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的工作讓人討厭

    淩晨兩點半，我在加班中迎來了星期日。合上筆記本電腦，隱約想到明天就要開始新的一週，我整個人就像真空壓縮袋里的被子，癟癟地癱倒在椅子上。不禁自問：為了職場的無用工作犧牲週末和睡眠，如此辛苦奔忙到底有何意義？

    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中發問：40%的工作沒意義，那勞動的價值到底是什麼？這一問，戳中了多少「打工人」的心。他犀利地將類似工作稱為「狗屁工作」，這些工作不一定有多麼辛苦或者低薪，而是工作本身毫無意義可言，即使看起來可能光鮮亮麗，但是對世界其實毫無貢獻，甚至讓人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越忙碌，越空虛。

    事實上，無意義和過度勞動的工作，已經成為一種泛化的社會事實。放眼世界，勞動時間增長、企業降本增效、個人休閑被擠壓和異化、社會競爭加劇，整體大環境生產著焦慮感和危機感。再看看周圍的普通人，不少人抱怨自己終日忙碌加班卻仍感到庸碌無為，到頭來離自我價值的實現漸行漸遠。

    勞動不僅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前提條件，也是根本途徑。無意義的工作崗位湧現、勞動時間無限延長，這兩種現象按理來說是不應該出現的，它違背了經濟學的理性，也背離了思想家們的預言。

    首先來看工作意義。馬克思曾經提出，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然後再來看勞動時間。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簡尼斯曾預言，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會大幅縮短，而休假的時間將會大幅延長。這種本質屬於「科技取代勞動」的預言至今仍然存在，而且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甚至成為了一種主流的聲音，併發展為對勞動力就業的擔憂。但事實上，這與當前的現實環境和社會大眾的個體經驗仍然存在不小的錯位。這種預言，也許代表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賽前分析性和希望感，但是對於理解我們當下的真實生活卻無甚幫助。

    正如格雷伯所感慨的，關於工作效率提升能解放人類勞動的宏大敘事，雖然與個體經驗不符，但因其邏輯縝密、聲量巨大，往往會促使人們主動忽視自己的實際經驗，甚至否定自身感受的正當性。

    我們不妨嘗試像格雷伯一樣回歸個體的現實生命經驗，在指責年青人「躺平」「佛系」「摸魚」之前，先瞭解一下：新一代職場人面對的是什麼性質的工作？一份工作除了賺錢，還有其他價值嗎？如果一份工作讓人感到沒有價值感，又如何指望從業者愛崗敬業、全情投入？

    我隨機訪談了幾位年青人，他們的關注點都很具體而真實：通勤時間是不是太長，工作內容是否重覆單調，上司是否日常批評下屬多於肯定支持，工作任務是不是能有成就感，自己是否擅長崗位職責，當然還有薪資水平能否支持北漂生活……如果不能滿足年青人對理想工作的具體期待，工作的獲得感和價值感就找不到紮實的落點。

    歸根結底，年青人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希望工作帶來的剝奪感大於獲得感。一份合理的工作，應當讓人覺得有尊嚴，不過分侵擾你的休閑時間和私人生活；應當有價值，讓你在每天醒來時可以找到奔赴的自驅力。意義感要麼來自工作，要麼來自工作之外的生活。前者需要工作本身可以提供使命感、支持自我實現、創造社會聯結，後者則需要職場有效保障勞動者的工作權益，合理限制工作時長。

關山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3月27日 04 版