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燒錢的習俗為何源遠流長？| 清明節

清明前夕，南通禁止製售冥幣紙錢的新聞引發熱議。南通市民政局、南通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於3月25日發佈通告稱，為進一步推動該市殯葬改革，摒棄喪葬陋俗，倡導文明祭祀，淨化城市環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汙染防治法》《殯葬管理條例》《江蘇省殯葬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全市範圍內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製造、銷售冥幣紙錢、紙紮實物等封建迷信殉葬用品。

相關通告發佈後引起大量網民關注和討論，反對者認為，緬懷、祭祀祖先是中國傳統，不宜看作是封建迷信。其實自古以來，反對燒紙傳統、將其斥為惡俗的聲音就不曾斷絕。桑治史學者魏華仙發現，北桑治開封就有製作紙錢的作坊和專門銷售紙錢的店舖，供民眾在祭禮中消費。而當紙錢的生產成為一項引人注目的地方產業時，往往會引起官方對勞動力浪費的擔憂。有「紹興名臣」美名的廖剛於紹興九年（1139）上書高宗，表達對東南地區的農民放棄農業轉去製造和焚燒紙錢的憂慮，

「若窮力以輸鬼工，傾資以給野火，尤無謂也，臣願陛下斷然下焚紙之禁，斥其有害於農無補於教，使愚民頓悟百千年習俗之非，不亦善乎！」

到了當代，環境保護也成為了反對這一習俗的理由，許多人指出燒紙錢會汙染空氣和水，存在火災隱患。

將紙錢等紙糊物品作為祭品焚燒，以補給和告慰去世的親人、祖先或神靈——儘管面臨爭議，這一習俗從唐朝開始延綿不斷，成為全球華人的重要文化傳統之一。它太過久遠平常，我們大多不會深思這個行為背後的深意，但對一些人類學家來說，中國人的紙錢習俗卻是一個迷人的研究課題，而絕不僅僅只是「封建迷信」。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柏樺（C. Fred Blake）更是在專著《燒錢》中認為，紙錢習俗是一扇窗口，讓我們得以一窺難以捉摸的中國文化精神。

焚燒紙錢習俗的由來

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中國人都會燒紙錢，柏樺在《燒錢》中如此描述：

「人們在每一個充滿風險、危機或焦慮的人生階段，都要化燒這些世間事物的紙質仿製品，試圖通過儀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從懷孕、生育、旅遊和可能會帶來破產厄運的洗髮活動，到成年、結婚、婚姻失和、離婚；有時也借助紙錢對付小人以及其他麻煩（還可以反過來詛咒或擾亂自己的對頭），或者驅除惡鬼、哀悼死者、懷念逝者、感念冥德，乃至幫助死者順利度過祛除肉體汙穢的地獄般的折磨；有時是借它開啟事業、完成託夢、登程上路、參加考試——這是一張無窮無盡的清單。」

柏樺也在書中追溯了燒紙習俗的起源故事，發現常常提到的是蔡倫，他被公認為是紙的發明者。雖然在真實歷史上蔡倫是漢和帝（89-106）時期的一名宦官，但在民間故事里，他是一位已婚的狡黠商人。據傳說，蔡倫發明紙張的時候人們對紙的需求很少，為了處理囤積的紙張，蔡倫夫婦想出一個詭計勸說人們相信，這些紙燒掉後會在陰間變成錢。

在另外一些故事里，施行詭計的是蔡倫的哥哥蔡莫和他的妻子慧娘（歷史中無記載）。他們裡應外合，讓人們相信燒紙能使人死而複生。一些故事的結尾也點明，人們最終發現了燒紙並沒有這種神奇的效果——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並不妨礙燒紙成為一個習俗。一些民間故事會提出一種理論，認為生命的輪迴猶如金錢的循環，貨幣價值（以及所有形式的財富）在宇宙中循環，受控於幽冥世界。

《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美]柏樺 著 袁劍 劉璽鴻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3

關於紙錢習俗的緣起和流行，柏樺梳理了五個假說：第一，這一習俗來自儒家傳統，特別是受到《禮記》的影響；第二，這一習俗的流行伴隨著印刷術的出現，而印刷術的出現則受到佛教經文和法物的推動——不少學者相信，雕版印刷術的出現與佛教的興起有關，其發明可以追溯到隋朝。

第三，紙錢的興起與紙幣的發明處於同一時期。武德四年（621年），為整治混亂的幣製，唐高祖開鑄「開元通寶」，這種外圓內方、可以綴連成串的銅錢製式可以追溯到西漢，並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到北桑治初期，伴隨著商業發展、遠距離貿易增加和貿易額上升產生了一系列金屬貨幣使用不便的問題，商人開始使用印刷紙張作為交易收據。中國紙幣的發明可以追溯到995年，四川成都的商人開始使用「交子」作為私人交易的媒介。北桑治天聖二年（1024年），宜州官府發行了第一種官方紙幣，面額從一到十貫錢不等。紙幣在桑治朝接下來的時間里不斷普及，在元朝發行量進一步提高，但在明清時期不再受到朝廷的偏愛。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真正的紙幣不受歡迎的明清時期，紙錢習俗反而在全國範圍內流行開來。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學者們同樣認為，紙錢的流行得到了「重生輕死、重人輕神」的儒家教義的推動。柏樺指出，「除了在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基礎上實踐這些主張之外，儒家還明文規定允許窮人家庭減少祭品的尺寸和花銷。」使用紙質替代品作為祭品，能夠節省普羅大眾的喪葬費用。

然而柏樺提醒我們注意，紙錢習俗未必就是具有「節儉精神」的。任何有過清明節上墳經歷的人對此應該都有體會——人們在燒紙錢這件事上似乎並無節制的概念，希望黃泉下的親人能過得好，燒的紙錢和其他紙質祭品自然「越多越好」。「紙錢推動了一種奢侈精神，允許供奉者沉浸於一場無限制的儀式，他們可以在供奉過程中通過焚燒來彰顯自己。」柏樺指出，如果說儒家士大夫有限度支持紙錢習俗是為了削弱普通人對等級制度的敏感或至少確保普通人遵守尊卑貴賤規則，那麼普通人也在通過紙錢習俗來顛覆和嘲諷等級制度。「在那些身無一官半職卻沉迷於階序的神秘性、一心夢想陞官發財以期有可能左右這種等級特權對自己生活的影響的尋常百姓中，紙錢習俗大受歡迎。」

古代中國人敬惜字紙的態度或許也為我們理解紙錢習俗提供了一個視角。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中國藝術部主任白玲安（Nancy Berliner）在研究中國八破畫（一種以逼真寫實畫法描繪破損冊頁字帖的「拚貼畫」形式）時指出，文字殘片到19世紀對普通大眾也有了重要意義。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一個名為「字紙會」的民間組織將對經典教義和書法的尊重演變成對一切書寫文字的尊敬。其成員相信，不能隨意丟棄寫有文字的紙張。他們會僱人在街上收集舊紙，裝在一個貼著「敬惜字紙」字樣的大筐里，把收集來的舊紙丟到文昌廟的特殊爐子中焚燒。收集舊紙的人也將由此獲得長壽與好運。

《抱殘守缺：中國八破畫》[美]白鈴安 著 應非兒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3-7

資本主義精神亦或道德義務展演

中國人到底為什麼燒紙錢呢？做田野調查時，柏樺注意到人們給出的兩種理由：一是為祖先神明燒紙能帶來幸福、解脫和贖罪感；二是燒紙是一項應盡的義務，如果不這麼做後果將不堪設想。

紙錢的象徵性意義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中國人似乎認為，金錢的力量甚至在往生世界里依然強大，財富規則能夠左右家族命運。在《左道》一書的第七章「財富的魔力」中，美國歷史學家萬誌英（Richard von Glahn）提出在中國傳統宇宙觀中，超自然世界近似於世俗世界，因此晚明時期財神信仰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該時期貨幣經濟的變化。美國人類學家高治·蓋茨（Hill Gates）進一步認為，中國民間意識形態不僅為貨幣經濟的衝擊提供某種心理抵禦機制，更是成為了抵禦精英意識形態和國家控制資本主義的反霸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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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茨發現，「金錢被當作一種普世交換媒介」的觀念滲透進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對中國文化的塑造在中國民間意識形態中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金錢成為民間文化中的一個普遍意象，紙錢由此成為中國人的宗教儀式和習俗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此生福祉和轉世命運皆能被金錢價值所量化——浮現於中國人集體潛意識的資本主義原則與人類生命意義息息相關。蓋茨提出「道教與中國資本主義精神」的說法來回應馬基斯·韋比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認為與加強法製和國家力量相比，中國版本的資本主義精神更加強調個人盡到自己的義務，清償他人的恩情。清償恩情的義務被人與神明之間的「神聖金錢交易」強化了。鑒於中國官方的「反資本主義」立場，帶有某種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民間意識形態暗示了對國家控制的潛在抵抗。

柏樺雖然承認是蓋茨首先提出了「把紙錢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概念，但他為紙錢的意識形態提出了另外一種解釋。他認為，中國人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一個現象學和人類學概念，意指人類直接體驗的整個世界——在前現代時期是金錢化的（monetized）而不是商品化的（commoditized）,

「事實上，整個中國歷史都可以被視為不同朝代嘗試維持一種貨幣體系（金錢橋樑）而通過生產體系的非商品化來抑制商業貿易的歷史，這事實上是防止借助物品流通而牟利的人對生產體系產生控制。實現這一任務的方法，是將生產體系維持在以農為本，並且推行嚴格的尊貴卑賤的等級制度。」

在柏樺看來，帝製中國的政權需要控制兩種價值，一是農民的勞動力，二是農民的家庭倫理（孝道）。剝削家庭勞動力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小農生產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用薪金、平等觀念來掩蓋剝削和佔有勞動力的本質，小農生產方式則是以神秘化的方式來起到掩飾剝削的作用。燒錢作為對獻祭、犧牲的儀式表演，就是上述神秘化的其中一種方式。

柏樺認為，中國人的「活」（生活、生存）與「活兒」（勞動、工作、勞作）是同構的——生命就是勞作，而勞作是價值的來源。「在這種意義上，自覺性身體的體力付出和勞作就是為了生活世界的維持和再生產。自覺性身體的勞作所產生的價值不同於‘賸餘價值’，它依靠品質而不是數量來衡量，而且具有更強的創造性、自我實現性和自我生產性。」

紙錢的神奇力量因此是由勞作決定的：無論是在草紙上紮孔以模擬銅錢的孔洞、把銀箔紙疊成元寶形狀還是僅僅用雙手去觸摸每一張紙錢，這些乏味的、奉獻的甚至是自我犧牲的工作帶來「一種轉換的創造性能量，這種創造性的能量存在於身體（生命本身）的生命活力當中，並且它深刻地意識到了對於他人所承負的道德義務。」柏樺援引一項人類學研究指出，中國人確認和象徵人際關係的形式不是情感表達而是其他社會行為，自我犧牲就是這樣的一種社會行為。疊紙錢將一個人所做的犧牲隱藏在大庭廣眾之下，紙錢習俗於是成為一種道德義務展演，體現人們的「孝」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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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錢習俗千年以來持續不衰，直至現代。值得注意的是，紙錢習俗已經被現代經濟力量所馴化：紙錢成為一種現代經濟商品、一種機械化大規模生產的產品，紙錢的形式也開始模仿現代銀行發行的紙幣或債券（即鬼票），鬼票面值的「通貨膨脹」（柏樺收集的一張鬼票上有80億的字樣）既是對現代貨幣體系的戲仿也為紙錢習俗糅入了一絲超現實（surreal）和極度現實（hyperreal）並存的色彩；與此同時，其他的紙質祭品也在成為當代消費品的模擬，比如別墅、轎車。

柏樺注意到，當代中國人對紙錢習俗的態度是矛盾的，但即使是不相信陰間存在的人也容忍燒紙。在他看來，最「典型」的代表是他在石家莊遇到的一位退休司機，他不相信神靈可以收到紙錢，但他依然在燒紙。「他的態度是遊離在否認神靈存在和否認儀式有效性之間；肯定習慣的力量和肯定義務感之間……我並不把這看成是閃爍其詞、模棱兩可，相反，這正是風俗的實質，是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

參考資料：

【美】白鈴安.《抱殘守缺：中國八破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美】柏樺.《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

【美】萬誌英.《左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與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魏華仙.《桑治代四類物品的生產和消費研究》.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Gates, H. (1987). Money for the Gods. Modern China, 13(3), 259-277. https://doi.org/10.1177/0097700487013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