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回贈

    馬晴晴在青海玉樹支教時，與孩子們在一起。

    工作中的馬晴晴。

    馬晴晴看望捐助她的袁奶奶。

    收到“禮物”8年後，馬晴晴用一種特別的方式，進行了“回贈”。

    這個出生在河南一座小村莊的女生，曾是“希望工程”的一個資助對象。如今，她是“希望工程”的一名工作人員。

    “曾經遞到我手上的希望，經過我，又傳給了別人。”馬晴晴說，她的目標是，用自己的專業，讓這個中國標誌性的公益項目辦得越來越好。

    以前看到的是“希望”，現在看到的是“工程”

    馬晴晴總是哼著歌去上班。在她的工位，文件夾、收納櫃、紙巾盒、座機電話等表面光滑的物品上，都黏著卡通貼紙，包括鍵盤上的“回車”。一個大腦袋的太陽造型玩偶掛在電腦一側，那是希望工程的吉祥物，寓意“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陽”。

    馬晴晴出生在1993年的一個晴天，這是她名字的由來。不少朋友說，她確實像個“小太陽”，一旦開始笑，就很難停下來。19歲那年，她成了希望工程托起的“太陽”之一。

    那是在2012年，馬晴晴被鄭州大學法學院錄取，成為河南周口鹿邑縣馬莊村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考上重點大學的高中畢業生，“希望工程·圓夢行動”資助了她。

    8年後，馬晴晴在華中師範大學取得法律碩士學位。求職時，她偶然將簡曆投給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青基會”）。之後她才知道，希望工程就是這家單位開展的項目之一。

    馬晴晴入職之初，青基會還未設立專門的法務崗。她只知道，這裏“需要一個法學畢業生，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識，讓基金會的事務更加專業合規”。

    她曾上過30多門法學專業課，卻幾乎沒接觸過慈善法。上班後，她上網課、聽講座，自學慈善行業相關的法律法規，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翻到頁邊捲起來。後來，她參與了青基會慈善募捐網絡平台“親青公益”的建設，為平台草擬和撰寫了11份法律文件，包括用戶協議、隱私政策、捐贈協議等。

    2021年9月，青基會推進機構改革，考慮增設法務崗，關於這個崗位的具體職責和工作流程，沒有可參考的範本。主管相關工作的領導並不確定剛畢業的馬晴晴能否勝任，問她：“如果設法務崗，你認為你可以做什麼？”

    青基會有長期合作的律所，來自外部的律師瞭解法條，也有訴訟經驗，但不可能瞭解所有項目細節；青基會工作人員熟悉項目，但在法律方面不夠專業。“所以我需要找到項目和律所的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專業合規。”馬晴晴說。

    如今，馬晴晴負責審核捐贈、支出等協議中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降低項目的執行風險。律師遞來的協議，在領導簽字生效之前，必須要先過她這一環。

    2022年，她審了400多份協議，做過567份協議調研，連文件里的標點符號和錯別字都揪著改。有段時間工作強度大，“眼睛看什麼都疼”，她就買了個防藍光的罩子套在電腦屏幕上，繼續盯著審。

    “有的項目部門嫌我太細了，但嚴謹對我們來說很重要。”馬晴晴記得，曾有一份協議草稿，違約金約定了“0%”。她去核實，才知道對方漏寫了個“1”——原本應是“10%”。“這種情況，如果不仔細看，或者不去追問，協議就會正常履行，一旦出現違約，無法追責。”

    11年前，受希望工程資助時，馬晴晴更多看到這4個字裡的“希望”，但如今，她更看重“工程”。工程意味著這個標誌性的品牌背後，是一整套工作制度、管理流程和風險防範機制。

    以風險規避為例，這項工作在任何領域都無法做到“極致”，但馬晴晴希望能有更多創新舉措，能再往前想一步。

    “有的問題規避了，就去找別的風險點，看看還有什麼可以改進。”她想今年能多去實地調研，“尋找基層項目落實之後的問題，試著在一開始就把它約定好，讓項目更好地落下去，不要老是在辦公室看文本”。

    父母會撐著傘站在村口，等她放學歸來

    熟悉馬晴晴的人，會看到她生活的另一面——桌子亂糟糟，總是丟錢、丟證件。牙膏用完好幾天，還是忘了買新的。吃完西瓜，她會把勺子和瓜皮一起扔掉。上個月她結束出差，將房卡交還酒店前台，篤定地交代“306退房”。服務員刷了卡，一臉疑惑：“您這個卡是608的。”

    比起工作時的細緻，她的生活過於“馬虎”。她總忘帶鑰匙回家，也搞不明白它為什麼“又從兜里跑出來”，落在工位上。為此，她撕了三張便利貼，寫上“鑰匙”，貼在工位一抬眼就能看到的格擋、身旁的櫃子和出門正對的那面牆上。

    馬晴晴不擅長做家務，她回憶，小時候父母支持她唸書，很少讓她幹農活。母親做一頓晚飯，讓她去院子裡摘黃瓜回來，她一連摘了十幾根，連最小的黃瓜苗子都扭下來。侍弄小麥的季節，馬晴晴也去地裡給父母幫忙，但她從不知道一畝麥子能賣多少錢——父母很少在她面前提錢。

    她的母親馬會琴是個樸實善良的鄉下女人，不識字。父親馬克啟上過初中，當過兵，開過火車，做過村支書，後來一邊種地，一邊做些小本生意。1983年，大女兒馬冬梅出生，馬克啟就決心要供她讀書，村子裡的鄉親還為此嘀咕，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讓一個閨女上學”。後來，馬冬梅師範專科畢業，成了周口市的一名中學英語教師。

    馬晴晴是家裡的第三個孩子。她背著母親縫的布袋子，在村里念小學、鎮上讀初中、縣里上高中。假期，姐姐會接她去上城里的補習班，為她付學費和生活費。下暴雨的夜晚，父母會撐著傘站在村口，等她放學歸來。

    馬晴晴的成績不算太好。直到高一下學期，她隱隱感覺到，父親羨慕別人家學習好的孩子。她想給父親爭個面子，“讓別人也羨慕他”。

    高考失利後，馬晴晴複讀了一年。宿舍熄燈後，她躲在被子裡看書，後來怕影響室友睡覺，又去廁所背書。背一會兒，咳一聲，等聲控燈亮起來，又接著背，每天背到淩晨一兩點。

    馬克啟自認為，沒在學業上給過小女兒壓力，這位父親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她的成績後來像“開了竅”一樣地好。

    馬晴晴被鄭州大學錄取後，每年4200元的學費和住宿費讓這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犯了愁。她的姐夫提到了希望工程，說如果通過申請，每年能拿到5000元資助。馬晴晴對象徵“希望工程”的那幅新聞圖片“大眼睛”依稀有些印象，她填了申請表，但沒抱多少希望，直到後來接到河南省青基會的電話。

    對方告訴她，申請通過了，但銀行卡號不對，資助款打不進來。馬晴晴懊惱地發現，她又寫錯了一位數字。

    “你覺得是好事，那就去做”

    剛剛更新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國希望工程自成立始累計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超過680萬人。

    馬晴晴第一次打電話給資助她的人，問：“袁琴芝阿姨在嗎？”接電話的人是袁的兒子，答：“不是阿姨啦，是奶奶了。”

    馬晴晴至今不瞭解袁琴芝的人生故事，只知道老人屬兔，算起來是1927年出生，退休後資助了許多女大學生。讀大學時的每個學年，馬晴晴都去看望她，把自己做的兔子剪紙送給她，坐在沙發上聽她傳授減肥方法和防過敏妙招。袁琴芝的出現，讓馬晴晴意識到，“愛也可以來自沒有血緣關係的陌生人”。

    到青基會工作後，她從一份一份協議里看到了更多這樣的人。有一傢俬募基金，給全國所有原832個貧困縣的女童捐了1.5億元，連續資助3年。還有一對母女，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學。2007年，她們到九寨溝旅行時遭遇地震，倖免於難，認為這是善意帶來的福報，於是又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學。馬晴晴一邊感歎“好人真多”，一邊在協議中出現的個人信息旁邊備註：“注意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希望工程一對一捐助的項目，會有一張“結對卡”，標明捐受雙方的基本信息——除了受助學生的聯繫方式。為了“避免發生道德綁架的情況”，只有在受助學生想聯繫捐贈人的情況下，雙方才有可能會面。

    直到現在，每年冬季的初雪日，馬晴晴都會給袁琴芝打電話。在當代流行文化的語境中，這是個浪漫的日子，要見喜歡的人。馬晴晴只是覺得，那天會很冷，要叮囑高齡的袁琴芝多穿點衣服。

    接受捐贈前，馬晴晴簽過一份《受助生承諾書》，其中要求“每年誌願為社會服務不少於40小時”。她忘了具體的細則，只記得承諾書里多次提到“愛心”：“做有愛心的人”“珍惜愛心”“傳遞愛心”。

    在大學里，她加入了“愛心社”，去福利院陪伴殘障兒童，去海拔4200米的三江源支教。父親馬克啟支持她做這些事，說：“你被資助過，你覺得是好事的，那就去做。”

    在馬晴晴的印象中，父母並沒有明確要求自己應該成為怎樣的人。她只記得兩件事：汶川地震時學校組織捐款，父親給她錢，說“人家很難，一定要幫一下，能捐多少捐多少。”

    還有一次，初中同學的自行車壞了，她回家跟母親說起這件事，母親批評她：“怎麼不把你的自行車給人家？咱家離得近，走回來就行了。”那時她騎車回家也要花30分鍾，“但我媽覺得，比起那位要騎50分鍾的同學，我們還是近些。”

    “她善於表達善意。”馬晴晴的研究生室友崔建很佩服這一點，說自己在公交車上給人讓座，都會覺得不好意思，而馬晴晴會一直陪著在火車站問路的老人，幫人找路。

    馬晴晴從不避諱和人談起被資助的經曆。“貧窮是沒法選擇的。”她說，“富有的人努力，我父母也很努力，他們在那個環境下種地、做小生意，自立自強，已經很棒了。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通過努力獲得的。”

    她謙卑，但並不十分敏感，也很少羨慕別人——哪怕小時候同桌的鉛筆盒再好看，“那也不是我的，而且我的也不醜。”

    大學畢業之前，馬晴晴勤工儉學，做過十餘種不同的兼職：當過培訓機構的助教老師，幫線上教育公司推銷課程，在美食廣場的檔口賣過小吃，也去深圳的玩具廠里打過螺絲。

    在工廠里，她第一次思考工作的意義。同村的女孩，大多就是這樣出去打兩年工，回來找個對象，結婚生孩子——馬晴晴不期待這樣的生活。

    她篤定地相信，知識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學法律，可以去“懲惡”，也可以去“揚善”

    馬晴晴選擇學法律專業，是覺得“能弘揚社會正義”“幫助到很多人”。僅憑這個印象，她的高考第一誌願幾乎都填了法學。

    崔建到現在都記得，老師讓大家上台講“為什麼想學法”時，馬晴晴一身正氣地登台，說“要為中國的法治事業作貢獻，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我在下面目瞪口呆，這種口號誰會上台去講。”崔建坦誠地表示，“但馬晴晴講出來就顯得特別真實。”

    她總是充滿熱情，說話響亮。難受就哭，擦乾眼淚又因為別的事哈哈大笑。“像個小太陽一樣，好像能量永遠用不完。”她的室友張國寧說。

    大學同學魯明娟覺得，馬晴晴幾乎在用上高中的方式讀大學，哪怕不睡午覺，也要做課前預習。這個內容龐雜的專業並不好讀，但因為喜歡法律，馬晴晴很少覺得痛苦——除了學刑法的時候，她總做噩夢，夢到自己故意殺人，並且清楚地知道會判多少年。“特別可怕，夢裡都想著‘我一定要接受法律的製裁’。”

    馬晴晴記得，老師曾在課堂上表示，如果專業方向選擇刑事訴訟，要擁有很強大的心理力量，因為要看到社會的陰暗面、看到人性的殘忍。馬晴晴一邊害怕，一邊愈發喜歡，“我感覺能伸張正義，懲罰壞人”。

    她原則感很強。回老家打出租車，司機不打表，張口要價，馬晴晴就跟他杠了起來：“如果不打表，我就下車。打表多少，我就給多少，無論比你現在喊的價格高還是低。”她想好了，哪怕很難再打到下一輛車，也不能妥協。“今天非得找一個打表的師傅來。有些東西可以商量，有些東西不能商量。”

    大學時做兼職，馬晴晴也有一股較真兒的勁兒。她曾在一家房地產公司負責刷POS機，同事說，“整個單位都知道來了一個特別負責的兼職，從來沒招過這樣的”。她會把所有的流程要領記在一張紙上，轉交給來接班的其他工作人員。“發了我工資，我就要做好，勞動和報酬是對等的。”

    讀研臨近畢業，她想考檢察院，去施展“維護公平正義”的抱負，遺憾沒能考上。後來，她偶然在學校的微信群裡，看到了青基會的招聘啟事。

    通過官網檢索，她看到了“希望工程”4個字，毅然決定報考。既然無法“懲惡”，也可以去“揚善”。

    直到抵達青基會的面試現場，馬晴晴依然堅持著她的原則。面試的報錄比是5比1，她和一群“名校生”坐在一起，覺得自己勝算不大。她不是沒揣摩過，如果告訴面試官，自己是希望工程曾資助過的學子，說不定能加一些情懷分。但她不想這樣做，“可能會讓老師偏向我，這不公平”。

    為了入選，她借錢報了面試輔導課。培訓老師回憶，馬晴晴學習認真，是班里“接受能力最強”的學生。

    2020年9月，馬晴晴被青基會錄取。被問到入職意願時，她才提起自己與希望工程的故事。她說：“我沒有別的offer（錄用通知書），我就願意來。”

    工作中的馬晴晴依然情緒飽滿。有次接“及時雨”青少年個案救助的熱線電話，對方條件不符，她幫不上忙，掛了電話就哭，一連幾天心情都低沉。遇到不肯配合工作的受助方，她又義憤填膺：“只要那所學校篩選、提供一份貧困生的名單，我們審核通過了就能撥款，但輔導員就是不願意做，他認為增加了個人工作量，這筆錢就沒能給到學生。”

    那一天，父親和母親都笑得很開心

    工作以後，馬晴晴去父親墳上祭奠，告訴他自己終於去北京了。

    馬克啟確診食道癌那年，馬晴晴讀大四，正在備考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那時，馬克啟做生意失敗，又要借錢治病。希望工程當年的資助款真正成了馬晴晴的“救命錢”，她靠這5000元和兼職收入讀完了大四，沒買過一件新衣服，除了吃飯，“每分錢都不敢隨便花”。

    其間，她去過很多次福利院，“當時做公益對我來說是一種救贖”。她從孩子們的笑容里汲取力量，告訴自己和父親：“從小就生病的孩子都那麼堅強，我們也可以堅強一點，我們也會好的。”

    考研失敗後，她想趕緊工作賺錢，但父親和姐姐不同意。家裡親戚也勸她，“沒有人能陪你走到最後，能陪你走到最後的只能是你自己”。

    馬晴晴在學校租了間宿舍，決定考研“二戰”。天不亮她就背著書包去自習室，天黑了才回來，“好像沒見過太陽，也看不見自己”。她很少照鏡子，感覺滿臉都是痘痘，連眉毛里都長了痘。她總是失眠、做噩夢，夢到自己病了，全家人都病了，“特別壓抑”。

    通過電話，馬晴晴察覺到父親的狀態越來越差。母親後來告訴她，父親總是說太疼了，自己要撐不下去了，想從樓上跳下去。馬會琴只能用女兒安撫丈夫：“晴晴在考試，你要是跳下去，她怎麼辦？”

    等馬晴晴考完試回到家，馬克啟的病已經嚴重到起不了身。他見到小女兒時，還是先問孩子“臉怎麼了”。

    每逢考試結束，馬克啟總是最關心女兒的狀態。馬晴晴上高中時，有次考完試臨時起意要回家，往家裡打了一通電話就出發了。從縣里的高中到家，要騎40多分鍾自行車。她大約騎了20分鍾，就看到父親騎著電動車來迎她，手裡拿著一段粗麻繩。

    父親停下車，把繩子一頭拴在電動車尾，另一頭放在女兒手裡，說考試太累了，讓她坐在自行車上拉好，不用腳蹬，跟著他走。這一段路，馬晴晴只是盯著父親的背影，記得風吹起了他的白頭髮。回到家，桌上還放著父親的飯碗。母親說，“接到你電話，他撂下碗就走了。”

    “考得怎麼樣？”那是馬克啟最後一次關心女兒的成績。馬晴晴心裡沒數，但回答他：“特別好，我一定能考上！”

    出成績的那一天，父親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馬晴晴確實考上了，90歲的袁琴芝表示可以繼續資助她，但馬晴晴婉拒了。研究生階段的假期和週末，她依然做各種兼職，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

    拿到青基會的第一筆工資後，她把當初報面試班借的錢還了，又攢了幾個月錢，給母親買了條金項鏈，花了5000多元。“我都沒想到那麼貴！”但這是馬晴晴的執念，“一定要買金的”。

    她給自己的獎勵，是“貼紙自由”。這種花花綠綠的小玩意兒，是她從小喜歡、但“能不買就不買”的非必需品。現在經濟自立了，“要有一些報復性消費”。

    直到如今，馬晴晴還忘不掉被青基會錄取時的驚喜。有一次，她跟姐姐的女兒聊天，說周圍同事“好多都是清華北大的，可優秀了”。11歲的外甥女反問她：“可他們是馬晴晴嗎？只有你自己是馬晴晴。”

    30歲的馬晴晴，依然是馬莊村唯一的女大學生。30年的人生，她印象最深的場景，還是2012年6月25日。

    馬晴晴記得那天的溫度，幾乎是整個夏天里最適宜的。她站在陽台上，查到了高考成績，嫂子聽了，一把將自己年幼的女兒塞進她懷裡，說“沾沾光！沾沾光！”母親站在樓梯上看著她，眼角嘴角都在笑。那天正好是祖母的生日，一家人都聚在小叔家吃飯。馬晴晴推門進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她，包括人群中的父親。

    他笑著，看起來已經炫耀了一遍女兒帶來的榮光。

    （應受訪者要求，袁琴芝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杜佳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3年03月22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