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師走了，這個遺願牽動億萬人心

　　來源：環球人物

　　「星不怕黑暗，雲不怕天陰。」

　　作者：劉愛成  劉暢

　　編輯：付玉梅

　　6日清晨，台灣佛光山宣佈，開山宗長星雲大師5日下午在位於高雄的佛光山傳燈樓開山寮圓寂。

　　星雲大師畢生致力於弘揚人間佛教，積極推動兩岸佛教交流交往。

　　2012年7月，《環球人物》記者曾在台灣佛光山專訪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氣色很好，慈眉善目。記者曾獲悉，星雲大師因患糖尿病，眼睛已經看不清了，可握手時，他依然注視著我們，眼神那麼親近、真誠。

　　「師父，您的眼睛真的看不見嗎？為什麼和您說話，總是看到您在直視著我們？」

　　「我能看到你們的心。」

　　「夜晚，我愛天空點點明星，

　　白天，我愛天空飄飄白雲；

　　無論什麼夜晚，天空都會出現了星；

　　無論什麼白天，天空總會飄浮著雲。

　　星不怕黑暗，雲不怕天陰；

　　點點的星，擴大了人生。

　　片片的雲，象徵著自由。

　　……」

　　1951年，星雲大師在台灣新竹青草湖畔創作了這首名為《星雲》的詩。他的生活正如詩中所寫，無論黑暗或是天陰，他都在自由地擴大人生的可能。

　　一句承諾，信守一生

　　1927年，星雲大師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名叫江都的小鎮，原名李國深。母親告訴他，他出生時半邊臉是紅色的，半邊臉是白色的。母親幾乎不敢撫養他。

　　過了一段時日，他才逐漸恢復到和正常嬰兒一樣。他家裡貧窮，母親多病，父親是一位樸實的農民，介乎農商之間。父母生養了4個兒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個弟弟。

　　星雲大師三四歲時，跟著外祖母念《般若心經》，還和姐姐比賽吃素。他沒有進過正式的學堂，但背下了家鄉寺廟牆上貼的《三世因果經》。

　　「我一生別無長處，所幸對文字有種莫名的興趣與親切，童年時家中長輩忙於生活，無暇對我施以言教，許多觀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領略和獲取的。」

　　當時物質匱乏，不便寫日記，他就將一日所思、所記記在心裡，「睡前我會將一日所得在心裡溫習一遍，如此也養成了思考和反省的習慣」。

　　星雲大師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養，不但給了他一個健康的身體，最重要的是給了影響他一生的性格。他說：「我從小就不是一個喜歡苦惱的孩子。」母親雖然不識字，但對於因果、忠義的道理瞭然於心。

　　他至今記得和母親的對話：「母親，您的衣服破了。」母親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夠。」

　　無論環境多麼惡劣，母親的心態總是很樂觀。1994年4月，星雲大師第三次赴大陸探親，他來到南京母親的住處，依偎在她的床前，聽從母親的教誨。

　　「我告訴母親，我在台灣有萬千聽眾，但來到南京，我是您的聽眾。母親眼中掠過一絲笑意，她說：‘講經的人不一定能得道，聽經的人反而個個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

　　自出娘胎，饑餓就常常伴隨著星雲大師，但正是饑餓，讓他從小懂得承擔和關愛。

　　他對童年兩件事記憶深刻：一是為了幫父母減輕負擔，他早晨去撿狗屎，下午去拾牛糞，回來做成肥料賣錢；二是他喜愛小動物，常常蹲下來給需要「過河」的螞蟻搭橋，也會因為鴿子走失而擔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雲大師的父親外出謀生，此後兩年杳無音信，憂心忡忡的母親帶他去南京打聽父親的下落。

　　路上，他偶遇南京棲霞寺的知客師，知客師隨口問道：「你是否願意做和尚？」

　　他憑直覺答了句「願意」。「不到半個小時，棲霞寺住持誌開上人派人來找我。‘聽說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師父好嗎？’我信口說出‘好’。一句承諾，我就信守了一生。」

　　黑名單上的學生

　　1939年春天，12歲的星雲大師在南京棲霞寺剃度。出家時，師父替他取名「今覺」，意為今天覺悟。

　　後來，他偶然在《王雲五大辭典》中看到了「星雲圖」，上面的解釋是：「宇宙未形成之前，無數雲霧狀的星體結合，又大、又古老、又無際。」

　　他非常欣賞這種寬廣、浩大又無邊的境界，也自許在黑暗中給人光明，於是他把法號改為「星雲」。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美軍開始轟炸南京的日寇，轟炸時劇烈的震動，把睡在上鋪的星雲大師整個人震落到地板上。

　　「我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觀世音菩薩祈求獲得聰明智慧。這種祈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長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來，一個甲子還多的歲月，祈願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當時，棲霞寺裡以粥代飯，經常一個月吃不到一塊豆腐一碟素菜，星雲大師仍然與饑餓為伴，「但是想到時代的艱辛、師父的難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卻了饑餓之苦，就這樣我養成能忍的習慣」。

　　經歷了艱難的「成長時期」，星雲大師步入了「閱讀時期」。

　　最初，他在棲霞寺的佛學院學習，全班約有50個學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時候我愛看小說，成了黑名單上的學生，老師認為，不用功閱讀經論、只沉迷於小說的學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東西方的小說、文學作品、歷史傳記，我讀得津津有味。」

　　在棲霞寺度過了7年歲月後，星雲大師去常州天寧寺做了行單（苦工），不久又轉到鎮江焦山佛學院。

　　後來，時局動盪，內戰開始，已經不容他有所作為。「因此，在得到家師允許後，我簡單帶了幾件換洗衣服，帶領70餘名青年同道，以參加僧侶救護隊的名義，就這樣渡海來到了台灣。」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初到台灣的情形，星雲大師用「人地生疏」「走投無路」8個字來形容。「那時，台灣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員的流動，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在桃園的一座倉居里。」

　　說來也巧，正是他與生俱來的文學天賦幫助他渡過了難關。

　　他先後前往桃園縣中壢市的圓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靈隱寺，靠給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算安穩下來。閑暇時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寫下了一本《無聲息的歌唱》。

　　之後，星雲大師輾轉來到宜蘭，趴在破舊的縫紉機上寫下了《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

　　「為了讓更多的人學習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費都用來購買佛教書籍，送給來寺裡的青年；我經常忍受饑餓，徒步行走一兩個鍾頭，到各處講經說法，用省下來的車費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

　　1953年春天，星雲大師開始了一個關鍵時期。他在宜蘭唸佛會成立青年團體，開辦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吸引許多青年來學佛。

　　這段「弘法時期」也並非一帆風順。一次，台北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邀請星雲大師去講座，「海報已張貼出去，我也從宜蘭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學校下令取消了」。此後很多年，台灣當局不準佛教人士到學校講演。

　　「最棘手的是與警察捉迷藏。」一次，星雲大師在桃園縣龍潭鄉一個村莊布教，台下有數千名聽眾，突然傳來警察的聲音「下來，下來！」

　　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講演」。「我說，不行呀，是我邀請大家來聽講的，你要我停止講演，那你自己宣佈，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當然不敢，只有低頭垂首，不再講話。我趁此機會又上台繼續講。」 

　　他說，另一件煩惱事就是各種應酬。「每次開會，如果我不出席，人家會說我不跟他們合作。此外，經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月沒有回寺吃飯。尤其那時來自海外的賓客很多，如果不應召而至，他們又說‘你不幫忙’。」

　　星雲大師覺得如此下去，終非久遠之計，他開始考慮「定居」高雄。

　　一以貫之的心願

　　在高雄，星雲大師選擇了佛光山。「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窮的地方、苦的地方、不值錢的地方，沒有人要，沒有人跟我爭，我終於可以來發揮了。」

　　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開山建設。此時星雲大師正好40歲。

　　「我知道自己應該要進入為佛教創造歷史的階段了，於是為佛光山訂立四大宗旨：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我製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我把青少年時期醞釀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實，‘人間化、現代化、生活化’的人間佛教就這樣確立了。」

　　從40歲到50歲，正是佛光山的初創時期，星雲大師在自己衣食無著的情況下，籌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在開山建寺萬般辛苦的情況下，設立普門高中、西來大學、南華大學和佛光大學，「以教育培養人才」。

　　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重新編印了《佛光大藏經》，還邀請幾名大陸學者將藏經翻譯成白話文，出版了《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星雲大師就這樣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

　　1986年，當佛光山稍具規模時，他宣佈退位。「那年我59歲，正在身強體壯的時候，外界一時不明所以。其實我在佛門裡，自懂事以來，就決心不擔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務僧，我自認為應該以弘法為職，所以對文化教育樂此不疲。」

　　當佛光山日漸興旺，走上了「國際化」道路時，星雲大師又想到了「回歸」。「現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動本土化的佛教，成為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願望。」

　　而中國佛教的「本土」，毫無疑問在大陸。

　　「我一以貫之的心願就是兩岸和平。我還是覺得兩岸關係發展的速度太慢了，我感到時不我待。時間很快啊！我想對中國做出更大的貢獻。」星雲大師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回首自己走過的路，星雲大師感慨地說，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雖然弱小，但總是努力地在閃耀；又像天上的白雲，儘管飄浮不定，但是在無限時空中，一顆顆星星，一片片白雲，所結合起來的「星雲」，卻能夠超越時空，亙古長存。

　　記者問星雲大師，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星雲大師用了四句話作答——「光榮歸於佛陀，所有的光榮不是我的，是佛祖的；成就歸於大眾，所有的成就也不是我的，是大家的；利益歸於常住，假如有人要給什麼利益，不是給我的，是給常住機構寺廟的；功德歸於信徒，我自己很平凡，也很快樂。」

　　星雲大師留給世人的智慧，一如「星雲」般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