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談紀錄片《萬物經濟學》：經濟學說到底是研究人性的學問

日前，來自義烏的90後創業夫婦阿甜和小豪的故事引爆微博熱搜：原本是「大廠」員工的兩人，毅然放棄月薪5萬的高薪職業，裸辭到義烏創業，希望能在這片土地上靠電商直播賺到一百萬。但殘酷的現實卻是，在這個看似「低成本創業的天堂」，遍地都是激烈競爭的創業者，爆單甚至是一件值得放炮仗慶祝的幸事。絕大多數人其實都像阿甜和小豪一樣，日收入只有200元……

「是否要裸辭？」「當下創業是個好的選擇嗎？」……這些話題，無疑是當下諸多年青人關心的——他們迫切希望看到更多已實踐的樣本，並從中總結出有價值的、可適用的經驗。而這一切，都可以在優酷出品的城市漫遊紀錄片《萬物經濟學》中得到解答。

紀錄片《萬物經濟學》劇照。

「在創業中，創業者的判斷力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經濟學家薛兆豐在《萬物經濟學》中如此點評阿甜和小豪當下的創業境況。作為一部以經濟學為主視角的紀錄片，《萬物經濟學》從個體出發，走進大眾生活。薛兆豐以觀察和記錄者的身份，以理性經濟學的視角試圖幫助各行各業的從業者從繁複的困局中抽離，給予合理的發展建議。除了義烏直播創業外，《萬物經濟學》還將探討北京人工智能、橫店短劇風口、大理數字遊民、東莞潮玩經濟，既有年青人嚮往詩和遠方的自由，又有當下AI科技和創新產業的衝擊與機遇、更有「追夢演藝圈」的橫漂百態。

事實上，隨著當下越來越多普通人意識到自己的生活與經濟環境唇齒相依，「經濟學」也成為一門日益下沉的學問，各界人士都開始對其產生濃厚興趣並試圖用經濟學理論武裝生活。如此應運而生的《萬物經濟學》，我們該如何定義它？日前，新京報記者專訪《萬物經濟學》聯合出品人兼總策劃薛兆豐。薛兆豐坦言，他希望通過這部紀錄片繼續打破大眾對經濟學的刻板印象：經濟學不只是數學，不只是會計，不只有炒房、炒股的人需要關心，它與每個人的人生決策都息息相關。「所以我們希望觀眾在這部片子裡能真正看懂什麼是經濟學，並把經濟學理論投射到生活中。當然，我也不是說非要讓大家用經濟學去完成什麼，你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就像各個行業都願意如數家珍去講述理論與成就，但我更關心學問所總結和理解的東西，有什麼是能夠帶給你們去應用的。這是更重要的。」

把人的故事，放到經濟學環境中去講述

新京報：做《萬物經濟學》的契機是什麼？作為主理人，你具體參與到哪些具體工作中？

薛兆豐：契機就是我想再擴充經濟學的應用。這些年我們在大學的講堂里、書本里、節目辯題里，都大量應用了經濟學，但我覺得還不夠。此次《萬物經濟學》不管我們選擇哪個城市、哪些行業，背後的原因都是為了把「人」放到這個經濟環境之下去講述。我們關心的是人。我們首批選擇的五個故事首先考慮的是，哪些事大家比較關心；然後，我喜歡找普通人。我不想找天天對媒體說很多話的人，因為他們把故事講「圓」了，很多事也已經為人所知，這也導致我們前期花了很多工夫尋找現在片中的這些人，他們的故事或許很普通，但他們願意展現自己。

新京報：這檔節目和你之前做的節目相比，有哪些挑戰？

薛兆豐：挑戰是我要放慢我的節奏，不是坐下來就給你幾條經濟學定律。首先還是要好好地聽他們的講述，其次設身處地去思考他們每個人身處在怎樣不同的約束條件里。他們為什麼選擇做這個？有時候你能選的，並不一定是他能選的。那在他們所在的環境里，你能做什麼？所以在《萬物經濟學》里我不會輕易輸出。

還有一個不同，以前我會讓大家產生一個刻板印象，覺得這個人很犀利、沒有感情。我自己也唸過：「我是一個沒有感情的經濟學家」（笑）。但時間久了你會發現，如果我沒有感情，我是不會去關心人的故事的。

新京報：從義烏創業、人工智能到微短劇，在你所遇到的這些行業當中，哪個和你預期不太一樣？

薛兆豐：大理的「數字遊民」。大理是一個鮮花盛開的地方，很多人在那裡追逐夢想。但當你真正去問在那裡做「數字遊民」的人：「你會跟其他想要來大理的人說什麼？」他們通常第一句話就是：找一份好工作，要有足夠的儲備，不然「浪漫」很快就過去了。

薛兆豐。

新京報：以第一期為例，在義烏創業的人千千萬，你為何會聚焦到這對小夫妻身上？他們有哪些特質？

薛兆豐：我們是在直播間里發現了他們。他們非常積極、向上，充滿活力，願意放棄大廠的高薪工作去義烏創業，非常敢於挑戰。什麼叫成本？不是說義烏的東西很便宜，你的成本就低，而是你放棄了過去那份工作，放棄了穩定收入來源，這才是你的成本。其實從前面的採訪、瞭解，再到最後我們拍攝，每一期都要經歷兩個多星期。其中我們也遇到一些例子不夠好、不夠典型的，經過採訪階段後我們就捨棄了。紀錄片其實是一個苦工作，你要尋找非常多的人物，每一次拍攝都是全天候的。到後面幾站我都會再提前一天去開會討論，但每一次拍攝還都會有些緊張，因為你總是遇見新的人，你會思考到底能不能和他們聊出東西。

《萬物經濟學》具有普適性，但不服務於娛樂性

新京報：往往人文紀錄片的表達是不受時代變遷、時間流逝的影響而「過時」的。但經濟學與當下市場環境變化密切相關。在你看來，《萬物經濟學》與其他紀錄片相較，是否與時代、市場，或者是「當下性」連接得更緊密？

薛兆豐：有變的，有不變的。比如直播行業、AI概念，確實是隨著時代在變化的。你想想，這些年所謂的「風口」變得多快，從最早的大數據到現在的人工智能，直播從橫屏到豎屏……風口一直在變化。但這其中重要的決策點與所權衡的要素、人糾結的東西，這些是長久不變的。經濟學講到最後，是一門研究人性的學問——你要什麼？你想要的如何才能夠得到？我們如何跟蹤不變的人性，放到變化的環境當中，這是非常吸引人的。其實我真正關心的是那些不變的事。

新京報：在很多人的傳統認知里，經濟學是相對枯燥或嚴肅的。如今以田野調查這種記錄形式呈現，是否也兼具了一定的娛樂性功能，以吸引觀眾看下去？

薛兆豐：我們沒有娛樂的功能。我覺得觀眾只要看下去，會覺得這個節目是有意思的。很多人現在刷短影片都希望前零點幾秒就能被吸引住，咱們不服務於這類觀眾。你需要看進去，看到後面就覺得是有故事的、有衝突的，跟自己的生活可以形成對照的，與經濟學視角是貼合的。最後你會發現，船是造船的人造的嗎？其實不是，船是大海造的。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迎合與不迎合受眾這個問題，因為誰都做不到。但你說我不迎合嗎？我挑的主題我認為是受眾比較廣的，必須是具有普適性的。

新京報：你接下來在普及經濟學方向上會有什麼計劃？

薛兆豐：《萬物經濟學》後我們要好好總結一下，看看要不要再做幾季。這個事情本身是值得好好去做的。怎麼才能做一個爆款？如果你去問做出爆款的，往往他會說從來沒有想過做爆款。「想做爆款」的心態就是不對的。《萬物經濟學》播出後，首先我們要看看大家的反饋是怎麼樣的，我們有哪些能夠在既有資源上可以做得更好。就像寫文章，寫得越不好的文章，改得越少；寫得越好的文章，改得越多。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徐美琳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