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律師》，真的是今年最好看的港片嗎？

電影《毒舌律師》官方海報。

《毒舌律師》被交口稱讚的點，圍繞著“爽”字展開。它成功展示了一個市井小人物向正義大英雄的華麗轉身，最終落實到公義的呼籲，讓影片在核心基調上能調動跨文化圈層的普世情緒。然而，本文作者看《毒舌律師》時的遺憾也恰好在於：因為太爽了，反而不夠爽。在強情緒的支配下，電影的劇情和角色塑造都極為粗糙，沒有留下任何可供觀眾自己咂摸的灰度空間。

《毒舌律師》的遺憾，恰好能被另一部香港電影補全——同樣也是在去年的香港院線上映的《正義迴廊》。《毒舌律師》和《正義迴廊》幾乎是必須讓人放在一起理解的兩部電影。都聚焦一樁法庭上的懸案，兩部電影恰好分別展示了爽片和爽片的背面，並殊途同歸地對同一種社會情緒作出了回應。文章的後半部分將兩部電影進行對比，並指出這兩個文本最大的區別，首先在於圍繞著法律與真相的探討，其次在於對階級問題的處理。

《毒舌律師》和《正義迴廊》兩部電影的前後腳上映，形成了一種可能超出創作者預期的巧妙互文。將這兩部電影對比觀看，我們或許能夠發現新一代香港影人在展示香港現況時不同的路徑和共同的決心。

撰文｜雁城

因為太爽了，反而不夠爽

早在內地正式上映前，原名《毒舌大狀》的《毒舌律師》就因為其在香港的票房成功引發了觀眾的注意——“香港史上首部票房破億的港產片”，這個名頭很是先聲奪人，對這部沒有太多先發優勢的電影的宣發而言至關重要。

說《毒舌律師》沒有先發優勢，主要還是從演員角度來看。過往能帶動票房的港產片里，永遠都有幾個全年齡層都熟的“勞模”明星臉。《毒舌律師》宣發海報上唯一露臉的，則是飾演男主角林涼水的黃子華。他是在粵語文化圈里家喻戶曉的棟篤笑演員，去年其主演的喜劇電影《還是覺得你最好》也曾登陸內地院線。然而在粵語圈之外，黃子華的影響力就很有限，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粵語圈內外趣味差異的一個縮影。

電影《毒舌律師》劇照。

登陸內地院線五天，《毒舌律師》票房已破七千萬。作為一部沒有大明星、大場面，幾乎以室內戲為主的港片（據傳成本2500萬港幣），這個票房成績雖算不上驚豔，但也讓《毒舌律師》躋身當下值得關注的院線電影之列。同時影片在上映後也獲得了7.7分的豆瓣評分。綜合票房口碑兩個維度，這可能也是在去年國慶的《明日戰記》（據傳成本4.5億港幣，豆瓣6.1分）與雙影帝打架的《風再起時》（據傳成本2.5億港幣，豆瓣6.3分）折戟之後，香港影人在內地院線交出的第一份比較及格的答卷。

從題材來看，《毒舌律師》在港片序列中，似乎相對新穎。聚焦一宗“虐童案”在法庭上的抽絲剝繭，它好像迴避了香港電影對喜劇和動作題材的路徑依賴。最終落實到公義的呼籲，讓影片在核心基調上能調動跨文化圈層的普世情緒，在“搞怪”和“刺激”之外，找到新的共振基點。

然而，《毒舌律師》又談不上是一部真正新穎的作品。它很容易讓人想到香港無線電視台的一系列律政職業電視劇。如果不局限於地域，更容易聯想到的作品還有美國的《刺殺甘迺迪》、韓國的《辯護人》等，都以法律、真相與公義為核心。

實際上，影片最打動人的並不是法庭上林涼水最後振臂高呼的“Everything is wrong”（一切都是錯的）——即使編劇有意讓此成為高光場景——而在影片前半部分：一心賺錢的林涼水因為浮躁輸掉了官司，在讓無辜者入獄的悔恨中渾噩了兩年。當翻案的機會終於出現時，他頂著被開了瓢的腦袋，對糾纏不休的黑幫老大說：“你最好是現在就打死我。”黃子華在血里睜開的眼睛，充滿著旺盛的憤怒與信念感。

電影《毒舌律師》劇照。

而這樣的角色成長軌跡和人物塑造方式，在東亞影人里，尤其容易讓人聯想到宋康昊。比如說《辯護人》，影片開頭宋康昊飾演的宋佑碩就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掙錢的律師。直到時代的風波讓他無法置身事外，最後走上法庭慷慨陳詞，貢獻了影史留名的經典演說：“拿雞蛋碰石頭，看似不堪一擊，自取滅亡，但是雞蛋是有生命的，石頭是死的；雞蛋打破了是生命，雞蛋可以躍過石頭！”宋康昊的演技之神，也就在於這種“猥瑣小市民到正義大英雄”的戲劇化轉身，在他的飾演之下總是極為真切，比克拉克·肯特撕破襯衣變身超人還要順滑。

從這個角度來說，《辯護人》的宋佑碩和《毒舌律師》的林涼水幾乎共享同種角色的DNA，傳遞的也是類似的信息。前半段做小人物要越草根越好。宋是短視，林是毒舌，都要有些平凡的缺陷才方便觀眾代入；代入之後，才是拔高，觀眾對於角色的視線從俯視、平視到仰視。核心思想自然地感染了觀眾：這樣一個普通人，也可以做英雄。而我們的社會要變得更好，少不了每一個普通人的努力。

電影《辯護人》劇照。

以這種角色和使命為核心的電影，很難不讓人看了心潮澎湃。所以關於《毒舌律師》有兩種共識：一、這部電影滿足了社會情緒；二、這是一部“爽片”。豆瓣點讚較高的幾條短評里，“爽”這個字出現頻率極高：“八點檔爽劇”“給普通人聊以自慰的爽片”“足夠爽也足夠抓馬”……

然而，我看《毒舌律師》時的遺憾也恰好在於：因為太爽了，反而不夠爽。在強情緒的支配下，電影的劇情和角色塑造都極為粗糙：真相的發掘都靠林涼水的靈光乍現；曾潔兒的冤屈靠女兒臨終前的手語洗刷（如林涼水所說：“只有我們百分百相信你真正無辜，因為我們真的聽到了你女兒的話”）；兇手的定位憑藉一段畫質和收音都極度清晰的偷拍視頻；正義的維護靠反派低智商送人頭和中立者（檢控方律師金遠山）如童話般堅守的良心……金手指疊加金手指，贏得太容易。

因此，《毒舌律師》也沒有留下任何可供觀眾自己咂摸的灰度空間。偏離了波詭雲譎的“現實世界”，這個文本更像安貝托·艾柯在《悠遊小說林》中描述的某一種“虛構故事”。在這個虛構宇宙中的每個秘密信息都註定可被破解：

“我認為我們之所以閱讀小說，在於小說給了我們一種生活在真實觀念毋庸置疑的世界里的愉悅感受，而現實世界則詭譎得多。虛構世界里的這種‘真理特權’（alethic privilege）也給予我們一些尺度，來挑戰那些對文學文本的牽強詮釋。”“虛構作品之所以比現實世界更讓我們感到形而上的安心，還有另一個理由。密碼分析及破譯專家都倚重一個黃金律，即每個秘密信息都可破解，只要知道它的確是個信息。現實世界的問題是，人類自天地鴻蒙起就在思索是否真的有個信息存在，如果有，那麼這個信息是否有意義。在虛構的宇宙里，我們不假思索就知道確實有這樣的信息存在，隱身於信息背後的作者實體即是造物主，信息中則是一系列的閱讀指示。”

成功翻案之後，影片曾渲染的階級矛盾等沉重複雜的系統性的問題就好像土崩瓦解，回到虛無縹緲的“蒼天有眼”（林涼水在審判席桌下發現自己曾經刻的字由“天冇眼”變成了“天有眼”），也回到相信個人的努力——做好手頭的事，做好事，如陸定衡當年勸林涼水能做一件好事是一件，也如影片最後林涼水走出法院，就又一次選擇站在弱勢老婦一邊。

電影《毒舌律師》劇照。

當然，不是說個人的努力不重要，也不是說“雞蛋”不可以躍過“石頭”。但是，“石頭”一直在那裡，就對嗎？我們有可能把“石頭”搬開，從根源上讓更多的“雞蛋”不至於粉身碎骨麼？甚至，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真實的案件，是否真的只由“雞蛋”與“石頭”、正義與邪惡、真相與謊言，這樣涇渭分明的二分法來支配？

對此，影片沒有留下更多探討的餘地，只留下法庭上林涼水的一句“Everything is wrong”。而彼時的他面對的又是一個乍看森嚴，實則天真如兒戲的戰場。金手指消解了嚴肅性，靶子早早倒下，就使這句宣言顯得空洞而造作。

法律與真相的距離：“爽片”的AB面

時至今日，香港電影仍然是我審美趣味里的重要一環，即使它在大眾視野里早已經是明日黃花。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多元。在這裏，你既可以看周星馳、王晶、徐克，也可以看王家衛、許鞍華、關錦鵬，還可以看吳宇森、杜琪峰、林嶺東……並且倘若篇幅不限，這個名單和其背後所對應的作品類型，還可以繼續往下列舉。

在港片式微的今天，這種多元的風采猶存。就像最近在中文互聯網上引起關注的還有一部港片，也是在去年於香港院線上映的《正義迴廊》。我會感慨這種命運般的安排：《毒舌律師》和《正義迴廊》幾乎是必須讓人放在一起理解的兩部電影。都聚焦一樁法庭上的懸案，兩部電影恰好分別展示了爽片和爽片的背面，並殊途同歸地對同一種社會情緒做出了回應。

《正義迴廊》改編自2013年一宗轟動全港的“逆子弑親案”，張顯宗（楊偉倫飾）聯同友人唐文奇（麥沛東飾）於寓所內殺害父母，並進行肢解。但對簿公堂之際，兩人的口供出現差異：張顯宗強調案件為兩人共謀共犯，而唐文奇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電影《正義迴廊》劇照。

《毒舌律師》和《正義迴廊》的首要差異，就在於法庭進程與揭示真相之間的關係。《毒舌律師》里以一段偷拍影片，在程序之外首先錨定了真相的存在。接下來要解決的唯有程序本身。而面對如山鐵證，法官和陪審團就立即倒戈——儘管法官也對陪審團言明了這是非法取證，不應受其影響——為體系再度漆上金身。

《正義迴廊》展示的就是截然不同的畫風：檢控方和兩位犯罪嫌疑人的大律師輪番出戰，真相卻不是越辯越明，而是更加撲朔迷離。相悖的證詞和選擇性的證據指向截然不同的事實。在高對比度的人工照明及彩色濾片的使用之下，法庭更像是舞台，展演律師和犯罪嫌疑人早早排練好的劇目。在一個閃回里，探監時唐文奇的姐姐試圖向他灌輸更多策略，這似乎已經超過了後者智商所允許處理的極限。而張顯宗的律師對張說：“那你明天等著上台領獎吧，做齣好戲！”

影片更大量地使用了Shatner Light（薛特納式打光），即讓角色幾乎完全沉浸在黑暗之中，僅有一道明亮的光線穿過他們的眼部，在進一步突出戲劇性和人造感的同時，也似乎在暗示真相之不可測，可能正是因為隱沒在黑暗裡部分太多，被照亮的僅是經由粉飾的冰山一角。

電影《正義迴廊》劇照。

面對羅生門，陪審團並不像他們在《毒舌律師》中的同類一樣團結且堅定。他們被賦予了更多存在感和主動性，討論、爭執，而不僅僅是正義意誌的自動成全者。不同的供詞一遍遍引導他們返回案發現場。同時，他們對真相的理解也相互迥異。

影片最後，唐文奇被當庭釋放，張顯宗入獄。陪審員們並非都相信唐文奇真的無辜，而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服從“疑罪從無”原則做出決斷。很難否認，本片所有關於陪審團的戲份都有強烈的《十二怒漢》既視感。只是受時代影響，本片中陪審團的組成更加多元，出現了女性，也出現了性少數人群。

電影《正義迴廊》劇照。

從這個角度來說，比起《毒舌律師》，《正義迴廊》無疑嚐試更嚴肅地觸碰司法體系與真相間的複雜關係。在《毒舌律師》里，司法程序最終成為乾淨無垢的烏托邦。我們所需要做的，僅僅是不要讓它被腐敗和居心叵測的上層階級染指操控。

而《正義迴廊》中，司法本身就無法與真相等同。按規章辦事、在體系內發揮、對規則保有尊重和期待，並不保證伸張正義，反而可能攪渾這攤水。當得勝的律師在庭外接受記者採訪，失敗的律師只能灰溜溜地離場，他們更渴望的是功成名就，還是正義昭彰？而在法庭宣判之後，一組不加過多說明的平行剪輯鏡頭，暗示唐文奇或許更深入地參與謀殺。開放式結局進一步強調真相難得，羅生門仍然屹立不倒。

比起給予一場酣暢淋漓的大勝，並且謳歌體系的完備公正，《正義迴廊》在兜兜轉轉拍了兩個小時後，倒好像回到了陪審團組建之初時，一個陪審員的吐槽：“法官閣下，我根本就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電影《正義迴廊》劇照。

直面無法言說的聲音

從直觀感受上來說，《毒舌律師》比《正義迴廊》似乎有更強的階級性。前者的矛盾核心完全圍繞公義與不公、窮與富、無權者和有權者的二分法展開。後者的法庭則不再受到一個明顯外力的干預，罪案也僅僅發生在普通家庭和底層人之間。然而，《正義迴廊》做得最好的地方，恰恰是《毒舌律師》的遺憾：真正直面階級，尤其直面那些沒有太多機會說話的人。當然，描述他們的苦，前提並非是要他們清白無辜。

與其說《正義迴廊》里的階級屬性比起《毒舌律師》更弱，不如說前者把目光從臉譜化、標籤化的人的身份——誰是窮、誰是富、誰是善良、誰是邪惡——轉向了具體的人的狀態。尤其在前半段，影片用大量的平行剪輯渲染了張顯宗的心理狀態：生活片段、關於希特勒的幻想、色情片錄製和法庭演說……這些切片拚湊在一起，不需要太多台詞，也讓觀眾感受到張顯宗是極端的、自恃聰明的、傲慢的，但同時也是邊緣化的、困頓的、不被愛的、陽痿的。在一個鏡頭裡，他順著台階往下走，而他的哥哥去往與他相反的方向。黑與白之間，已經暗示了親兄弟迥異的命運。

電影《正義迴廊》劇照。

對比之下，《毒舌律師》甚至不能被認為是合格地展示了階級差異，這也是這部電影的另一大遺憾。它在勾勒一個隻手遮天的貴族階層的同時（具象化為一個咬牙切齒的惡毒闊太太），並未給予其對立面太多關注。被冤入獄的曾潔兒（王丹妮飾），在劇情簡介里被描述為“國際名模”。且不說“國際名模”和富商是否真的能形成大眾認知中的那種懸殊的階級差異，實際上，就連這個設定都被交代得特別模糊：她衣香鬢影的前史只在閃回中匆匆出現。大多數時候，她只是無助和癲狂地等待審判，等待著被律師們或代言、或曲解。不可否認，王丹妮的粗糙演繹也讓該角色的塑造雪上加霜。

在這場瞄準金字塔頂端聲勢浩大的進攻中，被聲援的一方其實僅有一個模糊的影子——被冤屈的“她”，就等同於“我們”，但事實是否如此？是否可能有更多未發言的人，還處在銀幕上和觀眾席之外？

電影《毒舌律師》劇照。

這兩部電影之迥異，甚至反映在截然不同的造景上，因為空間最和階級有關。提出“第三空間”（Third Space）理論的愛德華·索雅，就主張空間結構和空間關係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的物質形成、媒介與結果。在《毒舌律師》中，曾潔兒的住所是獨門獨院，即使在罪案後塵封兩三年，也整潔如樣板房，更體現出她是富人的金絲雀。

《正義迴廊》里唐文奇的寓所則狹窄、破舊。隨著犯罪現場被雙方不同的供述來回還原，張顯宗的父母數次出入這間房間，他們對空間的評價也反復出現：“這裏樓齡有多少年了？又黴又爛的。陽光倒是充足，又西斜，窗框又爛。”極富象徵性地，這成為了他們在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這間被嫌棄的破舊房間，也成為他們的喪命之處。

從描寫邊緣人淪落與犯罪的角度，《正義迴廊》更讓我想到幾年前的《踏血尋梅》。這部影片對於新移民邊緣處境的展示全部凝結於細節中：淪落風塵以獲取的耳環和高跟鞋在生命的最後摘下脫下、一再被同伴糾正的“M記”的發音和被家人警告不要說的冷水江話、朗讀的《聖經》中嚮往天堂、閃回里數年前剛下火車到香港時的一派天真模樣……

電影《踏雪尋梅》劇照。

另一邊，《踏血尋梅》里的殺人者是本地的送貨工人，亦掙紮在社會底層。一個細節是，在送貨時，收貨單位拒絕他使用廁所。好像排泄自由總和最底層的尊嚴相關，一如《正義迴廊》中關於唐文奇失禁的描述。他供述自己殺死女主角的原因：“我不討厭女人，我討厭人，所以我不希望她是人。”

在被異化的視角里，人間與地獄已無分別。謀殺不僅是恨的發泄，還可能代表著清洗和解脫，甚至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代表愛。所以《正義迴廊》的張顯宗反反複複地幻想化身希特勒：“如果我在希特勒的時代，我也會做希特勒的事。”

回到文章開頭說的，關於《毒舌律師》的一種共識是“滿足了社會情緒”。這種社會情緒是《毒舌律師》和《正義迴廊》共同的出發點和回歸處。那麼，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社會情緒？

電影《毒舌律師》劇照。

黃子華講棟篤笑時，曾有一個特別經典的段子：

“過去香港十年里，大約有四次金融風暴，我四次都中招。如果在以前，各位，我肯定我一定是一個忠臣，如果不是，我怎麼會在十年間被人抄四次家？我是忠到和屈原是一類人了，不投河都沒有用了。現在我的座右銘是什麼？‘輸少當贏’。不要誤會，不是輸少一點就當做是贏。而是‘輸剩少少，都當是贏’。”

黃子華能走紅確實是有原因的，他真是港人的“嘴替”。“輸剩少少，都當是贏”，就是一種特別本地化的哲學，帶著自嘲的實用主義和樂觀，像發源於上世紀70年代、強調拚搏不屈的“獅子山精神”在新世代的變體。拚搏不屈的背面是刻苦耐勞。憑藉這一招，無論是金融危機，還是系統性的不公，都能在這個波詭雲譎的時代里一一挨過。

時間來到2023年。《毒舌律師》和《正義迴廊》，恰好就代表了兩種面對當下的不同態度：前者召喚一場大勝，讓觀者酣暢淋漓地感受在現實中難以複刻的懲惡揚善，哪怕代價是抹平細節、對灰色地帶視而不見；後者抱著更為晦暗的態度，迷惘於系統的不可靠和真相的不可測，並強調悲劇不只發生在公堂之上的兩位被告人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