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凸顯“兩國方案”重要意義

丁 隆

新一輪巴以衝突仍在持續升級，已成為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以來巴以間最嚴重的一次衝突。衝突升級到何種程度、是否外溢等問題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和憂慮。這次衝突的影響將表現在巴以衝突和中東和平進程、中東地緣政治格局、大國中東政策等諸多方面。就目前看，衝突將延宕較長時間，但外溢風險較小，難以影響中東地緣政治局勢趨向和解的大勢。同時，這次衝突也證明“一國方案”只會使巴以陷入暴力循環，進而再次凸顯“兩國方案”的重要意義，國際社會應致力於使其重新成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目標和指南。

首先，巴以重陷冤冤相報的暴力循環，中東和平進程遭受重創。以色列遭到突然襲擊後必然加倍報復，這將使衝突在未來一段時間不斷升級。但以色列的報復行動也面臨複雜局面。一則以色列軍事行動的目標不明確，因為所謂將哈馬斯“連根拔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重新占領加沙弊大於利。因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在達到削弱哈馬斯、能向國內社會交代的程度後，遲早會在外部調停下終止。但這次衝突對巴以和平進程造成的損害難以估量，巴以距離以“兩國方案”實現和平越來越遠。衝突及其慘烈後果已經引發以色列社會廣泛討論與深刻反思，但願這樣的反思能導致以方在對待巴勒斯坦問題特別是在對加沙地帶政策上的範式轉換，而不是將反思局限在如何應對下一次襲擊。

其次，這輪衝突對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具有複雜性。就目前形勢看，衝突外溢的可能性較小，不會對中東整體安全局勢造成實質性影響。對於有其他國家涉嫌參與對以襲擊的猜測，當事方和哈馬斯都已否認，以色列和美國也未提出類似指控。其他主要中東國家則表態謹慎，顯示沒有捲入衝突的意願。這既是衝突爆發的根源，也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衰落背景下的中東政治新現實，所謂“第六次中東戰爭”早已失去爆發的條件。美國雖派航母前往中東，但目的是增強威懾，而非直接下場參戰。這些現象說明巴以衝突已本地化，地區性乃至全球性減弱，這也意味著當前衝突基本不存在外溢風險。

在中東正經曆“和解潮”的情況下，這次衝突還引發阻斷“和解潮”的擔憂。但這種擔憂並不合理。“和解潮”縱深發展期間，適逢巴以衝突愈演愈烈，這說明它沒太受到巴以衝突影響。更重要的是，促使中東國家止戰求和的動因是它們對國家戰略的再調整，即由安全優先轉換為發展優先，這決定中東國家尋求和解並非權宜之計，而是戰略抉擇，也非巴以衝突所能改變。

這次衝突系巴方對中東地緣政治變化的回應。衝突雖發生在巴以之間，但根源在地區變局。這一變局並非沙伊和解引發的地區“和解潮”，而是美國竭力推動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進程。因此，衝突將對阿以和解進程形成衝擊。“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巴勒斯坦問題在阿拉伯世界的關注度便開始下降。在美國推動下，部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簽署“亞伯拉罕協議”，實現關係正常化，標誌著曾作為阿拉伯國家首要共同事業的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最近，美國、沙特和以色列就沙以關係正常化舉行談判，並已接近達成協議。而沙特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重要國家，因此這被認為將使巴勒斯坦問題進一步被邊緣化。這次襲擊明顯有針對沙以和解的意思，短期內將延緩這一進程，但不足以使有關國家放棄該目標。

再次，本輪衝突應推動大國優先解決巴以衝突。美國出於一己私利企圖在“淡出”中東的同時維繫對中東事務的影響力，從而拋棄了對“兩國方案”的承諾。美國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無視巴方生存權和建國權，竭力撮合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拉攏盟友拚湊旨在反伊朗和遏製中俄的聯盟，將中東和平進程引入歧途。本輪衝突系美國本末倒置的中東政策結下的惡果，對此美國難咎其責。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根源性問題，巴勒斯坦問題不得到解決，中東便永無寧日。巴以衝突是世紀難題，大國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用阿以和解偷換中東和平的概念，無助於在中東締造真正的和平。因此，這次衝突應成為推動大國調整中東政策的動因，大國應擺脫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危機管控的思維，加強協調以使巴勒斯坦問題重回中東政策的首要議程，巴以及其他各方均有機會分享和平紅利。

“兩國方案”是巴以人民付出鮮血與生命、國際社會苦苦求索後得出的唯一可行的中東和平方案。這次衝突的根源就在於“兩國方案”沒有得到遵守和落實，衝突雙方均為不同版本“一國方案”的支持者，而“一國方案”的實質是不承認另一方的生存權，其結果必然使巴以衝突如潰瘍般間歇發作，人間慘劇不斷上演。巴以暴力循環的慘烈後果足以喚醒有關各方的良知與智識，進而推動巴勒斯坦問題盡快重回“兩國方案”的正途，早日得到妥善解決。（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