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筆下的鄉愁:150萬字裡的八公分村巨變

鄉土作家筆下的村莊變遷

鄉土文學作家黃孝紀出版10本書、150萬字,記錄家鄉八公分村的歷史變遷,呈現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碰撞,保留在時代背景下遠去的鄉土記憶。

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今年55歲的黃孝紀是一名鄉土文學作家,八公分村是他的家鄉。18歲那年,他成為村里第一個通過高考「走出農門」的人。此後三十餘載,他在城市間輾轉奔波,與家鄉的聯絡日漸稀疏,而內心的鄉愁愈發濃烈。

八公分村。本文圖片除標註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八公分村。本文圖片除標註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湖南省永興縣八公分村是典型的南方村莊,黃孝紀在這裏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經歷了人民公社大集體、分田到戶、工業化和城鎮化等社會變革。從掙工分、單幹到打工潮,傳統農耕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化;高鐵呼嘯而來,六百多年閉塞安寧的八公分村,經歷拆遷和新農村建設後邁向振興之路。

「我常想,我能為故鄉做些什麼呢?」黃孝紀在「八公分系列」《老去的村莊》一書中寫道,自己關於家鄉的情感和記憶,如同村前那條小河一直流淌。一方面,他為鄉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欣喜;另一方面,他對一些傳統農耕文化的凋零感到憂慮。

「我想記錄一個鄉村在時代背景下的變遷,保留那段鄉土記憶。」近日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黃孝紀說,他堅持以八公分村為樣本進行寫作,呈現中國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之間的衝突和融合,也為當前的鄉村振興提供某些參考。

童年時光:鼎罐、接生娘、露天電影  

「鼎罐回來了呀!」

 黃孝紀回村拜年。 黃孝紀回村拜年。

2024年正月初五,黃孝紀提著拜年禮包,從縣城回到八公分村。巷道邊幾位曬太陽的老嬸見到他便熱情招呼。

「鼎罐」,是當地做飯的一種鐵製器具,也是黃孝紀幼時的外號。

他還在繈褓時食量就不小,尤其愛吃母親咀嚼的飯糰。接生婆逗他:「以後怕是能吃下一鼎罐飯!」於是,黃孝紀便有了「鼎罐」稱號。

「村里男女老少都這樣叫我,我以前很惱火的。現在聽起來很親切。」黃孝紀笑道。

 黃孝紀在村莊的石板巷里。 黃孝紀在村莊的石板巷里。

1969年黃孝紀出生時,母親39歲,父親56歲。他有三個姐姐。實際上,他母親孕育過12個孩子,有8個在出生前後夭折。

那時,村里的婦女都在家生孩子,一般由接生婆——俗稱「接生娘」來接生。黃孝紀曾有兩個未曾謀面的姐姐,出生後因「臍風疾」而夭折。

「過去新生兒成活率低是由於醫療條件差,接生娘缺乏醫學常識。」黃孝紀在書中記載,那時的嬰兒出生後,接生婆處理臍帶,或是找一把家用的剪刀剪斷,或是用食指將臍帶繞一圈扯斷,或是用尖銳的指甲掐斷,然後用苧麻絲紮住傷口就完事。這容易造成臍帶傷口感染甚至導致破傷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黃孝紀的大姐是村里最後一位接生娘——那時也叫接生員,經過衛生部門培訓。九十年代後,鄉村通了公路,產婦分娩前會送到鄉鎮衛生院,新生兒夭折的事便極少發生了。

醫療條件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促進了人口增長。據原村幹部黃孝餘介紹,八公分自然村的人口,從1958年268人,增加到現在的920餘人。

距縣城40公里的八公分,是位於山嶺下的狹長村落,村民都姓黃。關於村名,黃孝紀記載了一段難以考證的傳說——開村始祖有七個兒子、一個遺腹子,八人平分財產,遂有「八公分」之名。

1958年,我國的鄉鎮建立人民公社。八公分屬於紅星公社羊烏大隊,這裏成立了四個生產隊,直至25年後「大集體」解散。

八公分部分村貌。 資料圖八公分部分村貌。 資料圖

那時期的村莊面貌,像一幅山水畫印在黃孝紀腦海。村中巷道鋪著青石板,兩邊是土坯房或青磚房,坪地上的古樹枝葉繁茂;村里人來人往,朝門和宗祠是主要公共場所;村前有一條四季不枯的河,對岸是成片的稻田和油茶林。

 宗祠是村里置辦紅白喜事宴席的場所。 宗祠是村里置辦紅白喜事宴席的場所。

孩時的黃孝紀,常常和小夥伴在村前的稠樹下玩貓捉老鼠,或者五六個人環抱宗祠邊的老楓樹,仰望枝上的喜鵲窩;孩子們有時在石板巷展開彈弓「大戰」,有時結伴去田里捉泥鰍,有時跳到河裡游泳嬉戲……過年或其他節日來臨,則可以看戲,看耍獅子、舞龍燈。

1974年八公分村通了電。村後的古樟樹上掛起了大喇叭,廣播里不時傳出大隊幹部的聲音和激昂的歌曲。

通電幾年後,「電影」成為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新事物,公社電影隊有時會來村里放電影。

露天電影的場地選在村南的禾場。銀幕掛在屋牆上,禾場中間的八仙桌擺著放映設備。晚飯過後,村里男女老少帶著凳子,密密麻麻地坐在禾場上,孩子們則佔領了銀幕前方的空地。放電影之前,大隊支書拿著話筒作指示,這時的孩子們最煩燥。支書講完一大通話,電影終於開演。

黃孝紀至今還記得不少兒時看過的影片,比如《地道戰》《洪湖赤衛隊》《小兵張嘎》等。《少林寺》放映後,生性頑皮的「鼎罐」黃孝紀,和一幫小夥伴比試功夫,時常弄得雞飛狗跳。

有時候,「鼎罐」會纏著大人,或約上一群夥伴,連夜走幾里路去鄰村看電影。

1985年前後,八公分有人買了全村第一台黑白電視機。主人將電視機擺到屋前空坪上,每晚幾十上百號人圍著觀看。這戶人順便辦起了代銷店,賣些日用品和零食。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彩色電視機進入尋常百姓家,農村的露天電影便很少見了。

 黃孝紀的堂兄堂嫂以「掛紅傳杯」的禮節招待來客。 黃孝紀的堂兄堂嫂以「掛紅傳杯」的禮節招待來客。

艱辛農事:掙工分、雙搶、吃「金子芋頭」

孩子長到七、八歲,就不能成天玩耍了,得幫家裡幹些輕活。黃孝紀對上山撿柴的印象很深。而到了十多歲,他就幫家裡「掙工分」了。

在那個年代,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社員們共同勞動,按「工分」分配。生產隊計工分一般有兩種方式——底工和定額工。底工指勞動一天的工分,年富力強勞動力的底工是十分。

「我父親底工是九分,母親是七分,二姐十三歲時的底工是三分五厘。」黃孝紀回憶,他和三姐當年是學生不屬勞動力,自然沒有底工,但可以掙定額工,就是完成一定勞動量計工分。比如割稻穀按面積計工分,摘油茶果按重量記工分。黃孝紀那時常參加一些定額工的農活,跟家人一起蒔田、割禾、摘油茶果……

村里的老井。受訪者供圖村里的老井。受訪者供圖

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得到推行。八公分打破集體時代「大鍋飯」,分田到戶。黃孝紀家當時五口人,分得兩畝多田。

中學時的黃孝紀成了家裡的重要勞力。最忙碌的農活,要數暑假時的「雙搶」——在立秋前搶收早稻、搶插晚稻。黃孝紀和家人每天早出晚歸,在火辣的太陽下割禾、打穀、拔秧、蒔田……晚上回到家筋疲力盡,第二天又得早起幹活。

當地有用油茶果榨油的傳統。每年霜降後,黃孝紀便和家人到山上摘油茶果。果子裝滿籮筐,一人一擔地挑下山。山坡陡峭無處放筐歇腳,累了也得咬牙堅持,要是一鬆勁籮筐翻倒,油茶果滾落山坡就無法收拾。

「扁擔壓在肩上,痛得呲牙咧嘴,腰椎欲折。」黃孝紀曾在書中回憶挑擔下山的情景。

幹農活得有力氣,得填飽肚子。八公分村人均稻田不足半畝,後來開荒種土豆——當地人叫「金子芋頭」。在黃孝紀記憶中,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家每年有一兩個月吃不上米飯,天天吃「金子芋頭」。以至後來一二十年他都不敢吃土豆,「實在吃怕了」。

年少時的黃孝紀最愛過年——能夠吃上好幾餐豬肉。那時幾乎家家都養豬,年底殺豬可計工分。「養豬的社員除了留一盆豬血,所有的豬肉和內臟都歸集體。」生產隊再按人口和工分來分豬肉。

一年中除了春節等重要節日,黃孝紀幾乎「聞不到肉味」。他母親偶爾從集市買回幾團白花花的油膩豬膏,切成塊後粘米粉煮熟,黃孝紀吃得「香噴噴」,能解饞一陣子。

黃孝紀家的收入,那時主要來自父母賣茶油,或者靠沒讀書了的姐姐去十裡外背杉樹,或者靠母親搓些苧麻線去賣。

黃孝紀母親生前使用的搓線瓦。受訪者供圖黃孝紀母親生前使用的搓線瓦。受訪者供圖

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解體,農村實行「政社分開」的鄉、村、組體制。八公分一度成為單獨的行政村,由洋塘鄉管轄。

分田到戶後,隨著雜交水稻推廣和農藥化肥的應用,八公分村解決了溫飽問題。2006年國家取消農業稅,農民負擔得到減輕,村民們交公糧、交稅成為歷史。

走出農門,走不出的鄉愁

在八公分村的南邊,至今尚存幾棟未拆除的青磚老屋。其中一棟「老廳屋」,是黃孝紀出生和童年時居住的地方。

 黃孝紀童年時居住的老廳屋。 黃孝紀童年時居住的老廳屋。

推開「老廳屋」陳舊泛黑的木門,裡面是荒廢多年的大廳,天井下長滿雜草。這房子解放後由集體分給黃孝紀父親和另外4戶社員,大廳側門裡是以前各戶居住的小房間。

「這上面以前貼滿我的獎狀。」黃孝紀指著一處斑駁的牆壁。牆內是灶屋。他筆下曾描述這樣的場景:全家人勞動一天回到家,灶屋裡點了一盞煤油燈,母親燒火煮飯,父親坐在長凳上抽土煙。「飯後我將煤油燈移到寬板長凳,雙膝跪地,伏在凳灶之間寫作業。有時一不小心,額前頭髮就被燈盞的火焰燒得焦臭。」

黃孝紀12歲時幫父親寫的建房用地申請。受訪者供圖黃孝紀12歲時幫父親寫的建房用地申請。受訪者供圖

黃孝紀的父母都是文盲,姐姐們只讀了小學。父母把讀書的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希望他將來吃上「國家糧」。

初中畢業後,黃孝紀考上永興縣三中。他每週從家裡帶一罐鹹菜,走30里山路趕到學校。和大部分同學一樣,他每餐到食堂用飯票打飯,端到寢室後夾鹹菜下飯。一罐鹹菜連續吃一週,得省著吃。

黃孝紀記得,那三年他帶得最多的鹹菜,是母親做的蘿蔔乾——有時是切成粒狀的酸蘿蔔丁,有時是醃製的蘿蔔條。

1987年,黃孝紀高中畢業。同屆的6個班只有7人考上大中專。分數比大專線差1分的黃孝紀,填中專誌願時報了建築學校,「以後可以為村里修橋」。

兩年後,從湖南省建築學校村鎮建設專業畢業的黃孝紀,分配到永興縣建材廠,成為「吃國家糧」的企業幹部。開心的父母殺了一頭豬去賣,給兒子買了一輛鬆鶴牌單車,讓他騎車風光地去上班。

那時建材廠效益不好,黃孝紀只領過兩個月滿額薪金,每月60元。廠里一年大部分時間停產,經常「放長假」。領不到薪金的黃孝紀面臨夥食費困難,他將新單車跟同事換了一輛舊的,由對方補些錢。過段時間,他把舊單車也賣了換夥食錢。後來,他乾脆回家幫父母務農,還能解決吃飯問題。

「我成了村里的反面典型,讀了書還不是回來當農民。」黃孝紀回憶。那時他除了回村務農,也多次去廣東打工。

青年時期的黃孝紀 受訪者供圖青年時期的黃孝紀 受訪者供圖

在廣州,黃孝紀四處輾轉沒找到工作,帶的錢快花完了,他有次只能在路邊的水泥涵管里蜷著過夜。「兩天只吃了一包餅乾、一碗麵,肚子餓得難受。我甚至對路邊的野狗啃一塊骨頭,都充滿了羨慕。」黃孝紀後來在書中回憶那段辛酸經歷:他在廣州火車站準備買票回家,身上僅有的二十元五角錢被幾個混混搶走。後來他揣著好心人給的1元錢,在郊區工地找到了堂兄黃三節。

當時三十多歲的黃三節是八公分村第一個打工人。1981年他南下廣州,在郊區做些挖土修溝的零工,後來裝修粉刷房子闖出一條路。此後掀起的打工潮中,八公分村的人外出務工大多到廣州「搞粉刷」。

當年黃孝紀跟著堂兄,在工地上挑水泥沙子做「小工」。有時他也被當地農民雇去幹農活,一天掙10元錢。

1993年,永興縣經濟開發區需要懂建築規劃的人,便把黃孝紀從建材廠調了過去。幾年後,他當上開發區規劃建設部的「小領導」。

黃孝紀用電腦寫作。黃孝紀用電腦寫作。

2006年,喜歡文字工作的黃孝紀成為《郴州新報》的記者。五年後,他去浙江做起了註冊房地產估價師。穩定下來後他開始寫作,他的文字世界總離不開養育他的八公分村。

正如他在文章中寫道:「縱然身處他鄉,故鄉一直在我心中,從未遠離。」

寫書立傳:村莊變遷,如何留下鄉土記憶

走出農門、成家立業後的黃孝紀,仍不時往返於城鎮與鄉村。

父母在鄉下務農,因此農忙時節他都會回老家幹活。

父母去世後,黃孝紀與家鄉的聯繫日漸稀疏,但每年清明和春節前後仍會趕回村里。

2006年,八公分村遇到建村六百年來的大事——拆遷,因為高鐵要進村了。武廣高鐵作為我國第一條長途高鐵幹線,其設計路線自北往南穿越八公分村。這裏作為沿線最大拆遷點,約一半人得拆遷。

黃孝紀家的房子被拆除。資料圖黃孝紀家的房子被拆除。資料圖

黃孝紀家的老宅也在拆遷之列,這是他父母1982年建的兩層瓦房——紅磚牆、黑青瓦、人字屋頂。黃孝紀是全村第一戶同意拆遷的,他領著4萬多元補償款,到村莊對面的安置點建了一層住宅。

此後,120多戶村民陸續搬遷到安置區,成片的老屋被拆除。兩年後,八公分村鋪設了2公里鐵軌,建成800多米長的高鐵橋——八公分大橋。

八分分拆遷後,分成了舊村和新村。影片截圖八分分拆遷後,分成了舊村和新村。影片截圖

2009年12月,武廣高鐵開通運營,每天一百多趟列車經過八公分村。鐵軌和高鐵大橋將村莊一分為二——105戶村民仍住在老村,拆遷的120多戶搬進新村。新村老村隔著河,相距數百米。

遷建的八公分新村,巷道寬闊、房屋整齊,建了廣場、池塘;自來水、水泥路、有線寬帶等設施得到完善。這裏成為當地新農村建設的示範點。

家鄉的變遷,令黃孝紀感觸頗深。他經歷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戶、改革開放、工業化與城鎮化等時代變革,傳統農耕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已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他為鄉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欣喜,另一方面,他看到傳統村莊正在「老去」:勞動力外出務工,老人孩子留守村莊;大量農民不再種田,不少土地被拋荒;泉流被工程截斷,古樹被砍伐,老建築被剷除,傳統文化繼承乏力……

黃孝紀認為八公分是時代變遷的縮影,體現了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和交彙。他決心用文字保留遠去的鄉土記憶——為家鄉寫書立傳。

對於寫書,黃孝紀並不陌生。小時候村里有位老人去世,他跑過去,看到一本書遮住死者的臉——這是當地習俗。黃孝紀便對母親說:「媽媽你以後死了,我也要寫本書蓋在你臉上。」

黃孝紀31歲時出版的詩集。黃孝紀31歲時出版的詩集。

「當時我母親聽了很高興。」黃孝紀回憶。他從小酷愛文學,在廣州街頭流浪時也懷揣《葉賽寧詩選》。2000年,31歲的他和另一位詩人合作出版了《雙鵠集》。半年後,母親去世。黃孝紀將自己的詩集翻開,蓋在母親臉上。入殮後,他用薄膜包著書,放在了母親枕邊。

2012年,黃孝紀遠赴浙江工作,倍加思鄉的他開始寫思憶家鄉的文章。他每天淩晨四點起來,寫到八點再去上班。

2018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晴耕雨讀 江南舊物》出版,獲得孫犁散文獎。一年後出版的《瓦簷下的舊器物》獲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黃孝紀近年出版的「八公分系列」散文集。黃孝紀近年出版的「八公分系列」散文集。

2019年黃孝紀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此後他陸續寫作出版了《老去的村莊》《八公分的時光》《故園農事》等散文集。他的《一個村莊的食單》獲冰心散文獎,《節慶里的故鄉》等四本書入選全國農家書屋重點出版物推薦目錄。

2024年初,黃孝紀寫完《莊嫁人》一書。至此,他用12年時間,以家鄉八公分村為樣本寫了10本書150萬字,在散文界聲名鵲起。他寫家鄉的人物、器物、食物、生物和節慶、民俗等,展現上世紀七十年代至本世紀初的鄉村風貌和變遷。

「在劇烈的社會轉型期,‘八公分系列’無疑將成為記錄當代中國南方鄉村生態及社會變遷的重要文學樣本。」作家王躍文如此評論。

黃孝紀的多本散文集被廣西人民出版社列為「中國鄉存叢書」。該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白竹林告訴澎湃新聞,將繼續與黃孝紀合作,為後人留下更多鄉土記憶,「黃老師從農村出來的,有大地的本色。」

陽春三月,大地回暖,八公分村的山嶺田野綠意盎然。黃孝紀曾在《柏樹有多少種死法》一文中,為家鄉七八棵古樹在分田到戶時被砍而惋惜。令他欣慰的是,村後那棵半枯的古樟,幾年前已貼上保護標籤。

走到村子對面,黃孝紀爬上陡峭的山坡,眼前一片鮮嫩的油茶樹。「林權證上寫著我名字呢。」他告訴記者,這片15畝的油茶林曾毀於一次火災,沒想到十多年過去,燒過的山嶺上又長出一株株新樹。

 高鐵列車駛過八公分村。 高鐵列車駛過八公分村。

站在油茶山,對面的八公分村盡收眼底,不時有高鐵列車從舊村、新村之間呼嘯而過。談到家鄉變遷,黃孝紀認為,經過農耕與工業兩種文明的衝突、交融,今後的鄉村必然形成物質與精神契合發展的社會生態。

至於八公分的故事,黃孝紀表示會繼續寫下去,他已樂此不疲,「就像有挖不盡的富礦,等著我來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