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場一再罷工，這個燙手山芋把德國政府也難住了 | 京釀館

轉自：新京報評論

德國航空業的罷工潮，既折射出了朔爾茨政府“難念的經”，也折射出了地緣動盪對歐洲各個方面的衝擊。

文 | 徐立凡

歐洲罷工潮傳到了德國。

當地時間2月27日，德國公營服務業工會宣佈採取24小時罷工行動，杜塞爾多夫機場27日原定執飛的330架航班有205架遭取消，29架被轉移到其他機場；原定27日飛往科隆波恩機場的136架航班也有131班被取消。

受當天的罷工影響，為漢莎航空、土耳其航空和愛琴海航空提供服務的機場基本空無一人。

2月17日，德國漢堡、漢諾威、法蘭克福、慕尼黑、斯圖加特、不來梅和多特蒙德機場的員工已舉行過罷工活動。這7座機場承擔了德國三分之二的航空客運量，罷工導致約30萬名乘客的出行受到影響。

德國機場近期為何一再舉行罷工行動？

德國航空業已多次舉行警告性罷工

德國航空業在新冠病毒肆虐時期就是重災區。

疫情高峰時，德國最大的航空公司漢莎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就曾舉行過24小時警告性罷工。去年以來，德國航空業又遭受了俄烏衝突升級的一輪暴擊。燃料價格暴漲、俄羅斯空域關閉、國際航線須繞道飛行，導致航司運營成本大幅增加。

當然航空公司的員工日子更不好過，因為他們處在高通脹的痛苦之中。

德國通脹率比英國好一些，但2022年也高達7.9%，創下自1990年以來最高紀錄，去年10月達到峰值10.4%後，在11月、12月通脹率有所下降。但在今年1月，通脹再次抬頭，同比又上升到了8.7%。

為此，擁有320萬會員的德國公營服務業工會與資方展開談判，要求提高薪酬、改善工作條件。談判毫無懸念地沒有取得進展，為此，德國公營服務業工會在2月17日舉行了第一次警告性罷工——當天正是慕安會召開的日子，只是因為作了特殊安排，才沒有影響慕安會的舉行。

2月27日的罷工，是時隔10天的第二次警告性罷工。不排除在未來一段時間，德國機場還會出現更大規模的罷工。

航司激進裁員加劇勞資糾紛

另一方面，德國航空公司近年來的激進裁員，也是導致勞資糾紛升級的重要因素。

2020年以來，受新冠疫情衝擊，德國航空業虧損嚴重。以漢莎為例，2020年虧損了67億歐元，2021年又虧損了2億歐元，一度出現破產之虞，在經歐盟批準得到政府90億歐元的紓困資金後經營才撐住，並在2022年二季度後恢復盈利。

在最困難時期，漢莎下了狠手大幅度裁員。2020年，漢莎在全球範圍內裁掉了近五分之一的工作崗位，員工數量減少了19%——包括數百名飛行員。2021年，漢莎又在德國境內的5.2萬個全職工作崗位中削減了約1萬個崗位，同時想盡辦法節約人工費用。

激進裁員和控製人工成本的結果是人手嚴重短缺。德國機場協會估計，德國各機場總計缺少約五分之一人手。這不僅導致在德國機場值機櫃檯前的隊伍越排越長，也導致行李託運效率變低。

人手短缺本來就加重了機場工作人員的勞動。但是，漢莎等德國航司的應對依然以控製人工成本為主，同時把錢花到了收購小型航空公司上，以達到通過減少母公司航班、增加廉價航空公司航班繼續控製成本的目的。

這樣一來，又減少了為母公司服務的員工的收入，導致勞資糾紛進一步上升。

德國政府為何作壁上觀

對於德國航空業近期的罷工潮，朔爾茨政府沒有什麼反應。

這出於幾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德國通常奉行勞資雙方自主解決糾紛的方針，一般不會出面強製調解。

另一方面，在2020年—2021年德國航空業最困難的時候，德國政府曾以出資換股權的方式出手救助。比如漢莎，德國政府就獲得了20%的股權，在漢莎還清德國政府提供的救助款後，德國政府還賺了7.6億歐元。

就算德國政府想出面調解，對於德國公營服務業工會等組織來說，也未必相信政府會採取有利於勞方的立場。

此外，受高通脹等影響，現在朔爾茨政府的民調支持率並不高。

最近民調顯示，基民盟所獲得的支持率是24%—25%，朔爾茨所在的社民黨的支持率為19%—21%，綠黨為17%。27日剛公佈的柏林地方選舉結果也顯示，社民黨22年來首次丟掉了市長一職，只獲得了18.4%的支持票，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柏林的最差戰績。

民意不利的情況下，調解罷工潮對於朔爾茨政府確實有些燙手。

可以說，德國航空業近期的警告性罷工潮如同一個窗口，既折射出了朔爾茨政府“難念的經”，也折射出了地緣動盪對歐洲各個方面的衝擊。

撰稿 / 徐立凡（專欄作家）

編輯 / 劉昀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