，而且弄出來一塌糊塗，沒辦法。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誌》，原來中華書局出的，是讓馮惠民點的，錯得一塌糊塗。他用的不是嘉慶原刻本，用的是光緒的活字本，結果把底下的注全部刪掉了。底下的注都是版本啊，這個重要的，他不用原刻本，用活字本。標點也一塌糊塗。後來上海博物館的柳向春重新搞了，所以你看看標點不容易。

柳向春點《文祿堂訪書記》有些點錯了，我寫信給吳格講，再版要把它改正。柳向春蠻好的，按他的水平不應該錯的，他是粗心，所以還要細心一點。

解放以後兩個人一統天下，一個王力，一個呂叔湘，實際他們都是外國文化。呂叔湘標點一部書，後來給一個人指出來，他馬上打招呼，承認點錯了。他是外國的弄法。你看陳寅恪以前寫信給他妹妹（指陳寅恪《與妹書》），說我要買多少多少書。另外講到語言學，他說我們是藏緬語系，外國的東西，不是我們語系裡面的。後來《馬氏文通》就是日本語法，現在引進來的都是外國文化。

聊到複旦從事文獻學研究的一些師長，沈先生提到了陳尚君老師（上一次見面，沈先生曾講最近在書店買了一部陳老師新著《唐詩求是》，覺得不錯）：

解放以後有兩個東西比較重要（指辨偽）：司空圖《詩品》是假的，明代人的，這個陳尚君翻過來了。南大的程章燦講張遷碑是假的，結果沒有翻過來。實際上清代有些人已經講是假的，但還是沒翻過來。這個牌子太老了，翻不過來了，名氣太大了（說完哈哈大笑）。

雖然沈先生畢生從事的版本目錄工作是一門小眾的學問，但其視野卻遠遠不止於此，對傳統的文史之學，都樂於瞭解並予以關注。沈先生這次便同我談起了南京大學的蒙元史研究：

南大歷史系老先生現在死得光光的，沒什麼人了。本來元史很有名的，有韓儒林。搞元史不容易，不但要懂蒙古文，還要懂外文，德文、法文。因為國際上面有好多蒙古史專家，你不懂語言不行，等於這個是世界性的。韓先生死了以後，還有最得意的一個門生陳得芝，現在在床上面了，身體不行了，不能搞什麼東西了，我們都是老朋友。韓先生幾個學生中間，他是最厲害的一個，出了好多書。所以接棒要接得上，接不上也沒有用。

對於研究學問，沈先生講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終，心思不要太活，否則難以做出成績。舉例講道：

有一個研究生，他畢業論文搞《潘祖蔭年譜》，畢業以後沒印出來（指出版），結果他跳了很多地方，我就跟他說，你把《潘祖蔭年譜》印出來算了。後來他跟我講又在搞園林史，我跟他說你園林史搞不起來的，就像洪業搞的《勺園圖錄考》，要有文史底子的。你不能看到什麼紅，你就跟著什麼弄，這樣不行。他就是心太活，跳得太多，我跟他講你趕快弄，不弄退休了。

因之前我曾致信向沈先生請教一部過錄唐文治批語的批校本的情況，這次又聊到了唐文治先生。沈先生由此談到了近代學人的轉型：

當時在無錫國專上課，唐先生那時眼睛瞎了，每星期從上海過來給我們上課，一個秘書陸景周陪他來，講《詩經》。唐先生不講國語，他講太倉話不太好懂。

近代有幾個人轉型轉得好，一個蔡元培，一個唐文治，還有一個就是張菊生（元濟）。張元濟是戊戌變法後被開除的，永不敘用。唐文治是農工商部侍郎，後來交通大學創始人。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這三個人轉型轉得好，沒有像那些遺老，還用宣統十八年、宣統多少多少年。但是唐先生學問是講理學的，就是性命之學。解放以後，我們主要講他當交通大學校長的事情，講他的功勞，不太講他的學問，他這個學問距離現在太遠了。近代幾個理學家，像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我們現在還提他。唐先生講這個桑治明理學，距離太遠了。

學問上可以講的東西有很多，有好多東西現在不太被接受了。比如講古文的桐城派，現在哪個講？沒什麼人講了。講文學史、散文史的時候可以提一句，專門研究的話，沒人看這個東西了。姚鼐的《經史百家雜抄》、曾國藩的《古文辭類纂》，現在標點印出來，恐怕不大有人買了（指指剛剛送給他的《沈曾植書信集》笑謂，肯定不如這個好賣），所以書也有走運不走運。

當時沈先生桌上放著一冊上海圖書館最新一期的《歷史文獻》，上面剛好有我整理的瞿宣穎《還湘日記》一篇，由此便同沈先生談起了我近年對瞿宣穎散佚日記的關注和整理。提及瞿氏，沈先生講道：

瞿宣穎這個人太可惜了！他在北京參加過汪偽的組織，後來到上海來。因為他學問好，他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可能英文也懂。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弄了好多東西，跟朱金誠合作搞了《李白集校注》。但他老是去茶館裡面，坐在老虎凳上喝茶，傳播小道消息，亂講話。後來聽人家講，他跟朱金誠翻了臉，可能有什麼利益衝突，朱金誠揭發他，把他抓進去了。最後禁不起折騰，這麼大年紀了，在監牢里死掉了。否則他蠻好的，在古籍出版社，靠整理書也可以吃飯的。他的水平太高了，而且他還是世家子弟，瞿鴻禨的兒子，美國留學的瞿同祖就是他家的後人。

我還同沈先生談起了18、19年間，在日本靜嘉堂文庫看書的事情，也同他說起了拜訪慶應義塾大學高橋智教授的情形。高橋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曾來上海跟隨顧廷龍先生學習，當時沈先生正在上圖從事《善本書目》的編纂工作，因此有較為密切的交往。上世紀九十年代，高橋教授還將沈先生撰寫的《記島田翰所見之中國古籍》翻譯成日文，在日本《汲古》雜誌發表。談及此事，沈先生說道：

之前靜嘉堂文庫文庫長米山寅太郎出了本《中國印刷史》，叫我作篇序，傅增湘的孫子傅熹年也作了。我說我不給你作了，兩個人作序，哪個放在前面，哪個放在後面，也為難啊。最後我給他寫了個跋，後來高橋把它翻成日文，在汲古書院出版了。汲古書院出版的幾個桑治刻本，米山和高橋寫過幾個解題。我看靜嘉堂收藏的書就是高橋介紹的，他們把書影照片寄過來。

就這樣，沈先生同我「跑野馬」式的漫談了兩個多小時，記憶不衰，且思路清晰，很難讓人相信，這是一位已年過九十八歲的老人所有的精力狀態。時間不覺已至四點，每天這個時間，沈先生兒媳的表親會到圖書館門口接他，然後同坐公交車回家。這時天降暴雨，沈先生似乎也意識到下午談得興起，影響了工作，一邊收拾桌面上的東西，一邊有些沮喪地對我說：「收攤子了，今天搞不起來啦。」臨別之時，沈先生對我講了兩句話，至今印象深刻，一句是「現在想找一個誌同道合的人太難了」。另一句則是後來經媒體宣傳，廣為人知的「長壽之道」：「過好每一天」。

相比當下諸多炙手可熱的學林人物，沈先生一無助手，二無經費，更無獨立研究室，就連當下居住的房子，也是江蘇省文化廳最近出錢，幫他租住的電梯公寓。此番一見面，沈先生便向我說起此事，頗為得意。沈先生逝世後第二天，我趕到南京弔唁，靈堂設在沈先生此前一直居住的老南圖宿舍——位於頤和路的陳群澤存書庫舊址。宿舍在二樓，只有一間房間，十幾個平方。一張老式單人床上靠牆一側堆滿了書籍，邊上狹窄的空間，自地面到窗檯也堆的全是圖書，真像是盧照鄰詩里講的「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前來弔唁的人，無不感到震驚和心慟。

今年八月，南京嘉寧拍賣公司的古籍夏拍上拍了一組沈先生藏書和書法條幅，拍行的老闆也是沈先生多年的相識，圖錄做得頗有溫情，白色封面上印著沈先生所寫「讀書便佳」四字。我也拍下了一副沈先生三年前寫的對聯作為紀念：「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賢」。內容是成句，但每當我看到此聯，總覺得這像是沈先生對後學的期許，勉勵我們能沿著真正的學問道路不斷向前。

2023年10月8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