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高研院|懂點貨幣經濟學 先看看《貨幣論》|封面天天見

封面新聞記者 孟梅

2021年—2022年，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時任國家外彙管理局副局長）陸磊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後劉學合著的《貨幣論》前兩卷——《貨幣論：貨幣與貨幣循環（第一卷）》《貨幣論：貨幣政策與中央銀行（第二卷）》先後出版。

基於對貨幣與貨幣交易的重新界定，《貨幣論》第一卷剖析了現實貨幣經濟中存在的兩種貨幣循環——“產出—貨幣循環”和“資產—貨幣循環”，論證了抵質押融資機制如何驅動資產泡沫化和資產價格膨脹，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在這一過程中的助推作用。

基於中央銀行的發展變革與貨幣政策操作的歷史和現實，延續第一卷貨幣循環的理論認識，第二卷則是構建了一個流體力學貨幣政策理論體系，提出三個認識貨幣政策和中央銀行職能的全新視角：第一，貨幣的時間價值是中央銀行關注的全部內容；第二，基於分散化決策的經濟社會秩序的貨幣政策，其作為政策完全是一種基於“微觀決策—宏觀響應”的特殊政策系統，其自由度遠遠低於其他幾乎一切政策；第三，貨幣政策實際上類似一個受內部摩擦和外部壓力共同作用的流體動力學系統，人們所期望的效果往往與其他政策效果相比具有更強的不確定性。基於本書的分析框架，本書提出並證明了貨幣政策傳導的內摩擦、貨幣與財政互為SPV、宏觀審慎管理內嵌於貨幣政策、貨幣超級中性等定理，並且資產價格也只是一層貨幣面紗。

《貨幣論》共三卷，通篇不是依靠某種現成理論以解釋某個國家、某種貨幣工具所帶來的特殊貨幣現象，而是給出一切仍然存在“貨幣”這一經濟現象的經濟體必然面臨的外在表現及其內在邏輯。

站在任何一個經濟參與者的角度，貨幣存量變化和利率波動往往被認為是引致其他各個市場聯動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關於貨幣的研究也總是牽動經濟學研究者的神經。

附：《貨幣論》自序（部分）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陸磊

寫《貨幣論》的動力來自一次回鄉之旅。作為一個具有研究本能的經濟學教師，我不願意放過任何基於現實情況的理論思考。2020 年8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帶著妻女坐在京滬高鐵“複興號”列車上，孩子一邊聽著心儀的歌曲，一邊做二次函數習題，我把臨行前隨意帶在包里，一半用於重溫、一半用於催眠的 Friedman 和 Woodford（2011）主編的《貨幣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3A 卷打開，很快被 Williamson 和 Wright（2011）所著的《新貨幣主義經濟學》（New Monetarist Economics）一章所吸引。吸引我的原因是，兩位作者均兼具中央銀行工作人員和大學教員的雙重身份，與我近似的履曆引起了我的思想共鳴。但是，目光在書頁上，我的思路卻隨著呼嘯的列車在飛旋——美國史無前例地實施無限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已經數月，為什麼股票市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惡化期間經曆了 3 月的數次熔斷，之後又創歷史新高，但是此間的實體經濟尚無明顯改善跡象？4 月的 CME 原油期貨價格竟然呈現負值，但黃金和數字貨幣價格持續攀升，那麼，世界貨幣體系是否會發生變化？顯然，這是一些貌似簡單的現實問題，似乎 15 分鐘的思考甚至嘲笑市場的非理性就足以使我轉向更有價值的閱讀。但是，就是這些簡單問題，伴隨著我度過足足 5 個小時的車程。這是因為，這些貌似簡單的問題並不能從厚厚的手冊中找到完全能說服我的答案。

夕陽中，當我們三人在江南某個小站的站台上，拖著長長的影子向出站口走去的時候，我看著身邊呼嘯加速駛向上海的列車，對妻子說了一句話——“可能，我教過的貨幣經濟學存在部分基礎性 bug（瑕疵），我觀察到的事實、所做的工作與所講的課程完全是兩個樣子”。

一向願意鼓勵我且同樣長期從事過金融學教學工作的妻子充滿期待地對我說：“那你就照你認為的樣子重寫貨幣經濟學好了。”

“好吧，但是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對。”我鄭重其事地點點頭。

“那也不一定錯啊，試試總沒錯！”女兒聽到我們的對話，俏皮地插話。

值得一試。但是，當時我完全沒有認真考慮這件事情的可行性。系統性的工作需要系統性的時間支援，看來，我只能利用零碎的時間實現思維的拚湊。好在我可以跟我的學生——劉學博士進行碎片式的觀點交流，再從彼此的砥礪中凝練不同（雖然不一定完備）的視角，提煉真正有價值（雖然不一定正確）的觀點。

至少在經濟學領域——我不知道其他學科如何——在系統訓練的基礎上，直覺是十分重要的東西。有一部藝術性很強的電影——《美麗心靈》，以數學家約翰·納什（John Nash)為原型，從我的非藝術性角度去理解，就是說明了直覺的重要性。在我 30 年的職業生涯中，15 個年頭在高等學校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貨幣金融學》（使用過黃達、周升業和曾康霖、Mishkin 以及陳學彬版本）、《微觀經濟學》（使用平新喬、Varian 以及面向博士生的 Mas-Colell、Whinston 和 Green 版本）、《宏觀經濟學》（使用 Mankiw、Romer 以及選講章節的 Ljungqvist 和 Sargent 版本）、《數理經濟學》（使用 Takayama 版本）、《貨幣經濟學》（使用 Walsh 版本）等理論課程和《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使用我依據在商業銀行的工作經驗自編的講義，參考曾康霖版本）、《信用風險管理》（使用 Colquitt 版本）等實操性課程，另外 15 個年頭在中央銀行、外彙管理部門、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機構從事政策製定和管理工作。一個揮之不去的直觀感受是：貨幣經濟學教學與貨幣金融政策實踐之間始終存在一道難以踰越的鴻溝。當然，我在教書的時候，就按教科書給學生講；在從事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研究以及提供政策執行建議的時候，就按政策規則經驗提出操作建議。但是，在 2020 年 8 月的那個傍晚，我下決心用可能 10 年的時間來致力於彌合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鴻溝。

下這個決心需要勇氣。一方面，凡涉及框架性重構的理論研究所製造的對立面不是一兩個人，而是幾代甚至十幾代人——比如我在北京、深圳、成都、廣州漂泊間幾乎須臾不離的《貨幣經濟學手冊》中的所有令人尊敬的學者。這會讓我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具備尋找貨幣世界真理的現實條件。另一方面，科學思維中最投機取巧的做法是“舉一反例”以推翻既有定理，但是創建某種新的認識框架要艱難得多。這就是我對 Wray（2012）所著的《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y Theory，MMT）抱有高度敬意的原因。恰如 Keynes（1936）所說：“經濟學家或政治哲學家的思想，無論正誤，都比人們通常相信的更加有力”，因此，我堅持的貨幣經濟學批評（critique）實際上應該是一種框架的創建，而非一句話否定一個框架。（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貨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